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上海市抗議活動

1989年春夏之交,中華人民共和國爆發全國性抗議運動。期間作為中國重要的大城市,上海市各地也有抗議、遊行、罷課、集會及其他政治表達行為。這些活動多由學生、工人主導,也包含市民等群體發起,與全國範圍內的抗議相呼應。
4月
[編輯]胡耀邦去世後,4月16日晚,復旦大學3108教室舉行了一場追悼胡耀邦的儀式,約400人參加。從4月15日下午起,上海多所高校如復旦大學、華東化工學院等陸續出現悼念胡耀邦的大字報和小字報,截至16日晚8時,上海近十所高校,包括華東政法學院、華東師範大學、上海財經大學等,均出現了類似的大字報[1]。
4月17日晚,上海華東師範大學近千名學生走出校門,舉着「悼胡公」「沉痛悼念耀邦先生」等橫幅,攜帶兩個花圈,前往中國紡織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串聯,但未獲明顯響應,至次日凌晨3時返回學校。晚10時,復旦大學數百名學生出發,11時抵達同濟大學,聚集超千人後前往上海市政府和市人大常委會,要求與市領導對話,至次日凌晨4時散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連夜召開緊急會議,決定以市委、市政府名義發布通告,要求悼念活動在本單位內進行,強調維護上海生產、學習、生活秩序,警惕有人藉機挑起事端[1]。
4月18日,由數千名學生組成的團體開始公開悼念胡耀邦。一些人甚至要求與市政府官員見面,但最終以失敗告終[2][3]。
大多數學生的活動都相對平和。上海立場靠近改革派的《世界經濟導報》在胡耀邦死後第4天(4月19日)召開編務會,認為悼詞應該帶有實質性內容而不是一般的哀悼,決定出版紀念胡耀邦的專題報導。其中一篇由嚴家其所撰寫的文章中,便對北京市學生發起的抗議活動給予正面評價,並且呼籲重新審視1987年要求胡耀邦下臺的作為[4]。
4月20日,上海市委宣傳部得知《世界經濟導報》將開辟專欄悼念前總書記胡耀邦,市委宣傳部長陳至立隨即告知市委書記江澤民。由於內容敏感,曾慶紅與欽本立討論第439期《導報》清樣問題時,要欽本立刪節500字,主要是嚴家其、戴晴等人的發言。直至報紙出廠時間過後,當江澤民和汪道涵硬壓軟勸要欽本立同意刪節,欽本立才勉強同意刪除相關內容,卻發現十幾萬份報紙都已印好;400份已批發給報攤,還有大批報紙已送往北京。當局只能攔住通過郵局傳遞的《導報》,對於內部直送和街頭販賣的《導報》則無能為力[5][4]。最後雖然追回兩萬份,但報紙的發行已經造成影響。
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後,江澤民得知中央政府的立場,召開市委書記緊急會議。同日,在有一萬四千名黨員參加的大型集會上,江澤民宣布停止欽本立的領導職務,整頓《導報》[6]。4月27日,江澤民派劉吉、陳至立負責的「上海市委整頓領導小組」進駐《導報》。江的做法在當時和之後都贏得保守派的正面評價[7]。
4月20日,上海復旦大學學生在外灘和南京路遊行,近500人到人民廣場演講,吸引萬餘人圍觀。警方採取措施將演講學生圍成一圈,要求進入者出示學生證,未干預演講。4月25日,上海高校傳播「北京情況」的宣傳品增多,復旦大學、同濟大學等校出現相關大字報、照片和傳單,內容涉及「四二零事件真相」「「四二一遊行始末」「十萬學生和平請願」等。4月26日,復旦大學、上海財經大學、華東政法大學、上海師範大學等校都發現有來自北京高校的學生到校串聯。在復旦大學學生集會上,一自稱是北大籌委會成員,並亮出北京大學學生證的人,發表演講[1]。
四二六社論發佈後,上海發生了大規模抗議活動,很多學生參加了罷課[8]。對世界經濟導報的處理亦引起新聞工作者的反彈,學生和記者也開始變得激動[8]。期間「上海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高自聯)、「上海工人自治聯合會」(工自聯)等組織成立[3]。29日晚上,中央電視台播出了袁木等人與學生的對話錄像後,繼續有大學生因為不滿,上街或在校內進行遊行,抗議袁木講話。4月30日,上海一些高校出現呼籲五月四日上街遊行的大字報,還有的學生秘密串聯籌備五月四日的遊行。中共上海市委則要求各校在五月一日前後抓緊做工作,一律不承認學生非法組織,勸說學生不要罷課,要採取一切措施勸阻學生上街遊行,要避免流血事件[1]。
5月
[編輯]5月2日,大約有7000人來到人民廣場靜坐以及發表演講,並在給市領導的請願書上簽名。在警察禁止旁觀者進入廣場之後,學生們又搬到了外灘,在那裡人數激增到大約8000,並繼續靜坐到深夜[9]。
兩天後,在五四運動七十周年之際,8000名上海學生再次在市政府前靜坐,要求對話。據報道,他們散發的小冊子和傳單也讓許多市民支持學生運動[10]。
5月16日,來自12個不同大學的4000多名學生前往市政府大樓開始靜坐,要求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辭職,並向政府提出了新訴求,包括承認學生運動是愛國運動,不懲罰任何示威者,恢復《世界經濟導報》前主編輯欽本立職務,以及學生代表與政府之間進行平等的公開對話[11] 。市領導同意第二天與學生領袖會面。到5月17日上午,對話仍未進行,依舊有200名學生留守靜坐,大約40名學生效仿了北京學生行為開始絕食抗議[12] 。當天晚些時候,超過23,000名抗議者以及60名絕食抗議者在政府大樓外集會。但上海市政府卻讓來自官方組織的學生代表與政府對話,這種形式的對話遭到了很多人的抵制,而且江澤民也沒有出席對話。第二天,包括作家和工人在內的十萬多名市民參加支持學生的遊行[13]。
中旬,上海浦東中學有學生成立「雙色黨」,宗旨是改變社會主義制度,該黨由委員長及兩位副委員長負責領導,成立初期有黨員廿三人,並開過二次黨代表大會。在此前後,上海地區成立的民運組織還包括「上海愛國工人聲援團」、「同濟英雄敢死隊」、「中國青年民主黨」、「愛國義勇軍」「自由社」、「赤仔治國自由社」等[14]。為了應對北京宣佈的戒嚴令,超過2萬名學生、工人和知識分子在雨中遊行抗議[15] 。5月23日,大約有5.5萬人來到大學校園聆聽學生們的演講[16]。
6月
[編輯]6月4日清晨起,北京六四清場後,復旦、同濟、交大和華東師大等學生上街遊行,上海高自聯、工自聯與學生上街攔截車輛,在全市42個地段設路障攔截軍車,堵塞交通,攻擊清除路障的警察、武警和工人糾察隊。市政府在電視電台警告學生「不要以為政府軟弱可欺」。下午五時,「高校自治聯合會」組織全市十一所高校三千多名學生上街。他們到市中心和外圍各個主要道口,將汽車輪胎扎破,橫在路口當路障,並組成人牆擋車,致使一千多輛汽車被堵,數萬名工人無法上下班。上海醫科大學二十多名學生在漕溪北路鐵道口,擋住了金山開往上海的列車,直至公安幹警趕赴現場後撤離。華東師範大學在陸家宅鐵道口攔住兩千多輛汽車,刺破輪胎,又去公交電車場把門堵住。[17][3]
工廠工人亦發起大規模的罷工抗議行動,一時間上海市的工人缺勤率攀升,一些工廠為此被迫停工,市工業用電量下降。這些舉動使得鐵路與道路交通陷入癱瘓,同時早上許多大眾交通工具也無法正常提供服務[18]:389,英國廣播公司則報導說:「數萬名工作人士因而無法正常上下班。[19]」。6月5日,上海有3萬多名學生早上在市內設置路障,致使122個交通道口堵塞,一千五百多輛公交車輛全部停駛,市區交通全部中斷,其中五百多輛被放了氣。打浦路、延安東路兩個渡口遂道被堵。光新路鐵路道口和中山路鐵路道口被阻攔,火車運行受阻。交通民警崗亭被占領。交通處門口的五、六輛警車被放了氣。市委黨校的一輛大轎車被推翻。兩名交通民警被打。郊區企業不足三分之一人上班。[20][21][22]
當時幾天民眾嘗試攔截火車,意欲攔下火車上去北京支援被武力鎮壓的北京學潮。6月6日凌晨,上海市政府派遣6,500人強力清除路障,但又有近萬名學生和市民重新設置路障。晚8時45分,由北京開往上海的161次列車在進入上海市區光新路道口(京滬鐵路的必經道口,發生前數天都沒有火車通過)時,撞上正在圍觀被堵列車的9名市民,其中5人當場死亡。《人民日報》報導造成6人受傷、6人死亡;《文匯報》則指出有8人當場死亡,另外有30多人受傷。
到了晚上10時,現場聚集3萬多人,鐵路道口發生騷亂,上海市政府緊急調派700名公安警察維持現場秩序,併與群眾發生衝突。有部分群眾因不滿列車撞上市民而毆打火車司機,試圖阻止的公安幹警同樣遭受攻擊。群眾縱火焚燒列車車廂以表達不滿,並阻擾消防車救火。161次京滬列車遭到焚燒,一節郵政車廂全毀,最終有8節車廂被焚毀,被燒火車為一列空車[23]。同時6輛公安摩托車遭到燒毀,滬寧、滬杭鐵路中斷[18]:403[24]:1199。有民眾指稱撞人火車司機明知道口有大量民眾攔截,卻完全不作減速通過而惡意撞死攔截火車民眾,並有便衣混跡於民眾中。上海公安逮捕了11人。有十餘人受傷。還有40餘名警察受傷[25][26][3][22]。據回憶者描述[27]:
燒火車的材料是鬧事者帶的打火機和從隔壁上海硫酸廠拖出來的摩托車中的汽油。激憤的人群在鐵路光新路道口將一蒸汽單機攔在道口,接着圍觀的人越來越多。而161次列車在發現道口沒有關閉,有大量人群後緊急制動,制動距離不夠,撞死6人傷6人。人群毆打火車司機,副司機重傷。有人點火焚燒郵政車廂,列車着火。消防隊趕來,人們阻止滅火,割破水帶……許多真的燒火車的都逃了,抓到的幾個都是倒霉蛋。其中有個傻子,上海灘有名的『毛估估』。
6月7日晨六時,一些人繼續在一百二十多處主要交通幹線上設置路障,各種車輛受阻,交通中斷。[28]6月7日時,同濟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上海工業大學和上海理工大學等學校學生紛紛強占各自學校的禮堂以及教學大樓,並且將其安排成靈堂以悼念六四事件的傷亡者[18]:407。越來越多學生們參與架設路障阻礙交通的行動,但在聽聞上海也有可能戒嚴後便有3,000多人決定暫時離開校園[29]。當天晚上,上海市長朱鎔基發表電視談話,強調「上海不能亂」,並且提到:「很多同志要求我們動用武裝警察,甚至動用軍隊。我作為市長,在此鄭重聲明,市委、市政府從來沒有考慮過要使用軍隊,從來沒有打算實行軍管或戒嚴。我們只追求穩定上海、穩定大局,堅持生產、保障生活。[18]:410」
6月7日,公安機關表示抓獲七十一名幾天來在市內搞打、砸、搶、燒的犯罪分子,大部分是外地民工和社會閒雜人員。[28]6月8日上午,復旦大學有三百餘名學生到市內設置路障,有少量人員阻攔、破壞過往車輛。當局表示公安幹警及時出動,抓獲十餘人,控制了事態。全市大部分路障已被清除,主要路口交通已恢復正常。上海交大一百多名學生企圖到寶鋼鼓動工人罷工,被廠方拒之門外。各廠礦、企業生產基本正常。[30]
6月9日,上海市當局動用工人清除路障,同時6,000名學生在人民廣場舉行追悼會。參加者臂戴黑紗、抬著花圈、舉著校旗進入廣場;廣場不斷播出「北京慘案真相」。但隨著公安部門大舉緝捕學生,各地示威陸續終止。[31]
上海用電量由6月3日的6,653萬度電降至6月7日的6,128萬度,二輕、冶金、紡織、儀表、船舶、航空、電氣等行業的997企業的職工缺勤遲到率為34.38%,12家企業全部停產,23家部分停工。6月4日至8日,上海有234個路口被堵塞979次,6000多輛機動車被攔停用作路障,其中16輛被掀翻、砸壞、燒毀,鐵路運輸中斷近50小時。
後續
[編輯]六四事件後,江澤民在上海市處理具有改革派傾向刊物、積極響應四二六社論的作法,使得他贏得保守勢力的支持,獲得提拔而進入中央領導高層,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事件中[32][33]。
此後,上海「高自聯」和「工自聯」等組織遭到強行解散,《民主之聲》等刊物停止出版。袁智明、彭家民等被指控製造光新路鐵路道口騷亂並遭到逮捕。[3]6月10日,全市交通全面恢復,生產逐步轉入正常。下午,復旦、同濟大學有七、八十名學生到市公安局門前靜坐,要求釋放工自聯負責人,並有一人宣布絕食。十一日凌晨一時許,靜坐的學生全部離去。晚上,「上海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召開常委會,聲稱「愛國民主運動」已取得了在現在歷史條件下所能獲得的最大成就,要作好長期鬥爭的準備。鑑於目前時局,要保護學生現有力量,停止進一步的激烈行動。[34]
6月21日,六四事件後中國政府宣佈第一批執行死刑的犯人。上海市中級法院一審判決因爲「在6月6日滬寧鐵路光新路鐵路道口嚴重騷亂事件中放火焚燒列車、肆意破壞交通工具和交通設備」,上海啤酒廠工人徐國明、無線電廠工人嚴雪榮和「無業人員」卞漢武被槍決。包括美國和幾個西歐國家請求考慮量刑,但當局仍實施了死刑[35]。發言人沒有透露更多細節。由於這三位嫌疑人從被捕到正式處決僅用了八天,遠快於正常的案件處理速度,因此部分人士質疑時任上海領導如市長朱鎔基等在處理時違反了中國刑法,也有人質疑其中一名被處決者為精神疾病患者[25][22][27][36]。
其他示威的參與者與領導者,部分人也相應被上海警方和司法機關進行逮捕審判。例如「上海工人聯合會聲援團」召集人王妙根(時有「北京韓東方,上海王妙根」的說法),因領導「非法工人組織」的罪名,未經審判被公安勞動教養兩年半,被送去蘇北勞動改造。王為孤兒,出獄後又斷斷續續被關押,收容到精神病院,並與外界失聯[37][38]。上海監獄和勞改隊也在事後開展以「平息反革命暴亂」為內容的思想政治教育,播放《飄揚,共和國的旗幟》等錄像[39]。浦東中學生在民運期間組織的「雙色黨」亦被學生家長檢舉而被破獲[40],官方指這些中學生「動亂期間,多次到市區觀看遊行,閱讀標語,受到嚴重影響」、「到1990年1月,已發展黨員22人」,他們提出「「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在中國建立一個完全資本主義強國」的最高綱領和「建立一個以雙色黨為中心的真正政黨」的最低綱領」「走上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道路」[41]。
另見
[編輯]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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