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稿:阿纳斯塔西娅·卡尔图诺娃

阿纳斯塔西娅·卡尔图诺娃
出生	(1924-01-31)1924年1月31日 蘇聯蘇俄沃罗涅日州博古恰尔区茹拉夫卡村
逝世	2021年2月23日(2021歲—02—23)（97歲）
国籍	苏联→俄羅斯
母校	莫斯科东方学研究所（1947年）
职业	汉学家 历史学家 翻译家
奖项	中俄关系贡献奖章

阿纳斯塔西娅·伊万诺芙娜·卡尔图诺娃（俄語：Анастасия Ивановна Картунова，羅馬化：Anastasiya Ivanovna Kartunova，1924年1月31日——2021年2月23日），俄罗斯历史学博士，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翻译家。

1924年1月31日出生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沃罗涅日州博古恰尔区茹拉夫卡村，1947 - 1956年任苏共中央对外政策部初级助理，1960年被分配到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直至1991年研究所被解散。自1994年起卡尔图诺娃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任首席研究员，是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和苏中关系史专家。其主要研究20世纪20年代苏联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政策、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在中国问题上的政策、苏联在这一时期对中国的援助、苏联军事和政治顾问的活动等论题。

生平

1924年1月31日出生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沃罗涅日州博古恰尔区茹拉夫卡村，4岁时全家移居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自幼喜爱阅读，求知欲旺盛。1941年入读塔什干师范学院俄语与文学系，次年转至历史系，并被推荐前往费尔干纳入读莫斯科东方学研究所。入读之初本打算研究印度与印地语，但最后在研究所主任的劝说下将研究方向转向中国。

1947年从研究所毕业，同年即被调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下属205号研究所，负责翻译来自中国的报刊书籍以供决策层研究参考，其间得以阅读大量共产国际遗留下的文件，其中包括大量有关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以及在部分重大问题上中共经由共产国际向联共（布）询求意见的记录。

1948年随着205号研究所解散转入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任职，当时该部门缺少能够专门处理有关中国事务的人员，她的主要工作是将塔斯社驻华分部的新闻稿及其他关于中国的信息与信件进行汇总和翻译工作。

1949年及此后江青数次赴苏联治病，她均有参与接待工作，多次作为工作人员陪同江青及其翻译林利，从而与当时在苏联的刘爱琴、朱敏、李娜等人结下友谊；在她的印象里，江青是个“总是看起来很优雅”“有着顽强的记忆力”且“情绪波动剧烈”“行为出人意料”的人，她对普通苏联人的日常生活感兴趣，会为一只松鼠而拜访司机的家，还会为苏联人在百货商场排长队买羊毛衫而不平。

1957年后，她再未同江青有过接触，她的此段经历也鲜有人知；时隔62年，2019年，她在《中国社会与国家》杂志上撰写了一篇长文，以记录她与江青的回忆及对她的印象与思考：

“......她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凭记忆知道世界上许多共产主义和工人党派领导人的名字，精通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形势，当然也精通中国事态的发展......她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交流的方式令人瞩目。我一直对她与来访者交谈时能够灵活转换风格的能力感到惊叹。我看到她会改变语气和谈话内容。而且从未出现过任何失误。她似乎能准确“猜中”该如何与不同的人相处。我想，这可能得益于她过去作为上海电影演员的经历。

江青的阅读量相当丰富。她对俄罗斯古典文学和苏联文学、法国古典文学、英国和美国文学都非常熟悉，这些作品都是通过中文译本阅读的。她不擅长外语。我怀疑她对中文古典文言文的掌握程度如何，因为在我看来，她似乎不太理解毛泽东用文言文写给她的诗，有时这些诗会被他寄在写给妻子的信中。

.....江青的反苏情绪与她的思想信念无关。也许她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信念。至少我可以肯定，她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非常模糊。她可能通过毛泽东在延安的讲座接触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元素，她曾热衷于参加这些讲座......她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片面而原始的，认为马克思主义仅仅是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她的反苏立场不难理解：江青极度自负且野心勃勃。当“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江青显然认为自己的时代到了。

......在回忆与江青的会面时，我并未试图勾勒出一个完整的形象，只是对她的肖像进行了零星的勾勒，这些勾勒在某种程度上补充了中国和西方文献中已知的关于她的信息。有一点是明确的：根据环境的不同，她表现得并不一致，当然，她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她的一些品质占了上风，如过度的野心、为了获得权力而进行的政治冒险、狡猾、残忍和报复性，这些品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得以表现出来。在我记忆中，她留下的印象是，我五十多年前在我国见到她时的样子。”

此外，1949年6月至8月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的接待工作她也有参与，并因此同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等人有过交流。与江青不同，她对刘少奇的印象是内向、拘谨、“并不擅长开玩笑或闲聊”、“面容或许给人留下学者的印象”，却又体现出独特的人格魅力。1954年，她作为受邀参加五四运动35周年纪念活动的苏联青年代表团一员前往中国，随团访问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此行的所见所闻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已经通过阅读了解了中国的新发展和建设，也曾与中国人会面，对他们的文化以及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些特点有一定的了解。然而，阅读关于中国的资料是一回事，亲身到访这个国家，亲眼目睹那里发生的事情，了解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整体面貌，以及那里的氛围等，则是完全不同的体验。你们知道，仅仅从物理上就能感受到，人民挺直了腰板，中国人平静而自豪地走在自己国家的街道上。 ......总的来说，这次旅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难以忘怀的印象，关于中国和中国人。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很有趣和有帮助，作为未来的汉学家。”

此后，她真正开始密切关注与研究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成为了一名汉学家。

1956年作为研究生入读苏共中央社科院深造。1960年毕业后转入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研究和分析中国相关问题，并兼职其他工作。出于便利，她可以查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红旗》等报刊杂志以及相当数量的中国历史书籍，访问研究所下辖中央档案馆此前从未被公开的材料与文件，这极大的便利和确定了其研究与研究方向。在此期间她撰写了她的博士论文。

同一时期，她参与了六卷本《苏联共产党历史》等官方书籍的编撰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共产主义理论基础，然彼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等一系列事件也对她造成打击。1970年她出版了《加伦在中国（1924—1927）》一书，后多次再版并被翻译为中文。1980年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又应上级要求撰写报告，分析了中共内部的权力格局及以邓小平为首的新领导层在内政外交上的策略，并对中苏关系改善问题提出见解；该报告随后被提交到苏共中央作为决策参考。此后不久前往日本为日本社会主义者讲授课程，并撰写论文《中国共产党在1925-1927年革命中对工人问题的政策》，该论文中引用了数百条关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档案的参考文献和脚注，因而被标注为“仅供内部使用”无法公开发表。1983年出版的专著《中国共产党在1925-1927年革命前夕的工人政策》因资料丰富受到俄国内外历史学家的广泛引用。1988年其在中国人民大学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考察和实习，研究有关中国改革开放政策马列主义研究所领导层感兴趣的相关问题。此次访问为她的学术研究工作以及口语实践积累下许多经验。

1991年苏联解体后，随着马列主义研究所被解散，其陷入失业状态，只能临时在俄罗斯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下辖的小组工作，并开始着手撰写论文《莫斯科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政策：军事方面（1923年至1927年7月）》，后于1994年被录用为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半职高级研究员，后来被任命为研究员。2005-2007年参与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第五卷的编撰工作，其间通过考据重新发现了“被遗忘”的中共一大与会者尼克尔斯基及有关于其的资料。2007年又被任命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室的首席研究员，次年出版了《斯大林、契切林与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卡拉汉的通信：1923年8月至1926年》一书，2012年起转入政治研究与预测中心。

自1960年起，其作为苏联/俄罗斯-中国友好协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展开活动，经常在中国重要的历史纪念日时发表演讲，即使在中苏交恶的20年间也未曾间断；2008年，为表彰“对俄中关系发展做出的贡献”，其被授予俄中友好协会的“中俄关系贡献奖章”。

2021年2月23日，卡尔图诺娃去世，享年97岁。

主要著作和论文

«В.К. Блюхер в Китае 1924–1927 гг. Документированный очерк. Документы»，1970年。

«Политика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по рабочему вопросу в революции 1925–1927 гг.» ，1980年（论文）。

«Политика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по рабочему вопросу накануне революции 1925–1927 года»，1983年。

«Политика Москвы 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м движении в Китае (военный аспект. 1923 — июль 1927 г.)»，2001年（论文）。

«Переписка И.В. Сталина и Г.В. Чичерина с полпредом СССР в Китае Л.М. Караханом: август 1923–1926 гг.»，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