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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大屠杀 (1965年—19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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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966年印度尼西亚大屠杀
冷战的一部分
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读物
位置 印度尼西亚
日期1965年－1966年
目标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员、共产主义同情者、妇女组织格瓦尼（Gerwani）成员、工会会员、爪哇族阿邦甘（Abangan）、印尼华人、无神论者、左翼分子[1][2]
类型政治迫害、滥杀和种族清洗[3]
死亡500,000[4]:3–1,200,000[4]:3[5][6][7]
主谋印度尼西亚军队和各种处决小队，背后有美国、英国和其他西方政府的协助和鼓励[8][9][10][11] [12][13]
印度尼西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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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时代
爪哇猿人距今1,000,000年前
佛罗勒斯人距今94,000年
–12,000年前
多峇大灾难距今75,000年前
布尼文明（英语：Buni culture）公元前400年
印度教–佛教王国
古泰300年代
达鲁马（英语：Tarumanagara）358年–669年
诃陵6世纪–7世纪
三佛齐8世纪–13世纪
夏连特拉9世纪–10世纪
巽他669年–1579年
马打兰752年–1006年
固里班1006年–1045年
谏义里1045年–1221年
信诃沙里1222年–1292年
满者伯夷1293年–1500年
伊斯兰苏丹国
特尔纳特1257年至今
苏木都剌1267年–1521年
马六甲1400年–1511年
井里汶1445年–1677年
淡目1475年–1548年
亚齐1496年–1903年
帕迦鲁荣（英语：Pagaruyung Kingdom）1500年–1825年
万丹1526年–1813年
马打蓝1586年–1755年
华人公司联邦
和顺共和国1776年–1854年
兰芳共和国1777年–1854年
三条沟公司（英语：Santiaogou Republic）1777年–1853年
殖民时期
葡萄牙入侵（英语：Portuguese colonialism in Indonesia）1512年–1850年
荷兰东印度公司1602年–1800年
荷属东印度1800年–1942年
日据时期1942年–1945年
独立战争1945年–1950年
独立时期
民主自由时期（英语：Liberal democracy period in Indonesia）1950年–1957年
民主引导时期（英语：Guided Democracy in Indonesia）1957年–1965年
苏哈托时期1966年–1998年
后苏哈托时期（英语：Post-Suharto era）1998年至今

1965-1966年的印度尼西亚大屠杀（印尼语：Pembunuhan Massal Indonesia & Pembersihan G.30.S/PKI），也称为印度尼西亚种族灭绝、印度尼西亚反共大清洗，是指发生在印度尼西亚，在美国以及其它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受印尼军队及政府的煽动，针对当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员、共产主义同情者、妇女组织格瓦尼（Gerwani）成员、工会会员、爪哇族阿邦甘（Abangan）、印尼华人、无神论者、左翼分子的大屠杀以及城市暴动。此次大屠杀开始于一次有争议的共产主义者的政变，即九三〇事件后，反共者针对共产主义者的肃清。据估算，事件的受害者约为50万到100万，部分来源的数据高达200到300万。大清洗发生在全球冷战的背景之下，是对共产主义者和亲共者的政治清算，也是印尼政府由旧秩序迈向新秩序的关键推动事件。此次事件导致了苏加诺的下台，开启了苏哈托为期三十多年的威权独裁统治。

政变（即九三〇事件）失败，印尼民众有了释放其压抑许久的反共情绪的出口。他们所支持的印尼陆军随即也走在了清洗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路上。除此之外，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情报机构在当地发动了反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黑色宣传。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及其西方集团的盟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将各国纳入其势力范围并削弱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英国则寻求机会，想要参与了印尼 - 马来西亚对抗，卷进与前英帝国殖民地，英联邦成员之一，其邻国马来亚联合邦战争的苏加诺政府下台。

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共产主义者们被屠戮，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自身难保，被强行解散。屠杀始于1965年十月，叛乱发生后的数周，由首都雅加达起，扩散到中爪哇省的中东部，直至巴厘省。屠戮事件在1966年年初达到高潮，之后便逐渐平息。数千位当地民兵以及陆军参与了屠杀——无论对象是否为共产党人。全国各地杀戮四起，印尼共在中爪哇省中东部，苏门答腊北部的据点损失殆尽。可能有超过一百万人在一次或数次行动中被监禁。苏加诺在宗教、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上实施的“指导式民主”（参见苏加诺 - 执政）被瓦解，他最重要的支持者——印尼共被军队以及伊斯兰主义者清剿，而军队势力此时正如日中天。1967年三月，苏加诺被印度尼西亚临时议会褫夺了他的总统权力，苏哈托被任命为临时总统。1968年三月，苏哈托正式当选总统。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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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尼西亚独立后，苏加诺凭借着其“指导式民主”政策以及与其创造的团结印度尼西亚各方势力的“纳沙贡”获得了广泛支持。然而，随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影响力的上升和日益增强的战斗力，以及苏加诺对共产主义的支持，引起了穆斯林和军队的严重担忧，而这种担忧随着冷战的加剧而加深。[14]作为世界第三大共产党，印尼共产党拥有约30万名干部和约200万名正式党员。[15]印尼共产党一直试图推广土地改革并减少伊斯兰教对政治的干预，并威胁到了穆斯林神职人员的社会地位。[16]苏加诺还要求政府雇员学习他的“纳沙贡”理念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会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决定从中国订购武器装备并组建一支民兵组织，称为第五军，并打算亲自指挥。他在一次演讲中宣称，他支持革命团体，无论他们是民族主义者、宗教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他说：“我是共产党的朋友，因为共产党是革命的人民。”[17]1964年10月，他在开罗举行的不结盟运动峰会上表示，他目前的目标是推动整个印度尼西亚政治向左转，从而消除军队中可能对革命构成危险的“反动”分子。[18]

1955年，苏加诺在印尼万隆主持召开了万隆会议。大部分亚洲和非洲前殖民地国家参加了这次会议。尽管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保卫和平，争取殖民地独立和发展经济等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不是共产党代表大会，但这足以让美国对苏加诺产生怀疑，认为他有强烈的共产主义同情心甚至支持共产主义。[19]与此同时，印尼共产党在印尼变得非常受欢迎，因此，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的印度尼西亚选举中，印尼共产党的表现越来越好。它比其他政党腐败程度低，而且信守承诺。[19]

早在1958年，西方国家就推行鼓励印尼军队对印尼共产党和左翼采取强力行动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旨在损害苏加诺和印尼共产党声誉的秘密宣传运动，以及向军队内部反共领导人提供情报以及军事和财政支持。[20]美国中央情报局曾考虑暗杀苏加诺，但并没有实施。[19]

九三〇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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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哈托(最右侧)在九三〇政变中被处决的将领的葬礼上

1965年9月30日夜晚，一群自称代表“九月三十日运动”（Gerakan 30 September, G30S）的军人与文官武装分子突袭雅加达，绑架并杀害了六名高级将领。他们宣称此举是为了保卫苏加诺总统免于一场由亲西方、反共将领策划的“将军议会政变”。这场行动的背后，是印尼共产党（PKI）内部的一个秘密军事网络，其关键策划者为 Sjam——党内专责渗透军方的高层干部。他与参谋中校 Supardjo 及总书记 Aidit 密切合作，组织了这场突袭，但整体计划仓促且缺乏统一指挥，既未通知党内全体，也未获苏加诺明确授权。

当时的苏加诺身体状况已日渐衰弱，患有肾疾与频繁昏厥，印共与其盟友担心其逝世后右翼军方将全面接管政权，因此决定先发制人。然而政变行动从一开始便暴露出领导力薄弱、情报失误与军事部署上的严重问题。在绑架军官后，叛军部队占领雅加达市中心独立广场与部分政府设施，却未有效控制通讯设施，甚至错过了战略预备部队（KOSTRAD）所在地——广场东侧的关键据点。这一失误让当时指挥该部队的少将苏哈托得以迅速部署军队，几乎不费一兵一卒地夺回市区。苏加诺在初期尚未谴责政变者，试图调停，然而由于计划失败迅速、将领被杀、指挥体系溃散，他很快被迫接受现实。短短几日内，军队实权已被苏哈托掌握，他以“恢复秩序”为名，主导军方取缔运动，并将其描绘为对国家安全的极大威胁。[21]

尽管九三零运动仅局限于雅加达，实际死亡人数仅12人，且在10月上旬社会秩序并未陷入混乱，也没有群众性暴力行为，苏哈托却迅速将事件定性为共产党策动的大规模全国性政变。根据历史学者约翰·鲁萨（John Roosa）在《大屠杀的借口》（Pretext for Mass Murder）中的研究，印尼共产党内部确有少数成员与部分军官密谋政变行动，但计划极为潦草、缺乏群众动员，也未获得全党授权，更无中国的直接操控。Roosa 透过 Supardjo 的口供与 Sjam 的供词重建事发过程，指出整场行动是一场局部的、孤注一掷的军事冒险。南洋理工大学学者周玉茂（Tamao Zhou）则补充指出，九三零运动失败后的最初三周，军方在雅加达表现出克制姿态，仍维持与苏加诺总统的名义合作，然而这段“暴风前的平静”很快被有组织的宣传与血腥行动取代。

10月5日，恰逢武装部队纪念日与六名将领的国葬之日，苏哈托指挥的军方正式启动全国性军事宣传行动，将PKI与谋杀、酷刑与阉割等极端暴力图像相连结，并迅速控制媒体、封锁苏加诺发声管道。这场宣传尽管大量采用虚构、夸张与伪造证据，却成功地煽动起长年累积的反共情绪。正如美国情报档案解密后所证实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与澳大利亚）在10月后期即掌握每日数以千计的处决资讯，却选择噤声，甚至默许军方的镇压行动。学者Jimmy Davidson 根据澳洲外交文件指出，澳大利亚驻雅加达人员在1965年10月的报告中提到，东爪哇与巴厘岛出现每日约1,500人的大规模屠杀，远早于苏哈托政权后来所宣称的“自发性报复”。

而苏加诺本人在10月与11月数度发表演讲反对军方清洗，痛批其为“为杀老鼠而烧掉整栋屋子”，却无力阻止局势发展。[22]印尼总统的名义仍保留，但权力实际上已被苏哈托牢牢掌控。事件发生数月后的1966年初，康奈尔大学的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和露丝·迈克维伊（英语：Ruth McVey）在撰写的研究报告中就指出：军方对印共的大规模逮捕与屠杀，实际是在九三零事件发生三周后才逐步升级，并非如军方所称是人民“义愤而起”的即时反应。军方以谎言与宣传奠定政治正当性，为接下来几十万人的死亡开启血路，也为苏哈托政权的合法性建构奠定基础。

政治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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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陆军撤换了他们认为同情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文职和军事高级领导人。[23]慢慢地，议会和内阁中苏加诺的拥护者被清除，那些与印共有联系的人被剥夺了他们的职位。[24]大批的印共主要成员被捕，其中一些人被草率处决。[24]军队领导在雅加达组织了示威活动，印共位于雅加达总部也在10月8日被烧毁。在军队高层的支持下，大批的反共青年团体成立，包括军队支持的印度尼西亚学生行动阵线（英语：KAMI (Indonesia)）（KAMI）、印度尼西亚青年和学生行动阵线 （KAPPI） 和印度尼西亚大学校友行动阵线 （KASI）。在雅加达和西爪哇，超过10,000名印共党员和领导人被捕，其中包括著名小说家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

最初的死亡事件发生在印尼军队与印尼共产党之间有组织的冲突中，其中包括一些同情共产主义并抵制苏哈托将军镇压的印尼武装部队和警察部队。由于印尼共产党大力招募新成员，海军陆战队、空军和警察机动旅的许多军人甚至指挥官都加入过或是与印尼共产党极其附属组织有密切联系。10月初，战略司令部和由萨尔沃·埃迪·维博沃（英语：Sarwo Edhie Wibowo）上校领导的印尼人民武装警察总队准突击队被派往大力支持印尼共产党的中爪哇，而忠诚度不确定的陆军军人则被强制退伍。与此同时，西利旺义师被部署到雅加达和西爪哇，这两个地区与中爪哇和东爪哇不同，相对而言没有受到大规模屠杀的影响。在中爪哇高地和茉莉芬周边，印尼共产党以这些地区为中心建立一个对立政权。然而，随着苏哈托派出的军队控制了局势，人们普遍担心美国和中国支持的派系之间会发生内战，但这种担忧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在苏哈托部署的部队抵达后，许多不支持苏哈托的指挥官选择不参战，尽管苏帕尔乔（英语：Soepardjo）将军等一些人进行了数周的抵抗。

随着苏加诺政权的瓦解，苏哈托在政变后开始掌握权力。印尼共产党的全国最高领导人被追捕和逮捕，许多领导人均被草率处决。10月初，印尼共产党主席迪帕·努桑塔拉·艾地逃往中爪哇，但在11月22日便被支持苏哈托的部队逮捕并处决。曾在苏加诺政府中担任高级顾问的印尼共产党领导人恩乔托（英语：Njoto）于11月6日左右被枪杀，印尼共产党第一副主席M.H.卢克曼（英语：M. H. Lukman）在次年四月被杀。

外部势力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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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CIA于1962年的一份备忘录，就清算苏加诺这一问题上，美国及英国政府的意见高度一致。当时印尼反共政府与美国陆军的联系相当密切——后者为前者培训了超过1,200名军官，“包括高级军官”，以及相关的武器和经济支持——但CIA否认其参与了屠戮。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与美国国家解密中心（National Declassification Center）解密的政府档案显示，美国对“九三〇事件”屠杀过程知情且暗中支持，并曾向印尼军队提供金钱、武器和印尼共产党官员的名单，却刻意保持沉默，诬陷北京当局。文件更指出，印尼军方编造了中国共产党企图指使印尼共发动政变的谣言[25]。CIA 在1968年一份高度机密的报告中陈述，此次大屠杀“与1930年代的苏联大清洗运动，二战中的纳粹种族大屠杀，1950年代的中国土地改革运动，并列为20世纪最惨无人道的大屠杀”[26][27][4]:183。

被夸大的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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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华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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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地区，当地的印尼华人被杀害，他们的财产被抢劫和焚烧，这是反华种族主义的结果​​，借口是迪巴·努山达拉·艾地让印尼共产党更接近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尼华裔历史学家伊塔·法蒂娅·纳迪亚 (Ita Fatia Nadia) 在《雅加达邮报》上表示，她的父亲是一名“帕图克青年”，也是一名印尼社会党党员。1965年10月，她七岁时，印尼陆军士兵来到她位于日惹的家进行检查，随后他便失踪了。她还记得，在上学的路上看到尸体，意识到失踪的家人和邻居都被杀了，后来她母亲告诉她不要管这件事[28]。

20 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巴厘岛上也出现了传统种姓制度支持者与反对传统价值观者（尤其是印尼共产党）之间的冲突。印尼共产党被公开指责致力于摧毁该岛的文化、宗教和性格，而巴厘人和爪哇人一样，也被敦促摧毁印尼共产党。巴厘岛辛加拉惹和登巴萨镇的所有华人店铺均被摧毁，许多涉嫌为“盖世太保”提供经济支持的店铺业主被杀害。1965年12月至1966年初，估计有8万巴厘族人被杀，约占当时该岛人口的5%，所占比例高于印度尼西亚其他任何地方[29]。

在西加里曼丹，1967年屠杀结束后，当地的达雅克人将45,000名华人从农村地区驱逐出去，造成2,000至5,000人死亡。华人拒绝反击，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别人土地上的客人”，目的只是进行贸易[30][31] 。

以反华之名掩盖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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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约翰・鲁萨（John Roosa）向德国之声解释，当年的反共大屠杀是针对印尼共产党而来，并非华人，过去曾有论述将该事件塑造成“反华种族清洗”或“屠华事件”，都是不对的。

对印尼华人的歧视在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的屠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屠杀被称为种族灭绝。Charles A. Coppel 对这种说法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认为西方媒体和学者不愿面对他们所支持的反共议程的后果[32] ，而是把印尼种族主义当成替罪羊，并夸大其词地声称有数十万或数百万印尼华人被杀[33] 。Charles A. Coppel 在一篇题为“从未发生过的种族灭绝：解释1965-1966年印尼反华大屠杀的神话”的文章中谈到了这种歪曲的报道。Coppel在1998年5月骚乱的报道中也看到了同样的偏见，当时人道主义志愿者团队指出，非华裔抢劫者占被杀人数的大多数[34] 。他的论点继续引发争论[35]。

据估计，约有2,000名印尼华人被杀害（反共大屠杀总死亡人数估计在50万至300万人之间），有记录显示，在望加锡、棉兰和龙目岛发生了屠杀[36]。Robert Cribb和Charles A. Coppel指出，在清洗期间，实际上只有“相对较少”的华人被杀害，而大多数死者都是印尼原住民[37] 。华人的死亡人数达数千人，而印尼原住民的死亡人数则达数十万。被屠杀的绝大多数人是巴厘人和爪哇人[33]。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周陶沫（Taomo Zhou）向德国之声指出，“九三〇事件”对中共而言，虽然是外交上很大的挫败，但却被中共拿来政治动员文化大革命。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多报刊称印尼反共大屠杀是苏哈托迫害印尼共、华人、华侨的行为，所以“国内群众要继续革命到底”，强烈谴责苏哈托是“法西斯走狗”。[25]。

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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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苏哈托政权下的镇压，大屠杀并没有被列入印尼的教科书中，也没有对此事做出反省。就意识形态而言，如何为大屠杀事件中所展现的民众暴力做出一个完美的解释，是所有学者所面临的挑战。为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九三〇事件的动荡，“新秩序”政权采取保守主义，对已有的政治体系做出了严格的控制。在苏哈托一派看来，由于共产主义本身及其所带来的威胁，污名化（参见社会污名）以削减其影响力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21世纪的今天。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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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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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 John Braithwaite. Anomie and violence: non-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in Indonesian peacebuilding. ANU E Press. 2010: 294 [15 December 2011]. ISBN 978-1-921666-22-3. In 1967, Dayaks had expelled Chinese from the interior of West Kalimantan. In this Chinese ethnic cleansing, Dayaks were co-opted by the military who wanted to remove those Chinese from the interior who they believed were supporting communists. The most certain way to accomplish this was to drive all Chinese out of the interior of West Kalimantan. Perhaps 2000–5000 people were massacred (Davidson 2002:158) and probably a greater number died from the conditions in overcrowded refugee camps, including 1500 Chinese children aged between one and eight who died of starvation in Pontianak camps (p. 173). The Chinese retreated permanently to the major towns...the Chinese in West Kalimantan rarely resisted (though they had in nineteenth-century conflict with the Dutch, and in 1914). Instead, they fled. One old Chinese man who fled to Pontianak in 1967 said that the Chinese did not even consider or discuss striking back at Dayaks as an option. This was because they were imbued with a philosophy of being a guest on other people's land to become a great trading diaspora. 
  31. ^ Eva-Lotta E. Hedman. Eva-Lotta E. Hedman , 编. Conflict, violence, and displacement in indonesia. SOSEA-45 Series illustrated. SEAP Publications. 2008: 63 [15 December 2011]. ISBN 978-0-87727-745-3. the role of indigenous Dayak leaders accounted for their "success." Regional officers and interested Dayak leaders helped to translate the virulent anti-community environment locally into an evident anti-Chinese sentiment. In the process, the rural Chinese were constructed as godless communists complicit with members of the local Indonesian Communist Party...In October 1967, the military, with the help of the former Dayak Governor Oevaang Oeray and his Lasykar Pangsuma (Pangsuma Militia) instigated and facilitated a Dayak-led slaughter of ethnic Chinese. Over the next three months, thousands were killed and roughly 75,000 more fled Sambas and northern Pontianak districts to coastal urban centers like Pontianak City and Singkawang to be sheltered in refugee and "detainment" camps. By expelling the "community" Chinese, Oeray and his gang... intended to ingratiate themselves with Suharto's new regime. 
  32. ^ Coppel 2008, p. 122.
  33. ^ 33.0 33.1 Coppel 2008, p.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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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 Melvin, Jess (2013), Not Genocide? Anti-Chinese Violence in Aceh, 1965–1966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存档日期8 June 2015., in: 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32, 3, 63–91. ISSN 1868-4882 (online), ISSN 1868-1034 (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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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 Cribb & Coppel 2009.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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