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大屠杀 (云南)

本条目是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年—1976年)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云南省的屠杀事件。1966年8月,云南镇雄县发生的屠杀事件是最早的云南文革屠杀事件之一,造成10人死亡[3]。1968年1月爆发的“赵健民云南特务案”中,时任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被康生等人诬陷为“叛徒”、“国民党特务”而遭非法关押8年,该案引发了1.5万余起冤案、假案,牵连上百万人,到1969年共有1万7千余人被打死、逼死[3][4][5][6][7]。与此同时,在“滇西挺进纵队”一案中,1968年1月一次屠杀就有至少200余人死亡,该案件此后与赵健民案捆绑挂钩[8][9][10][11]。1975年7-8月,在针对回族民众的沙甸屠杀事件中,共有1600余人死亡[3][12]。
云南省是文革期间大屠杀情况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依据其中77个县的公开县志,文革期间云南各县平均非正常死亡81人、共死亡1万余人,但有学者指出其它文献综合显示实际有2万2千余人死亡[13][14]。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启动,中共中央及云南省委为部分云南大屠杀事件中的受害者进行了平反[7][12][15][16]。
历史背景
[编辑]政治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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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大陆发动并领导了文化大革命[19][20]。自1967年1月上海的“一月风暴”起,各地造反派向党政机构发起夺权运动[21][22]。同年3月,时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当面提出了对文革的意见,康生当时没有明确表态,但事后密告给毛泽东,说赵健民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5][6][7][23]。1968年1月中旬,云南文革运动混乱、生产停滞,赵健民及昆明军区等军内外的几位负责人一同飞往北京,向中央汇报省里的工作情况[5]。1月21日,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的解决云南问题的会议,会议由康生主持,期间赵健民被康生等人打成“国民党特务”和“叛徒”,会后即被时任中国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拘留、逮捕,此后被非法关押达8年之久[5][6][7]。会上,康生认为当地的工役制部队第8团(简称“工八团”)成立了“滇西挺进纵队”,携带并抢夺了数千件武器、在各地搞武斗,要求解放军第14军进行镇压,此后“滇西挺进纵队”案件与“赵健民特务案”捆绑挂钩[5][8][9][11]。
1968年8月13日,“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4][24]。毛泽东、中共中央调派解放军将领谭甫仁前往云南主持工作,担任新成立的云南省革委会主任兼昆明军区政委,集党政军权于一身[6][25]。谭甫仁、周兴等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着手推进云南地区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强调要反右倾、“加强敌情观念”[4][6]。1969年1月,云南省革委会召开了第七次全委扩大会议,提出“划线站队”,讨论追查“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等问题[6]。
宗教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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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文革期间对宗教亦实行高压政策,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佛教、基督宗教、道教等诸教圣职者及信徒皆受批斗,宗教场所受到冲击[16][26]。红卫兵禁止回民参加礼拜,查抄焚毁伊斯兰教典籍,批斗阿訇及穆斯林[15][27]。1968年8月云南革委会成立后,对民众大肆抓捕、揪鬥,被迫害民众逃往沙甸,而云南造反派称沙甸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反革命基地”,并宣称要武力清扫[15][28]。同年12月,“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一、二号文件宣传队”(支左部队)进村,大肆搜查外地民众,进行残酷批斗,并驻扎于沙甸大清真寺;“宣传队”在清真寺中吃猪肉,猪骨头丢在水井,宣称“信教就是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反对党的领导”[15][29]。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沙甸一些民众上书要求平反并开放清真寺,未得回应[15][27]。1973年10月,回民自行打开被关闭的清真寺,并遭革委会派兵武装阻挠[15][27]。1975年起,回族民众与当地共产党、政府的冲突加剧[15][27]。
具体事件
[编辑]镇雄县
[编辑]1966年8月,文革期间的“红色恐怖”从北京(红八月)蔓延至全国[30],云南边境地区的镇雄县发生的屠杀事件,3000余人遭毒打,共造成10人死亡[3][31]。
滇西挺进纵队案
[编辑]1967年12月-1968年1月起,在云南昆明、大理州下关等地,“八派”(当地称“四二零”)和“炮派”(当地称“大联合”)连续发生大规模的武斗事件[5][8][9]。昆明地区的“第二次武斗”打死数百人[8][32]。此后,1月10日,炮派主力部队之一的工役制部队第8团(简称“工八团”)向滇西方向进发[8][32]。1月16日,两派在大理下关地区爆发大规模“一·一六武斗”,共造成200余人死亡[8][9]。
1月21日,康生、谢富治在京西宾馆接见了昆明军区和群众代表,康生认为工八团成立了“滇西挺进纵队”(简称“滇挺”),携带并抢夺了数千件武器、在各地搞武斗,要求支持八派的解放军第14军进行镇压[8][9]。昆明军区随即以省军管会命令的形式要滇挺立即返回昆明,但在滇挺返程途中,1月27日,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调集13军、14军部队的若干个团,试图将滇挺成员围歼于一平浪镇矿区,共打死工八团成员184人,以及当地炮派群众、煤矿职工及家属59人[8][9]。该案件此后与赵健民案捆绑挂钩[5][11]。
赵健民云南特务案
[编辑]1968年1月,康生指控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是叛徒,並憑空捏造了一個「國民黨雲南特務組」[5][6][23]。他下令公安部部長謝富治當場逮捕趙之後,整個雲南便爆發起針對「執行特務組計劃」「分子」的大搜捕[5][6]。該次事件,共有138万7千余人受到牵连,而1968-1969年间,由「案件」所引發的大屠杀导致1万7千余人死亡,另有6万1千多人致残,仅昆明市就有1473人被打死、9661人被打残[3][5][6][7]。当时,云南省的总人口为2300万人,受迫害的人数占全省总人口约百分之六[5][6][7][14]。
沙甸事件
[编辑]沙甸事件发生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的沙甸镇及周边共7个县区,多是回族民众聚居区[12][33][34][35][36]。解放军对回族民众的屠杀镇压发生于1975年7月29日至8月4日,共造成了约1600名平民的死亡(866人来自沙甸)、包括300名儿童,伤残近1000人,损毁房屋4400余间[3][12][33][34][36][37]。
死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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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期间,云南省非正常死亡人数位居全国前列,2016年清华大学教授严飞通过县志数据库分析,得出云南省各县平均非正常死亡117人的数据、排名全国第9[38]。而依据斯坦福大学教授魏昂德和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授苏阳于2003年的研究结果,云南省下辖的126个县中,77个县的公开县志显示,文革期间各县平均非正常死亡81人、排名全国第9,全省总计1万余人[13][14]。
与此同时,研究人员还指出,其它文献综合显示非正常死亡人数不低于2万2千人[13][14]。一些较为严重的云南文革屠杀事件如下。
- 1966年8月,在镇雄县(昭通市下辖)发生的屠杀事件中,3000余人遭毒打,共造成10人死亡[3][31]。
- 1968年1月,在大理“一·一六武斗”中共有183人被打死,在此后的“滇西挺进纵队”大屠杀事件中,共有243人在禄丰县一平浪的干海资煤矿被部队围歼[39][40][8][9]。
- 赵健民云南特务案中,1968-1969年间,共有1万7千余人被打死、逼死,仅昆明市就打死了1473人[3][4][5][6]。有学者指出,依据1975年的统计数字,在相关的“划线站队”运动中,总共有30万人受到各种刑讯逼供、审查监禁,其中3万7千余人死亡[10]。
- 沙甸事件中,1975年的解放军大屠杀共造成1600余人死亡[3][12]。
事件后续
[编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启动,中共中央及云南省委为部分云南大屠杀事件中的受害者进行了平反,包括赵健民本人[7][12]。1978年9月8日,“赵建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与“滇西挺进纵队”一同被平反,中共中央、云南省委、昆明军区认定这两起案件为政治“假案”,并为受害人平反、恢复名誉[11]。
1979年2月,沙甸事件亦获得平反,不再被定义为“武装叛乱”,当地政府对错误进行了检讨[12][15]。
参见
[编辑]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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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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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戈:《文革风云映滇池——第九章 公开批判彭德怀与昆明地区第一次武斗》(一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二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
- Andrew G. Walder. Rebellion and Repression in China, 1966–1971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Social Science History, Volume 38, Numbers 3 & 4, Fall/Winter 2014, pp. 513-539 (Article)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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