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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亞大屠殺 (1965年—19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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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966年印度尼西亞大屠殺
冷戰的一部分
反印度尼西亞共產黨讀物
位置 印度尼西亞
日期1965年－1966年
目標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成員、共產主義同情者、婦女組織格瓦尼（Gerwani）成員、工會會員、爪哇族阿邦甘（Abangan）、印尼華人、無神論者、左翼分子[1][2]
類型政治迫害、濫殺和種族清洗[3]
死亡500,000[4]:3–1,200,000[4]:3[5][6][7]
主謀印度尼西亞軍隊和各種處決小隊，背後有美國、英國和其他西方政府的協助和鼓勵[8][9][10][11] [12][13]
印度尼西亞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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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時代
爪哇猿人距今1,000,000年前
佛羅勒斯人距今94,000年
–12,000年前
多峇大災難距今75,000年前
布尼文明（英語：Buni culture）公元前400年
印度教–佛教王國
古泰300年代
達魯馬（英語：Tarumanagara）358年–669年
訶陵6世紀–7世紀
三佛齊8世紀–13世紀
夏連特拉9世紀–10世紀
巽他669年–1579年
馬打蘭752年–1006年
固里班1006年–1045年
諫義里1045年–1221年
信訶沙里1222年–1292年
滿者伯夷1293年–1500年
伊斯蘭蘇丹國
特爾納特1257年至今
蘇木都剌1267年–1521年
馬六甲1400年–1511年
井里汶1445年–1677年
淡目1475年–1548年
亞齊1496年–1903年
帕迦魯榮（英語：Pagaruyung Kingdom）1500年–1825年
萬丹1526年–1813年
馬打藍1586年–1755年
華人公司聯邦
和順共和國1776年–1854年
蘭芳共和國1777年–1854年
三條溝公司（英語：Santiaogou Republic）1777年–1853年
殖民時期
葡萄牙入侵（英語：Portuguese colonialism in Indonesia）1512年–1850年
荷蘭東印度公司1602年–1800年
荷屬東印度1800年–1942年
日據時期1942年–1945年
獨立戰爭1945年–1950年
獨立時期
民主自由時期（英語：Liberal democracy period in Indonesia）1950年–1957年
民主引導時期（英語：Guided Democracy in Indonesia）1957年–1965年
蘇哈托時期1966年–1998年
後蘇哈托時期（英語：Post-Suharto era）1998年至今

1965-1966年的印度尼西亞大屠殺（印尼語：Pembunuhan Massal Indonesia & Pembersihan G.30.S/PKI），也稱為印度尼西亞種族滅絕、印度尼西亞反共大清洗，是指發生在印度尼西亞，在美國以及其它西方國家的支持下，受印尼軍隊及政府的煽動，針對當地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成員、共產主義同情者、婦女組織格瓦尼（Gerwani）成員、工會會員、爪哇族阿邦甘（Abangan）、印尼華人、無神論者、左翼分子的大屠殺以及城市暴動。此次大屠殺開始於一次有爭議的共產主義者的政變，即九三〇事件後，反共者針對共產主義者的肅清。據估算，事件的受害者約為50萬到100萬，部分來源的數據高達200到300萬。大清洗發生在全球冷戰的背景之下，是對共產主義者和親共者的政治清算，也是印尼政府由舊秩序邁向新秩序的關鍵推動事件。此次事件導致了蘇加諾的下台，開啟了蘇哈托為期三十多年的威權獨裁統治。

政變（即九三〇事件）失敗，印尼民眾有了釋放其壓抑許久的反共情緒的出口。他們所支持的印尼陸軍隨即也走在了清洗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路上。除此之外，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的情報機構在當地發動了反對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黑色宣傳。冷戰期間，美國政府及其西方集團的盟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將各國納入其勢力範圍並削弱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的影響力。英國則尋求機會，想要參與了印尼 - 馬來西亞對抗，卷進與前英帝國殖民地，大英國協成員之一，其鄰國馬來亞聯合邦戰爭的蘇加諾政府下台。

政治、經濟和軍事領域的共產主義者們被屠戮，印度尼西亞共產黨自身難保，被強行解散。屠殺始於1965年十月，叛亂發生後的數周，由首都雅加達起，擴散到中爪哇省的中東部，直至峇里省。屠戮事件在1966年年初達到高潮，之後便逐漸平息。數千位當地民兵以及陸軍參與了屠殺——無論對象是否為共產黨人。全國各地殺戮四起，印尼共在中爪哇省中東部，蘇門答臘北部的據點損失殆盡。可能有超過一百萬人在一次或數次行動中被監禁。蘇加諾在宗教、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上實施的「指導式民主」（參見蘇加諾 - 執政）被瓦解，他最重要的支持者——印尼共被軍隊以及伊斯蘭主義者清剿，而軍隊勢力此時正如日中天。1967年三月，蘇加諾被印度尼西亞臨時議會褫奪了他的總統權力，蘇哈托被任命為臨時總統。1968年三月，蘇哈托正式當選總統。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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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尼西亞獨立後，蘇加諾憑藉著其「指導式民主」政策以及與其創造的團結印度尼西亞各方勢力的「納沙貢」獲得了廣泛支持。然而，隨著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影響力的上升和日益增強的戰鬥力，以及蘇加諾對共產主義的支持，引起了穆斯林和軍隊的嚴重擔憂，而這種擔憂隨著冷戰的加劇而加深。[14]作為世界第三大共產黨，印尼共產黨擁有約30萬名幹部和約200萬名正式黨員。[15]印尼共產黨一直試圖推廣土地改革並減少伊斯蘭教對政治的干預，並威脅到了穆斯林神職人員的社會地位。[16]蘇加諾還要求政府雇員學習他的「納沙貢」理念以及馬克思主義理論，同時會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決定從中國訂購武器裝備並組建一支民兵組織，稱為第五軍，並打算親自指揮。他在一次演講中宣稱，他支持革命團體，無論他們是民族主義者、宗教主義者還是共產主義者，他說：「我是共產黨的朋友，因為共產黨是革命的人民。」[17]1964年10月，他在開羅舉行的不結盟運動峰會上表示，他目前的目標是推動整個印度尼西亞政治向左轉，從而消除軍隊中可能對革命構成危險的「反動」分子。[18]

1955年，蘇加諾在印尼萬隆主持召開了萬隆會議。大部分亞洲和非洲前殖民地國家參加了這次會議。儘管這次會議主要討論了保衛和平，爭取殖民地獨立和發展經濟等各國共同關心的問題，而不是共產黨代表大會，但這足以讓美國對蘇加諾產生懷疑，認為他有強烈的共產主義同情心甚至支持共產主義。[19]與此同時，印尼共產黨在印尼變得非常受歡迎，因此，在整個20世紀50年代的印度尼西亞選舉中，印尼共產黨的表現越來越好。它比其他政黨腐敗程度低，而且信守承諾。[19]

早在1958年，西方國家就推行鼓勵印尼軍隊對印尼共產黨和左翼採取強力行動的政策，這些政策包括旨在損害蘇加諾和印尼共產黨聲譽的秘密宣傳運動，以及向軍隊內部反共領導人提供情報以及軍事和財政支持。[20]美國中央情報局曾考慮暗殺蘇加諾，但並沒有實施。[19]

九三〇政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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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哈托(最右側)在九三〇政變中被處決的將領的葬禮上

1965年9月30日夜晚，一群自稱代表「九月三十日運動」（Gerakan 30 September, G30S）的軍人與文官武裝分子突襲雅加達，綁架並殺害了六名高級將領。他們宣稱此舉是為了保衛蘇加諾總統免於一場由親西方、反共將領策劃的「將軍議會政變」。這場行動的背後，是印尼共產黨（PKI）內部的一個祕密軍事網絡，其關鍵策劃者為 Sjam——黨內專責滲透軍方的高層幹部。他與參謀中校 Supardjo 及總書記 Aidit 密切合作，組織了這場突襲，但整體計畫倉促且缺乏統一指揮，既未通知黨內全體，也未獲蘇加諾明確授權。

當時的蘇加諾身體狀況已日漸衰弱，患有腎疾與頻繁昏厥，印共與其盟友擔心其逝世後右翼軍方將全面接管政權，因此決定先發制人。然而政變行動從一開始便暴露出領導力薄弱、情報失誤與軍事部署上的嚴重問題。在綁架軍官後，叛軍部隊佔領雅加達市中心獨立廣場與部分政府設施，卻未有效控制通訊設施，甚至錯過了戰略預備部隊（KOSTRAD）所在地——廣場東側的關鍵據點。這一失誤讓當時指揮該部隊的少將蘇哈托得以迅速部署軍隊，幾乎不費一兵一卒地奪回市區。蘇加諾在初期尚未譴責政變者，試圖調停，然而由於計畫失敗迅速、將領被殺、指揮體系潰散，他很快被迫接受現實。短短幾日內，軍隊實權已被蘇哈托掌握，他以「恢復秩序」為名，主導軍方取締運動，並將其描繪為對國家安全的極大威脅。[21]

儘管九三零運動僅局限於雅加達，實際死亡人數僅12人，且在10月上旬社會秩序並未陷入混亂，也沒有群眾性暴力行為，蘇哈托卻迅速將事件定性為共產黨策動的大規模全國性政變。根據歷史學者約翰·魯薩（John Roosa）在《大屠殺的藉口》（Pretext for Mass Murder）中的研究，印尼共產黨內部確有少數成員與部分軍官密謀政變行動，但計畫極為潦草、缺乏群眾動員，也未獲得全黨授權，更無中國的直接操控。Roosa 透過 Supardjo 的口供與 Sjam 的供詞重建事發過程，指出整場行動是一場局部的、孤注一擲的軍事冒險。南洋理工大學學者周玉茂（Tamao Zhou）則補充指出，九三零運動失敗後的最初三週，軍方在雅加達表現出克制姿態，仍維持與蘇加諾總統的名義合作，然而這段「暴風前的平靜」很快被有組織的宣傳與血腥行動取代。

10月5日，恰逢武裝部隊紀念日與六名將領的國葬之日，蘇哈托指揮的軍方正式啟動全國性軍事宣傳行動，將PKI與謀殺、酷刑與閹割等極端暴力圖像相連結，並迅速控制媒體、封鎖蘇加諾發聲管道。這場宣傳儘管大量採用虛構、誇張與偽造證據，卻成功地煽動起長年累積的反共情緒。正如美國情報檔案解密後所證實的，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與澳大利亞）在10月後期即掌握每日數以千計的處決資訊，卻選擇噤聲，甚至默許軍方的鎮壓行動。學者Jimmy Davidson 根據澳洲外交文件指出，澳大利亞駐雅加達人員在1965年10月的報告中提到，東爪哇與峇里島出現每日約1,500人的大規模屠殺，遠早於蘇哈托政權後來所宣稱的「自發性報復」。

而蘇加諾本人在10月與11月數度發表演講反對軍方清洗，痛批其為「為殺老鼠而燒掉整棟屋子」，卻無力阻止局勢發展。[22]印尼總統的名義仍保留，但權力實際上已被蘇哈托牢牢掌控。事件發生數月後的1966年初，康奈爾大學的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和露絲·邁克維伊（英語：Ruth McVey）在撰寫的研究報告中就指出：軍方對印共的大規模逮捕與屠殺，實際是在九三零事件發生三週後才逐步升級，並非如軍方所稱是人民「義憤而起」的即時反應。軍方以謊言與宣傳奠定政治正當性，為接下來幾十萬人的死亡開啟血路，也為蘇哈托政權的合法性建構奠定基礎。

政治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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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來的幾周里，陸軍撤換了他們認為同情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文職和軍事高級領導人。[23]慢慢地，議會和內閣中蘇加諾的擁護者被清除，那些與印共有聯繫的人被剝奪了他們的職位。[24]大批的印共主要成員被捕，其中一些人被草率處決。[24]軍隊領導在雅加達組織了示威活動，印共位於雅加達總部也在10月8日被燒毀。在軍隊高層的支持下，大批的反共青年團體成立，包括軍隊支持的印度尼西亞學生行動陣線（英語：KAMI (Indonesia)）（KAMI）、印度尼西亞青年和學生行動陣線 （KAPPI） 和印度尼西亞大學校友行動陣線 （KASI）。在雅加達和西爪哇，超過10,000名印共黨員和領導人被捕，其中包括著名小說家普拉姆迪亞·阿南達·杜爾。

最初的死亡事件發生在印尼軍隊與印尼共產黨之間有組織的衝突中，其中包括一些同情共產主義並抵制蘇哈托將軍鎮壓的印尼武裝部隊和警察部隊。由於印尼共產黨大力招募新成員，海軍陸戰隊、空軍和警察機動旅的許多軍人甚至指揮官都加入過或是與印尼共產黨極其附屬組織有密切聯繫。10月初，戰略司令部和由薩爾沃·埃迪·維博沃（英語：Sarwo Edhie Wibowo）上校領導的印尼人民武裝警察總隊准突擊隊被派往大力支持印尼共產黨的中爪哇，而忠誠度不確定的陸軍軍人則被強制退伍。與此同時，西利旺義師被部署到雅加達和西爪哇，這兩個地區與中爪哇和東爪哇不同，相對而言沒有受到大規模屠殺的影響。在中爪哇高地和茉莉芬周邊，印尼共產黨以這些地區為中心建立一個對立政權。然而，隨著蘇哈托派出的軍隊控制了局勢，人們普遍擔心美國和中國支持的派系之間會發生內戰，但這種擔憂很快就煙消雲散了。在蘇哈托部署的部隊抵達後，許多不支持蘇哈托的指揮官選擇不參戰，儘管蘇帕爾喬（英語：Soepardjo）將軍等一些人進行了數周的抵抗。

隨著蘇加諾政權的瓦解，蘇哈托在政變後開始掌握權力。印尼共產黨的全國最高領導人被追捕和逮捕，許多領導人均被草率處決。10月初，印尼共產黨主席迪帕·努桑塔拉·艾地逃往中爪哇，但在11月22日便被支持蘇哈托的部隊逮捕並處決。曾在蘇加諾政府中擔任高級顧問的印尼共產黨領導人恩喬托（英語：Njoto）於11月6日左右被槍殺，印尼共產黨第一副主席M.H.盧克曼（英語：M. H. Lukman）在次年四月被殺。

外部勢力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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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CIA於1962年的一份備忘錄，就清算蘇加諾這一問題上，美國及英國政府的意見高度一致。當時印尼反共政府與美國陸軍的聯繫相當密切——後者為前者培訓了超過1,200名軍官，「包括高級軍官」，以及相關的武器和經濟支持——但CIA否認其參與了屠戮。2017年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與美國國家解密中心（National Declassification Center）解密的政府檔案顯示，美國對「九三〇事件」屠殺過程知情且暗中支持，並曾向印尼軍隊提供金錢、武器和印尼共產黨官員的名單，卻刻意保持沉默，誣陷北京當局。文件更指出，印尼軍方編造了中國共產黨企圖指使印尼共發動政變的謠言[25]。CIA 在1968年一份高度機密的報告中陳述，此次大屠殺「與1930年代的蘇聯大清洗運動，二戰中的納粹種族大屠殺，1950年代的中國土地改革運動，並列為20世紀最慘無人道的大屠殺」[26][27][4]:183。

被誇大的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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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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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地區，當地的印尼華人被殺害，他們的財產被搶劫和焚燒，這是反華種族主義的結果​​，藉口是迪巴·努山達拉·艾地讓印尼共產黨更接近中華人民共和國。印尼華裔歷史學家伊塔·法蒂婭·納迪亞 (Ita Fatia Nadia) 在《雅加達郵報》上表示，她的父親是一名「帕圖克青年」，也是一名印尼社會黨黨員。1965年10月，她七歲時，印尼陸軍士兵來到她位於日惹的家進行檢查，隨後他便失蹤了。她還記得，在上學的路上看到屍體，意識到失蹤的家人和鄰居都被殺了，後來她母親告訴她不要管這件事[28]。

20 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初，峇里島上也出現了傳統種姓制度支持者與反對傳統價值觀者（尤其是印尼共產黨）之間的衝突。印尼共產黨被公開指責致力於摧毀該島的文化、宗教和性格，而峇里人和爪哇人一樣，也被敦促摧毀印尼共產黨。峇里島辛加拉惹和登巴薩鎮的所有華人店鋪均被摧毀，許多涉嫌為「蓋世太保」提供經濟支持的店鋪業主被殺害。1965年12月至1966年初，估計有8萬峇里族人被殺，約占當時該島人口的5%，所占比例高於印度尼西亞其他任何地方[29]。

在西加里曼丹，1967年屠殺結束後，當地的達雅克人將45,000名華人從農村地區驅逐出去，造成2,000至5,000人死亡。華人拒絕反擊，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是「別人土地上的客人」，目的只是進行貿易[30][31] 。

以反華之名掩蓋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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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約翰・魯薩（John Roosa）向德國之聲解釋，當年的反共大屠殺是針對印尼共產黨而來，並非華人，過去曾有論述將該事件塑造成「反華種族清洗」或「屠華事件」，都是不對的。

對印尼華人的歧視在蘇門答臘和加里曼丹的屠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這些屠殺被稱為種族滅絕。Charles A. Coppel 對這種說法提出了嚴厲批評，他認為西方媒體和學者不願面對他們所支持的反共議程的後果[32] ，而是把印尼種族主義當成替罪羊，並誇大其詞地聲稱有數十萬或數百萬印尼華人被殺[33] 。Charles A. Coppel 在一篇題為「從未發生過的種族滅絕：解釋1965-1966年印尼反華大屠殺的神話」的文章中談到了這種歪曲的報道。Coppel在1998年5月騷亂的報道中也看到了同樣的偏見，當時人道主義志願者團隊指出，非華裔搶劫者占被殺人數的大多數[34] 。他的論點繼續引發爭論[35]。

據估計，約有2,000名印尼華人被殺害（反共大屠殺總死亡人數估計在50萬至300萬人之間），有記錄顯示，在望加錫、棉蘭和龍目島發生了屠殺[36]。Robert Cribb和Charles A. Coppel指出，在清洗期間，實際上只有「相對較少」的華人被殺害，而大多數死者都是印尼原住民[37] 。華人的死亡人數達數千人，而印尼原住民的死亡人數則達數十萬。被屠殺的絕大多數人是峇里人和爪哇人[33]。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周陶沫（Taomo Zhou）向德國之聲指出，「九三〇事件」對中共而言，雖然是外交上很大的挫敗，但卻被中共拿來政治動員文化大革命。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許多報刊稱印尼反共大屠殺是蘇哈托迫害印尼共、華人、華僑的行為，所以「國內群眾要繼續革命到底」，強烈譴責蘇哈托是「法西斯走狗」。[25]。

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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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蘇哈托政權下的鎮壓，大屠殺並沒有被列入印尼的教科書中，也沒有對此事做出反省。就意識形態而言，如何為大屠殺事件中所展現的民眾暴力做出一個完美的解釋，是所有學者所面臨的挑戰。為避免再次發生類似九三〇事件的動盪，「新秩序」政權採取保守主義，對已有的政治體系做出了嚴格的控制。在蘇哈托一派看來，由於共產主義本身及其所帶來的威脅，污名化（參見社會污名）以削減其影響力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了21世紀的今天。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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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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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 Eva-Lotta E. Hedman. Eva-Lotta E. Hedman , 編. Conflict, violence, and displacement in indonesia. SOSEA-45 Series illustrated. SEAP Publications. 2008: 63 [15 December 2011]. ISBN 978-0-87727-745-3. the role of indigenous Dayak leaders accounted for their "success." Regional officers and interested Dayak leaders helped to translate the virulent anti-community environment locally into an evident anti-Chinese sentiment. In the process, the rural Chinese were constructed as godless communists complicit with members of the local Indonesian Communist Party...In October 1967, the military, with the help of the former Dayak Governor Oevaang Oeray and his Lasykar Pangsuma (Pangsuma Militia) instigated and facilitated a Dayak-led slaughter of ethnic Chinese. Over the next three months, thousands were killed and roughly 75,000 more fled Sambas and northern Pontianak districts to coastal urban centers like Pontianak City and Singkawang to be sheltered in refugee and "detainment" camps. By expelling the "community" Chinese, Oeray and his gang... intended to ingratiate themselves with Suharto's new reg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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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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