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稿:阿納斯塔西婭·卡爾圖諾娃

阿納斯塔西婭·卡爾圖諾娃
出生	(1924-01-31)1924年1月31日 蘇聯蘇俄沃羅涅日州博古恰爾區茹拉夫卡村
逝世	2021年2月23日(2021歲—02—23)（97歲）
國籍	蘇聯→俄羅斯
母校	莫斯科東方學研究所（1947年）
職業	漢學家 歷史學家 翻譯家
獎項	中俄關係貢獻獎章

阿納斯塔西婭·伊萬諾芙娜·卡爾圖諾娃（俄語：Анастасия Ивановна Картунова，羅馬化：Anastasiya Ivanovna Kartunova，1924年1月31日——2021年2月23日），俄羅斯歷史學博士，著名漢學家、歷史學家、翻譯家。

1924年1月31日出生於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沃羅涅日州博古恰爾區茹拉夫卡村，1947 - 1956年任蘇共中央對外政策部初級助理，1960年被分配到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所任高級研究員，直至1991年研究所被解散。自1994年起卡爾圖諾娃在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任首席研究員，是中國近現代史、中共黨史和蘇中關係史專家。其主要研究20世紀20年代蘇聯在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中的政策、聯共（布）和共產國際在中國問題上的政策、蘇聯在這一時期對中國的援助、蘇聯軍事和政治顧問的活動等論題。

生平

1924年1月31日出生於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沃羅涅日州博古恰爾區茹拉夫卡村，4歲時全家移居烏茲別克斯坦塔什干，自幼喜愛閱讀，求知慾旺盛。1941年入讀塔什干師範學院俄語與文學系，次年轉至歷史系，並被推薦前往費爾干納入讀莫斯科東方學研究所。入讀之初本打算研究印度與印地語，但最後在研究所主任的勸說下將研究方向轉向中國。

1947年從研究所畢業，同年即被調入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下屬205號研究所，負責翻譯來自中國的報刊書籍以供決策層研究參考，其間得以閱讀大量共產國際遺留下的文件，其中包括大量有關中蘇兩黨、兩國關係，以及在部分重大問題上中共經由共產國際向聯共（布）詢求意見的記錄。

1948年隨着205號研究所解散轉入聯共（布）中央對外政策部任職，當時該部門缺少能夠專門處理有關中國事務的人員，她的主要工作是將塔斯社駐華分部的新聞稿及其他關於中國的信息與信件進行匯總和翻譯工作。

1949年及此後江青數次赴蘇聯治病，她均有參與接待工作，多次作為工作人員陪同江青及其翻譯林利，從而與當時在蘇聯的劉愛琴、朱敏、李娜等人結下友誼；在她的印象里，江青是個「總是看起來很優雅」「有着頑強的記憶力」且「情緒波動劇烈」「行為出人意料」的人，她對普通蘇聯人的日常生活感興趣，會為一隻松鼠而拜訪司機的家，還會為蘇聯人在百貨商場排長隊買羊毛衫而不平。

1957年後，她再未同江青有過接觸，她的此段經歷也鮮有人知；時隔62年，2019年，她在《中國社會與國家》雜誌上撰寫了一篇長文，以記錄她與江青的回憶及對她的印象與思考：

「......她了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形勢，憑記憶知道世界上許多共產主義和工人黨派領導人的名字，精通東歐人民民主國家的形勢，當然也精通中國事態的發展......她與不同社會地位的人交流的方式令人矚目。我一直對她與來訪者交談時能夠靈活轉換風格的能力感到驚嘆。我看到她會改變語氣和談話內容。而且從未出現過任何失誤。她似乎能準確「猜中」該如何與不同的人相處。我想，這可能得益於她過去作為上海電影演員的經歷。

江青的閱讀量相當豐富。她對俄羅斯古典文學和蘇聯文學、法國古典文學、英國和美國文學都非常熟悉，這些作品都是通過中文譯本閱讀的。她不擅長外語。我懷疑她對中文古典文言文的掌握程度如何，因為在我看來，她似乎不太理解毛澤東用文言文寫給她的詩，有時這些詩會被他寄在寫給妻子的信中。

.....江青的反蘇情緒與她的思想信念無關。也許她根本就沒有這樣的信念。至少我可以肯定，她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非常模糊。她可能通過毛澤東在延安的講座接觸到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元素，她曾熱衷於參加這些講座......她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是片面而原始的，認為馬克思主義僅僅是關於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她的反蘇立場不難理解：江青極度自負且野心勃勃。當「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江青顯然認為自己的時代到了。

......在回憶與江青的會面時，我並未試圖勾勒出一個完整的形象，只是對她的肖像進行了零星的勾勒，這些勾勒在某種程度上補充了中國和西方文獻中已知的關於她的信息。有一點是明確的：根據環境的不同，她表現得並不一致，當然，她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物。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她的一些品質佔了上風，如過度的野心、為了獲得權力而進行的政治冒險、狡猾、殘忍和報復性，這些品質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得以表現出來。在我記憶中，她留下的印象是，我五十多年前在我國見到她時的樣子。」

此外，1949年6月至8月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共代表團訪問蘇聯的接待工作她也有參與，並因此同劉少奇、高崗、王稼祥等人有過交流。與江青不同，她對劉少奇的印象是內向、拘謹、「並不擅長開玩笑或閒聊」、「面容或許給人留下學者的印象」，卻又體現出獨特的人格魅力。1954年，她作為受邀參加五四運動35周年紀念活動的蘇聯青年代表團一員前往中國，隨團訪問了北京、上海、廣州等地，此行的所見所聞給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已經通過閱讀了解了中國的新發展和建設，也曾與中國人會面，對他們的文化以及中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一些特點有一定的了解。然而，閱讀關於中國的資料是一回事，親身到訪這個國家，親眼目睹那裏發生的事情，了解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整體面貌，以及那裏的氛圍等，則是完全不同的體驗。你們知道，僅僅從物理上就能感受到，人民挺直了腰板，中國人平靜而自豪地走在自己國家的街道上。 ......總的來說，這次旅行給我留下了深刻的、難以忘懷的印象，關於中國和中國人。這一切對我來說都很有趣和有幫助，作為未來的漢學家。」

此後，她真正開始密切關注與研究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歷史，成為了一名漢學家。

1956年作為研究生入讀蘇共中央社科院深造。1960年畢業後轉入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所任高級研究員，研究和分析中國相關問題，並兼職其他工作。出於便利，她可以查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紅旗》等報刊雜誌以及相當數量的中國歷史書籍，訪問研究所下轄中央檔案館此前從未被公開的材料與文件，這極大的便利和確定了其研究與研究方向。在此期間她撰寫了她的博士論文。

同一時期，她參與了六卷本《蘇聯共產黨歷史》等官方書籍的編撰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共產主義理論基礎，然彼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分裂等一系列事件也對她造成打擊。1970年她出版了《加倫在中國（1924—1927）》一書，後多次再版並被翻譯為中文。1980年完成了博士論文答辯，又應上級要求撰寫報告，分析了中共內部的權力格局及以鄧小平為首的新領導層在內政外交上的策略，並對中蘇關係改善問題提出見解；該報告隨後被提交到蘇共中央作為決策參考。此後不久前往日本為日本社會主義者講授課程，並撰寫論文《中國共產黨在1925-1927年革命中對工人問題的政策》，該論文中引用了數百條關於共產國際和蘇聯共產黨檔案的參考文獻和腳註，因而被標註為「僅供內部使用」無法公開發表。1983年出版的專著《中國共產黨在1925-1927年革命前夕的工人政策》因資料豐富受到俄國內外歷史學家的廣泛引用。1988年其在中國人民大學進行了為期6個月的考察和實習，研究有關中國改革開放政策馬列主義研究所領導層感興趣的相關問題。此次訪問為她的學術研究工作以及口語實踐積累下許多經驗。

1991年蘇聯解體後，隨着馬列主義研究所被解散，其陷入失業狀態，只能臨時在俄羅斯科學院語言學研究所下轄的小組工作，並開始着手撰寫論文《莫斯科在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中的政策：軍事方面（1923年至1927年7月）》，後於1994年被錄用為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的半職高級研究員，後來被任命為研究員。2005-2007年參與了《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第五卷的編撰工作，其間通過考據重新發現了「被遺忘」的中共一大與會者尼克爾斯基及有關於其的資料。2007年又被任命為中國近代史研究室的首席研究員，次年出版了《史太林、契切林與蘇聯駐華全權代表卡拉漢的通信：1923年8月至1926年》一書，2012年起轉入政治研究與預測中心。

自1960年起，其作為蘇聯/俄羅斯-中國友好協會中央委員會的成員展開活動，經常在中國重要的歷史紀念日時發表演講，即使在中蘇交惡的20年間也未曾間斷；2008年，為表彰「對俄中關係發展做出的貢獻」，其被授予俄中友好協會的「中俄關係貢獻獎章」。

2021年2月23日，卡爾圖諾娃去世，享年97歲。

主要著作和論文

«В.К. Блюхер в Китае 1924–1927 гг. Документированный очерк. Документы»，1970年。

«Политика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по рабочему вопросу в революции 1925–1927 гг.» ，1980年（論文）。

«Политика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по рабочему вопросу накануне революции 1925–1927 года»，1983年。

«Политика Москвы 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м движении в Китае (военный аспект. 1923 — июль 1927 г.)»，2001年（論文）。

«Переписка И.В. Сталина и Г.В. Чичерина с полпредом СССР в Китае Л.М. Караханом: август 1923–1926 гг.»，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