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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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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天安门事件
文化大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运动[1][2][3][4]的一部分
1976年4月4日北京的游行群众
日期1976年4月4日—4月5日(2天)
地点
起因周恩来逝世
目标
结果中共中央以暴力镇压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4]
  • 4月7日,华国锋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8]
  • 4月8日,中共中央进一步展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4]
  • 1978年11月25日为事件彻底平反[9]
冲突方
哀悼者
抗议者
邓小平势力
中国自由派
领导人物
无统一领导者
人数
北京:
4月5日:10,000名民兵[4][10]
3,000名警察[10]
5个营的卫戍部队[10]
北京:
4月4日:约2,000,000人[4]
4月5日:>100,000人[11][12][13]
伤亡
死亡0[11][13]
受伤数十人[7]
逮捕388人[13]

四五运动,又称四五天安门事件,是1976年4月4日—4月5日清明节期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各地(以北京市天安门广场为主)发生的大规模群众抗议活动[4][14][15]。大批群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悼念已故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同时表达对四人帮毛泽东的不满情绪[3][4][6][5][7]。最终,北京出动民兵公安卫戍部队,以木棒暴力镇压在广场进行悼念活动的群众收场[4][7]。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认为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是事件总后台,撤销了邓小平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4][13][11]

在民众呼吁下,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四五运动获得平反[16][17][9]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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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打倒了自己的接班人刘少奇。文革中期,毛泽东逼走了第二个接班人林彪。毛泽东只好对中国的领导层重新布局。[18] 文革后期,文革所引发的社会动乱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19],同时,毛泽东为平衡四人帮的势力,重新起用文革初期被打倒的邓小平主持政务。于是,政府与经济管理由周恩来、邓小平为首的务实的旧官僚负责,而宣传舆论与文化教育由毛夫人江青为首的文革新贵四人帮负责,形成“左右”派系对峙共管的格局。[5]

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夫人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的要求,由中共中央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于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20]。江青等人加入“批周公”,“批党内大儒”口号,把矛头指向周恩来[20][5]。运动至同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结束[21]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期间周恩来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纲领。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宣布:“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会议后周恩来即卧床不起,邓小平开始代替重病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19]在邓小平进行了全面整顿后,全国秩序和经济建设开始复苏[7],但在整顿过程中触及对文革政策的否定,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革的错误,毛在11月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11][5][16]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去世[22]:1581月9日至1月14日,四人帮成员姚文元命令,不准报导首都北京市民对周恩来悼念活动。[22]:1591月15日下午3时起,在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准备举行追悼会。[22]:159从中午起,警察和军队禁止市民进入天安门广场。[22]:159市民们汇集到广场上吊唁。[22]:159灵车沿长安街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时,自发组织起来悼念周恩来的数十万群众聚集在道路两边表达哀思(即著名的“十里长街送总理”[7]),全国各地也举行了广泛的自发纪念活动。周去世后,遗体遵其遗嘱火化。周恩来骨灰于1月15日由一架安-2运输机机载着其夫人邓颖超分三次分别撒在北京密云水库、天津海河黄河入海口(山东滨州)。3月,北京市民悼念周恩来活动大规模开始。[22]:1633月19日,随着清明节的临近,北京市朝阳区牛坊小学的学生最先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许多群众仿效,几天内天安门广场放满了献给周恩来的花圈。人们写挽联、祭文、大字报等表达哀悼,文体以诗歌居多,一时情绪激愤。

与群众自发的纪念活动形成对比,在毛泽东“悼念虚,复辟实”的指示下[23],“四人帮”控制的媒体刻意压低对周恩来逝世纪念活动的报道规格。《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不报道从1月9日至14日首都和全国各地的悼念活动;《红旗》杂志不刊登周恩来遗像,不刊登讣告和悼词[24]:2。这些做法引来全国范围的不满。3月5日,受“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文汇报》转发新华社纪念雷锋的报道,但遗漏了周恩来为学习雷锋的题词,许多人认为这是刻意而为。3月25日,《文汇报》头版显著位置发文不点名批判邓小平(代以“那个走资派”和“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文中“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一句本指邓小平和周荣鑫,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被普遍理解为影射“周恩来要把邓小平扶上台”。[25][26]几天后,南京的学生、工人首先上街揭露和声讨《文汇报》删去周恩来题词和影射周恩来的事件。28日,南京大学400余人抬着周恩来巨幅遗像和大花圈前往梅园新村悼念,途中大批群众加入游行队伍,掀起了全国抗议《文汇报》和四人帮的第一次大规模游行。29日,南京大学和其他学校数百名学生在街道张贴“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台”、“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揪出《文汇报》黑后台”等大标语,30日在南京火车站工人帮助下,将标语刷在列车上,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呼声传向全国。[27]

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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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三·二九事件后,警察开始少量逮捕天安门广场的悼念者。4月1日,北京市革委会设立由民兵、警察、卫戍部队组成的联合指挥部,部署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一座三层小楼[7]。4月2日,警察累计已逮捕26人,包括北京房修二公司工人韩志雄(小字报《悲情悼总理,怒吼斩妖魔》作者)。4月3日,天安门广场人数最多时达到10万,并一直维持在数万人以上,大约100万人去过广场。北京市的领导发出紧急通知说:“不要去天安门送花圈……送花圈是旧习俗”[13]

4月4日(清明节),南京郑州杭州西安等地都出现了群众自发悼念周总理的活动高潮[4]。同日早上,北京民众不顾禁令,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发表演说、以诗歌悼念周恩来,广场上出现了共和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花山诗海”,最多时约有200万人[28][4]。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运动。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华国锋认为“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认为“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政治局最后认为,多数人是悼念总理,少部分影射攻击中央,个别非常恶毒,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毛远新毛泽东报告说,会议决定从4日晚开始清理花圈、标语、抓“反革命”,得到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批准[8][24]:6

4月5日凌晨,大批军人、警察、民兵及200辆卡车开到天安门广场运走花圈,一小部分放至中山公园内[11][7]。上午,群众继续涌向天安门广场,人数超过10万[11][12][7],当他们发现纪念碑前的花圈被清理后群情激愤,聚集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一部分群众冲击了人民大会堂,与民兵、警察、士兵发生严重冲突[4][12]。下午,愤怒的群众砸毁自行车、追打外国摄影记者[29]、点燃了“工人民兵指挥部”小楼门前的四辆汽车(包括公安局的宣传车)和小楼[7],群众、民兵和警察都有受伤者[4][11][13]。下午6时30分左右,天安门广场广播了吴德的录音讲话[11][4][13]:“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讲话在天安门广场反复播送,多数群众逐渐离开[4]

晚上8时,到了政治局决定出动民兵的时间,华国锋和陈锡联打电话催促吴德,但吴德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认为此时清场为时尚早,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者仍然有数万人在场[11][13]。9时,集结的民兵从中山公园出来,悄悄包围了天安门一侧。前门通往天安门的道路被封锁,人们只准离开广场不准进入[7]。9时30分,一万多民兵、五个营的卫戍部队、三千名公安人员前往天安门广场[10][24]:2。10时半,吴忠命令天安门广场的探照灯全部打开,并再次广播了吴德的录音讲话,要求抗议者离开广场[11][7]。11时,天安门广场上大部分群众已散去,剩下大约一千人左右,吴德下令出动民兵。卫戍部队先把广场包围起来,然后民兵和警察手持木棍、皮带进入广场进行暴力清场,有数十人受伤[7]、二百多人被警察拘留,广场上留下血迹,但无死亡的报告。[11][13]

4月6日,天安门广场上已没有花圈,天安门广场持续戒严。北京市各单位传达市革委会发出《紧急通知》:“天安门事件”是“解放以来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反革命事件”[7]。《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坚持“批邓”运动,并再一次将毛泽东不久前说的话“翻案不得人心”,以黑体字标出。[30]

4月7日,天安门广场继续戒严,有清洁车和洒水车在广场内清洗血迹[7]。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的汇报后,认为邓小平的问题因天安门事件的发生而性质变化[24]:6。当晚,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华国锋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24]:7[4]

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7]

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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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扣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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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的朱亦农(事件的复检小组负责人)警官,在事后两年的1978年11月3日、11日上午,会见记者介绍案情,表示涉案共拘捕过近400人(羁押超过三日为准)。其中当时事件开头的4月2日至4日,由便衣警员在广场跟踪抓捕了26人;4月5日围捕时当场共有二百多人被捕,经审查而最后羁押的有98人。在4月7日中央发布两项决议后,公安再追查而抓捕了264人。而经过两年来的审查,没有一个被捕人士是“反革命分子”。在打倒四人帮前,有224人被释放送回原单位进入学习班[31]

官方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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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毛远新两次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听取了汇报后,毛泽东同意公开发表《人民日报》记者关于事件的所谓“现场报道”[4]

4月8日,《人民日报》工农兵通讯员姚文元[4]发表文章《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文章署名:“本报工农兵通讯员 本报记者”),姚文元亦因此被民众称为“戈培尔编辑”。[32] 文章写道[24]:7

四月上旬,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他们明目张胆地发表反动演说,张贴反动诗、标语,散发反动传单,煽动搞反革命组织。他们用影射和赤裸裸的反革命语言,猖狂地叫嚣‘秦始皇时代已经过去’,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方向,进行反革命活动。

4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将参加该运动的群众定性为“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称邓小平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总代表”、“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从清华少数人的诬告信,到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都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和阶级根源,其源盖出于邓小平”[30][24]:7

4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梁效文章《邓小平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写道:[33]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出现,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完全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它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党内资产阶级反革命狰狞面目的一次大暴露,是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极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是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垂死挣扎的一场表演。……这次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是以邓小平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为旗帜的。……他们的真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原来他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日”,就是红旗落地、资本主义复辟之时!

5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梁效文章《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

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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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10月6日,四人帮在北京被拘捕,文化大革命结束[4]。因四五事件而倒台的邓小平也得以在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复出。1978年11月12日,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中的东北小组讨论会上提出:“天安门事件是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因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上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提议“畅所欲言”,所以陈云的发言得以在大会简报上登出。全体出席者很快地知道了他在东北小组会上的“爆炸性发言”。

因为东北三省中黑龙江和辽宁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表现积极,而吉林则是邓小平在前不久作了重要谈话的省份,所以东北组勇于支持陈云的发言。陈云的提议引起了巨大的共鸣,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都坚决支持陈云的发言。因此,依据党内多数的意见,华国锋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978年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四五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受迫害及被捕入狱者获得平反。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上正式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9]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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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平反此次活动后,将天安门广场以及各地流传的诗歌编辑出版,名《天安门诗抄》。山西太原坞城路铁三局机电队青年王立山的《扬眉剑出鞘》成为名作: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王立山,《扬眉剑出鞘》六首之一,第一辑,第11页

相关文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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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说《便衣警察》,海岩著,1985年出版;两度被改编为电视剧,分别于1987年、2005年播映。
  • 电影《春雨潇潇》,丁荫楠胡炳榴导演,张力维、章杰主演,1979年上映。
  • 电影《生活的颤音》,滕文骥吴天明导演,史钟麒、冷眉主演,1979年上映。
  • 电影《扬眉剑出鞘》(纪录片),雷震霖导演,1979年上映。
  • 电影《于无声处》,鲁韧导演,张孝中、杨宝龄、朱玉雯主演,1979年上映。
  • 电影《不是为了爱情》,向霖导演,李世玺、Nicoletta Peyran、颜世魁主演,1980年上映。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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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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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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