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〇事件

九三〇事件 Gerakan 30 September
日期 1965年10月1日 地点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爪哇岛 结果 九三〇运动政变失败 印度尼西亚爆发反共清洗（印度尼西亚大屠杀 (1965年－1966年)）。 苏哈多、纳苏蒂安等反共将领夺取国家政权 印尼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1966年的人民协商会议同时禁止
参战方
九三〇运动（印度尼西亚陆军中的自称派系）	印度尼西亚政府 印度尼西亚陆军
指挥官与领导者
艾地 翁东	苏哈多
苏卡诺
伤亡与损失
6 名印度尼西亚军方指挥官在政变中被杀。

苏哈多于1963年

九三〇事件（印尼语：Gerakan 30 September，缩写为G30S或Gestok），是1965年9月30日晚间印尼雅加达发生的军事政变。由总统卫队军官翁东中校与共产党领导人艾地等人密谋发动，绑架并杀害六名高级将领，声称为保护苏加诺总统免于军方政变。政变迅速遭苏哈多少将平定，他随后指控印尼共产党为幕后黑手，发动全国性反共排华清洗，造成数十万人丧生。事件使苏哈多实质掌握政权，苏加诺遭逐步架空，最终成为印尼新秩序时期的开端。

背景与历史叙述的限制

1. 政治背景与共产党崛起
   • 自 1945 年印尼独立后，总统苏卡诺奉行“平衡路线”，逐步向苏联与中国靠拢，推行反西方、反殖民主义政策。
   • 印尼共产党（PKI）在 1960 年代初迅速壮大，拥有超过 300 万党员，为世界第三大共产党（仅次于中、苏），在农村、工会与文化界渗透深广。
   • 然而印度共产党并不具有军队。
   • 苏卡诺提出“大印尼”与反马来西亚政策，支持由华人主导的砂拉越共产游击队，与中国的合作日益密切。
2. 军政权力失衡与苏卡诺健康恶化
   • 1965 年时，苏卡诺患有肾病，健康持续恶化，频繁昏厥，造成政局动荡。
   • 军方大体反共，但有少数中层军官（如翁东）左倾。
   • PKI 领导层担心苏卡诺去世后军方右翼将夺权，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以破坏军方高层可能策动的军事政变（即所谓“将军委员会阴谋”）。
3. 行动后的迅速清洗与历史封锁
   • 九三〇政变在 48 小时内瓦解。失败后，苏哈多政权立刻发动大规模反共镇压，封锁通讯与控制媒体，并重构官方叙事。
   • 第一手史料来源有限：
     • 行动策划者大多被杀或囚禁，无留下纪录
     •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 11 月被捕后立即处决；
     • Sjam 留下的口供可能遭改写；
     • Supardjo 供词成为后人重建事件的核心依据，但可信度需谨慎看待。

政变及大清洗

1965年9月30日夜晚，一群自称代表“九月三十日运动”（Gerakan 30 September, G30S）的军人与文官武装分子突袭印尼首都雅加达，分头包围多位高级军官住所，并在10月1日凌晨绑架并杀害了六名将领，包括陆军司令艾哈迈德·雅尼中将。政变由总统卫队中校翁东领导，他透过国家电台宣布“粉碎将军委员会的叛国阴谋”，成立“革命委员会”，声称行动是为保护总统苏卡诺免于军方发动政变。

政变策划者为印尼共产党（PKI）内部的秘密军事网络，主要由党内负责军事渗透的Sjam Kamaruzaman领导，并与军中联络人Supardjo与总书记艾地（D. N. Aidit）密切协调。

然而行动从一开始便显示出情报误判与领导失控。计划仓促、部署混乱，未能控制通讯设施，也错过了雅加达市中心战略要地——位于独立广场东侧的战略预备部队（KOSTRAD）总部。未被列入暗杀名单的苏哈多少将迅速展开行动，于10月1日早上接管陆军指挥权，召开KOSTRAD幕僚会议，并自苏门答腊调动部队进驻雅加达。当晚，军方夺回国家电台、中央电报局，并于午夜攻占哈林空军基地，实质粉碎政变部队。

10月2日，印尼共产党雅加达机关报发表社论支持九三〇运动，梭罗市党部与党籍市长亦表态支持，日惹亦有游行声援。此举强化军方“共产党策动政变”的指控。11月，艾地逃亡途中被捕并秘密处决。虽然苏卡诺本人未表态支持G30S，却因迟迟未与之切割，加上军权旁落，逐步遭苏哈多架空，实际丧失统治权力。

苏哈多于10月5日（武装部队纪念日与六名将军国葬日）展开全国军事宣传行动，透过控制媒体将G30S描绘为一场由PKI主导的残暴阴谋，声称将领遭酷刑、阉割等。虽证据多为捏造，但宣传成功煽动了广泛的反共情绪，并为之后的大规模清洗铺路。尽管九三〇运动仅限雅加达，死亡人数仅12人，且最初三周社会秩序尚属稳定，并无群众性暴力，苏哈多仍将其定性为“全国性政变阴谋”。

根据历史学者John Roosa（《大屠杀的借口》<Pretext for the Mass Murder>）的研究，此次行动为印共内部秘密单位与中下层军官的联合冒险，未获全党授权，更非中共主导。Supardjo 审讯口供亦证实行动策略错乱、目标模糊。南洋理工大学学者周玉茂（Tamao Zhou）指出，军方在事件后三周内持观望态度，直到10月中旬才展开实际清洗。

然而此后局势急遽恶化：根据澳洲驻印尼情报机构ASIS报告，10月下旬起东爪哇与峇厘岛每日有约1,500人遭屠杀。这场全国性反共大屠杀造成约50万人死亡（学界共识范围），华人因与共产党关系密切而遭波及，甚至许多非党员亦被处决。军方还突袭共产党村落，全村惨遭灭绝。此举获得美、澳等国默许，冷战背景下西方普遍将此视为反共胜利。

事后，数十万印共幸存者被以政治犯（tapol）名义无审判关押，财产充公，家属亦受连坐惩罚。著名文学家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即为一例，其回忆录记述遭受酷刑、劳役与饥饿等非人待遇。1966年初，康奈尔大学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与露丝·迈克维伊发表《康奈尔报告》，指出：军方对印共的屠杀是在九三零事件三周后才启动，并非即刻暴动，而是政治工程。这场历时数月的清洗，最终为苏哈多“新秩序”政权铺平道路，也彻底终结印尼共产主义运动奠定了基础。

后续发展

除了导致大量共产党员被杀害之外，大量华人因为当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亲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遭处决。此事件使众多的印尼华人被迫离开印尼，侨居海外生活。印尼政治从1966年起转向苏哈多威权的新秩序三十余年，这期间强调以建国五项原则来对抗共产主义。

这次政变对印尼政局的影响包括：

1. 印尼在外交上由倾向苏联变成倾向美国，在冷战时，印尼军方因此得到美国的支持。
2. 大批华人被杀，以及逃往国外。由于两国间的双重国籍协定被印尼单方面撕毁，令不少印尼华人的国籍身份，至今仍有含混不清之处。而在当地幸存的华人，在1970年代被迫归化印尼国籍，放弃原有中文姓氏，在多方面受到种族歧视至今。而华人每年最盛大的节日农历新年要偷偷摸摸的庆祝。但在华裔穆斯林学者瓦希德当选总统，以及美加华蒂总统、苏西洛总统努力下，情况渐有改善。
3. 印尼反共大清洗发生后，1966年底起至196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印尼共撤出中国国籍的华侨4000多人。
4. “九三〇事件”对中共而言，虽然是外交上很大的挫败，但却被中共拿来政治动员文化大革命。
5. 中华民国在1960年代亦有派遣船只撤回亲中华民国的华侨。
6. 印尼在政变后，被苏哈多独裁统治多年，因缺乏民主和言论自由，当地吏治亦因此长期败坏，得不到合理解决，至今仍有后遗症。
7. 苏哈多掌权后，改善印尼与马来西亚的外交关系，印尼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增加。1966年6月1日，印尼与马来西亚签订曼谷协定，中止两国冲突；1966年8月11日，印尼与马来西亚签订雅加达协定，两国重新建交。1967年8月6日，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五国外长在曼谷举行会议，于8月8日发表了《曼谷宣言》，东南亚国家联盟正式成立。

国际人民法庭判决

2016年7月20日，位于荷兰海牙的非政府机构国际人民法庭（英语：International People’s Tribunal）作出判决，印尼政府在1965年镇压共产党支持者时犯下大屠杀等反人类罪行，并建议印尼政府向受害者道歉，惩罚作恶者，赔偿幸存者。但是，此判决没有法律约束力，发布次日印尼政府即表示拒绝接受和执行。该法庭同时认为，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是当时印尼政府反人类罪行的共犯：如美国在清楚知道印尼军方正在策动大规模屠杀计划时仍向印尼军方提供武器等支持并提供了大量共产主义分子名单、英国和澳大利亚则利用本国媒体帮助印尼军方进行虚假的国际政治宣传，并且在知道反人类罪行发生的情况下依然没有停止。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同年7月21日报道称，国际人民法庭在调查该案期间曾邀请印尼和美英澳派员参加，遭到拒绝。澳大利亚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该法庭“不是正式的国际法庭或仲裁庭，而是个人权机构”，澳方拒绝任何共谋指控。

对于政变动机以及外力介入的猜测

问题与分析

1.翁东是否为共产党党员？

无证据证明他是 PKI 党员，军方与新秩序政权亦未指认其党籍。属于军中亲苏卡诺派系，与 PKI 合作但非从属。

2.翁东是否受 PKI 指挥？

多数学者（如 Anderson、Roosa）认为他与 Sjam 合作，是策略性协调者，并非由 PKI 高层统一指挥。

3.PKI 是否发动政变？

Roosa 认为是印共秘密小组（Sjam 主导）与部分军官的联合冒险，未经中央委员会正式决议，非全党行动。

4.Aidit 是否是主谋？

Aidit 知情并参与行动，但事后抵达现场、缺乏具体领导，可能误判情势，并未完全主导政变。

5.是否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无证据显示中共参与策划，可能事先知情但未涉入行动；Roosa 与 Anderson 明确否定中共“主谋论”。

6.事件后 PKI 是否承认责任？

初期否认，后在地方上有党员表态支持（如社论、游行），但中央层面并未系统性认领。苏哈多借此全面清算 PKI。

7.是否有文书证据证明全党参与？

无。所有计划资料几乎未曾公开或已消失。Roosa 强调：正因行动失败迅速，几无文件留下。

观点

1. Benedict Anderson 与 Ruth McVey（康乃尔学派）
   • 认为G30S是军中内部权力斗争的一部分，而非共产党单方面发动的政变。
   • 翁东等人可能利用PKI或与其有策略合作，但主导权在军中一部分不满的中下层军官手上。
2. 苏哈多政权观点
   • 指控PKI策划与主导整个事件，翁东是共产党的工具，借此正当化全面剿共。
   • 该说法后来被证实为政治宣传，许多证据薄弱或失真。
3. 印尼当代历史学家（如Asvi Warman Adam）
   • 越来越倾向于多元原因说（multi-causal explanation），指出翁东虽有接触PKI，但其动机更复杂，包含军内派系、个人野心、对苏卡诺的忠诚，以及误判形势.

英国

英国记者Paul Lashmar与Oliver James自1997年起在《独立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探讨英国与九三零事件的幕后联系。根据这些报导所述，英国外交部的信息研究部（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简称IRD）曾针对印尼共产党、印尼华人与苏卡诺展开一系列的反宣传，此计旨在复制英国对付马来亚共产党的成功经验。据当时BBC驻新加坡特派员Roland Challis之说，由于苏卡诺拒绝记者入境，英国驻雅加达的大使馆就成为资讯的唯一来源，IRD 因此有机会操作新闻。例如，BBC报导共党将血洗雅加达，就是由IRD的心战专家Norman Reddaway所编造的谣言。

在2000年8月16日的《独立报》上，战时国防部秘书Denis Healey爵士承认IRD曾介入此事，他否认英国秘密情报局占有任何角色，并称英国对印尼军方右翼的军事支持，其“个人一无所知”。但他也指出，如果确有此计划，他“无疑会支持”。

英国政府一概否认秘密情报局在事件中的角色，相关文献早年仍未解密。不过，据英国《卫报》2021年10月17日报道，英国国家档案馆新近解密的一分外交部解密文件显示，苏卡诺当时反对前英国殖民地马来西亚建国而作出敌意行为，包括自1963 年起派军队到马来西亚边境引发小型冲突及武装入侵。英国外交部的IRD遂派出多名专业宣传员到新加坡，对苏卡诺政权及支持苏卡诺的印尼共产党进行“黑色宣传”。IRD的小组制作的宣传材料使用印尼语言，佯装出自新加坡的印尼侨民之手，针对印尼当地的知名及具影响力人士，包括陆军将领在内的反共分子展开宣传。

美国

从1990年起，一些美国外交官开始向《华盛顿邮报》等媒体透漏他们曾编写印尼“共产特工”名单，交予亲苏哈多的军人与情报人员。美国记者 Kathy Kadane 访问了许多前美军军官与中情局人员，他们提到一份印尼共产党特工名单，一旦其中有人被捕或身亡，美方即在名字上打勾。他们与英国密切合作，因为英国也须保护它在马来西亚的利益。

2001年，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家安全档案库获得了几份美国国务院的内部文件，表明美国与苏哈多的紧密联系。不过国家安全档案库方面则指出这些通信文件曾被严重修改。

洛杉矶加州大学 Geoffrey Robinson 教授认为，虽然很难证实美国政府参与的程度，但有证据证明美国政策使得政变更容易成功。伯恩大学的克里斯汀·格拉赫教授认为缺乏英美导演政变的证据，但是在政变后英美用宣传支持政变。

澳大利亚

九三〇事件纪念碑

近年来的资料也表明，澳大利亚对印尼的大屠杀知情。如据澳大利亚《雪梨晨锋报》称，澳知道实情，但仍“一如既往地支持军队的血腥政变”。1990年代初，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保罗·基廷说，苏哈多的政变，是澳大利亚战后战略史上最重要和最有益的事件。

参见

• 黑色五月暴动
• 杀戮演绎
• 红溪惨案

外部链接

• Shadow Play（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Tiger Tales: Indonesia（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Indonesia 1965 -- The Coup That Backfi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