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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上海市抗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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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南京路上海时装商店挂出声援学生运动的横幅,表达对1980年代末中国通货膨胀的不满

1989年春夏之交,中华人民共和国爆发全国性抗议运动。期间作为中国重要的大城市,上海市各地也有抗议、游行、罢课、集会及其他政治表达行为。这些活动多由学生、工人主导,也包含市民等群体发起,与全国范围内的抗议相呼应。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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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去世后,4月16日晚,复旦大学3108教室举行了一场追悼胡耀邦的仪式,约400人参加。从4月15日下午起,上海多所高校如复旦大学、华东化工学院等陆续出现悼念胡耀邦的大字报和小字报,截至16日晚8时,上海近十所高校,包括华东政法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均出现了类似的大字报[1]

4月17日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近千名学生走出校门,举着“悼胡公”“沉痛悼念耀邦先生”等横幅,携带两个花圈,前往中国纺织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串联,但未获明显响应,至次日凌晨3时返回学校。晚10时,复旦大学数百名学生出发,11时抵达同济大学,聚集超千人后前往上海市政府和市人大常委会,要求与市领导对话,至次日凌晨4时散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市委、市政府名义发布通告,要求悼念活动在本单位内进行,强调维护上海生产、学习、生活秩序,警惕有人借机挑起事端[1]

4月18日,由数千名学生组成的团体开始公开悼念胡耀邦。一些人甚至要求与市政府官员见面,但最终以失败告终[2][3]

大多数学生的活动都相对平和。上海立场靠近改革派的《世界经济导报》在胡耀邦死后第4天(4月19日)召开编务会,认为悼词应该带有实质性内容而不是一般的哀悼,决定出版纪念胡耀邦的专题报导。其中一篇由严家其所撰写的文章中,便对北京市学生发起的抗议活动给予正面评价,并且呼吁重新审视1987年要求胡耀邦下台的作为[4]

4月20日,上海市委宣传部得知《世界经济导报》将开辟专栏悼念前总书记胡耀邦,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随即告知市委书记江泽民。由于内容敏感,曾庆红钦本立讨论第439期《导报》清样问题时,要钦本立删节500字,主要是严家其戴晴等人的发言。直至报纸出厂时间过后,当江泽民汪道涵硬压软劝要钦本立同意删节,钦本立才勉强同意删除相关内容,却发现十几万份报纸都已印好;400份已批发给报摊,还有大批报纸已送往北京。当局只能拦住通过邮局传递的《导报》,对于内部直送和街头贩卖的《导报》则无能为力[5][4]。最后虽然追回两万份,但报纸的发行已经造成影响。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后,江泽民得知中央政府的立场,召开市委书记紧急会议。同日,在有一万四千名党员参加的大型集会上,江泽民宣布停止钦本立的领导职务,整顿《导报》[6]。4月27日,江泽民派刘吉陈至立负责的“上海市委整顿领导小组”进驻《导报》。江的做法在当时和之后都赢得保守派的正面评价[7]

4月20日,上海复旦大学学生在外滩和南京路游行,近500人到人民广场演讲,吸引万余人围观。警方采取措施将演讲学生围成一圈,要求进入者出示学生证,未干预演讲。4月25日,上海高校传播“北京情况”的宣传品增多,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校出现相关大字报、照片和传单,内容涉及“四二零事件真相”““四二一游行始末”“十万学生和平请愿”等。4月26日,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校都发现有来自北京高校的学生到校串联。在复旦大学学生集会上,一自称是北大筹委会成员,并亮出北京大学学生证的人,发表演讲[1]

四二六社论发布后,上海发生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很多学生参加了罢课[8]。对世界经济导报的处理亦引起新闻工作者的反弹,学生和记者也开始变得激动[8]。期间“上海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高自联)、“上海工人自治联合会”(工自联)等组织成立[3]。29日晚上,中央电视台播出了袁木等人与学生的对话录像后,继续有大学生因为不满,上街或在校内进行游行,抗议袁木讲话。4月30日,上海一些高校出现呼吁五月四日上街游行的大字报,还有的学生秘密串联筹备五月四日的游行。中共上海市委则要求各校在五月一日前后抓紧做工作,一律不承认学生非法组织,劝说学生不要罢课,要采取一切措施劝阻学生上街游行,要避免流血事件[1]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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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日,大约有7000人来到人民广场静坐以及发表演讲,并在给市领导的请愿书上签名。在警察禁止旁观者进入广场之后,学生们又搬到了外滩,在那里人数激增到大约8000,并继续静坐到深夜[9]

两天后,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之际,8000名上海学生再次在市政府前静坐,要求对话。据报道,他们散发的小册子和传单也让许多市民支持学生运动[10]

5月16日,来自12个不同大学的4000多名学生前往市政府大楼开始静坐,要求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辞职,并向政府提出了新诉求,包括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运动,不惩罚任何示威者,恢复《世界经济导报》前主编辑钦本立职务,以及学生代表与政府之间进行平等的公开对话[11] 。市领导同意第二天与学生领袖会面。到5月17日上午,对话仍未进行,依旧有200名学生留守静坐,大约40名学生效仿了北京学生行为开始绝食抗议[12] 。当天晚些时候,超过23,000名抗议者以及60名绝食抗议者在政府大楼外集会。但上海市政府却让来自官方组织的学生代表与政府对话,这种形式的对话遭到了很多人的抵制,而且江泽民也没有出席对话。第二天,包括作家和工人在内的十万多名市民参加支持学生的游行[13]

中旬,上海浦东中学有学生成立“双色党”,宗旨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该党由委员长及两位副委员长负责领导,成立初期有党员廿三人,并开过二次党代表大会。在此前后,上海地区成立的民运组织还包括“上海爱国工人声援团”、“同济英雄敢死队”、“中国青年民主党”、“爱国义勇军”“自由社”、“赤仔治国自由社”等[14]。为了应对北京宣布的戒严令,超过2万名学生、工人和知识分子在雨中游行抗议[15] 。5月23日,大约有5.5万人来到大学校园聆听学生们的演讲[16]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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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清晨起,北京六四清场后,复旦同济交大华东师大等学生上街游行,上海高自联、工自联与学生上街拦截车辆,在全市42个地段设路障拦截军车,堵塞交通,攻击清除路障的警察、武警和工人纠察队。市政府在电视电台警告学生“不要以为政府软弱可欺”。下午五时,“高校自治联合会”组织全市十一所高校三千多名学生上街。他们到市中心和外围各个主要道口,将汽车轮胎扎破,横在路口当路障,并组成人墙挡车,致使一千多辆汽车被堵,数万名工人无法上下班。上海医科大学二十多名学生在漕溪北路铁道口,挡住了金山开往上海的列车,直至公安干警赶赴现场后撤离。华东师范大学在陆家宅铁道口拦住两千多辆汽车,刺破轮胎,又去公交电车场把门堵住。[17][3]

工厂工人亦发起大规模的罢工抗议行动,一时间上海市的工人缺勤率攀升,一些工厂为此被迫停工,市工业用电量下降。这些举动使得铁路与道路交通陷入瘫痪,同时早上许多大众交通工具也无法正常提供服务[18]:389英国广播公司则报导说:“数万名工作人士因而无法正常上下班。[19]”。6月5日,上海有3万多名学生早上在市内设置路障,致使122个交通道口堵塞,一千五百多辆公交车辆全部停驶,市区交通全部中断,其中五百多辆被放了气。打浦路、延安东路两个渡口遂道被堵。光新路铁路道口和中山路铁路道口被阻拦,火车运行受阻。交通民警岗亭被占领。交通处门口的五、六辆警车被放了气。市委党校的一辆大轿车被推翻。两名交通民警被打。郊区企业不足三分之一人上班。[20][21][22]

当时几天民众尝试拦截火车,意欲拦下火车上去北京支援被武力镇压的北京学潮。6月6日凌晨,上海市政府派遣6,500人强力清除路障,但又有近万名学生和市民重新设置路障。晚8时45分,由北京开往上海的161次列车在进入上海市区光新路道口(京沪铁路的必经道口,发生前数天都没有火车通过)时,撞上正在围观被堵列车的9名市民,其中5人当场死亡。《人民日报》报导造成6人受伤、6人死亡;《文汇报》则指出有8人当场死亡,另外有30多人受伤。

到了晚上10时,现场聚集3万多人,铁路道口发生骚乱,上海市政府紧急调派700名公安警察维持现场秩序,并与群众发生冲突。有部分群众因不满列车撞上市民而殴打火车司机,试图阻止的公安干警同样遭受攻击。群众纵火焚烧列车车厢以表达不满,并阻扰消防车救火。161次京沪列车遭到焚烧,一节邮政车厢全毁,最终有8节车厢被焚毁,被烧火车为一列空车[23]。同时6辆公安摩托车遭到烧毁,沪宁、沪杭铁路中断[18]:403[24]:1199。有民众指称撞人火车司机明知道口有大量民众拦截,却完全不作减速通过而恶意撞死拦截火车民众,并有便衣混迹于民众中。上海公安逮捕了11人。有十余人受伤。还有40余名警察受伤[25][26][3][22]。据回忆者描述[27]

烧火车的材料是闹事者带的打火机和从隔壁上海硫酸厂拖出来的摩托车中的汽油。激愤的人群在铁路光新路道口将一蒸汽单机拦在道口,接着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而161次列车在发现道口没有关闭,有大量人群后紧急制动,制动距离不够,撞死6人伤6人。人群殴打火车司机,副司机重伤。有人点火焚烧邮政车厢,列车着火。消防队赶来,人们阻止灭火,割破水带……许多真的烧火车的都逃了,抓到的几个都是倒霉蛋。其中有个傻子,上海滩有名的‘毛估估’。

6月7日晨六时,一些人继续在一百二十多处主要交通干线上设置路障,各种车辆受阻,交通中断。[28]6月7日时,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工业大学和上海理工大学等学校学生纷纷强占各自学校的礼堂以及教学大楼,并且将其安排成灵堂以悼念六四事件的伤亡者[18]:407。越来越多学生们参与架设路障阻碍交通的行动,但在听闻上海也有可能戒严后便有3,000多人决定暂时离开校园[29]。当天晚上,上海市长朱镕基发表电视谈话,强调“上海不能乱”,并且提到:“很多同志要求我们动用武装警察,甚至动用军队。我作为市长,在此郑重声明,市委、市政府从来没有考虑过要使用军队,从来没有打算实行军管或戒严。我们只追求稳定上海、稳定大局,坚持生产、保障生活。[18]:410

6月7日,公安机关表示抓获七十一名几天来在市内搞打、砸、抢、烧的犯罪分子,大部分是外地民工和社会闲杂人员。[28]6月8日上午,复旦大学有三百余名学生到市内设置路障,有少量人员阻拦、破坏过往车辆。当局表示公安干警及时出动,抓获十余人,控制了事态。全市大部分路障已被清除,主要路口交通已恢复正常。上海交大一百多名学生企图到宝钢鼓动工人罢工,被厂方拒之门外。各厂矿、企业生产基本正常。[30]

6月9日,上海市当局动用工人清除路障,同时6,000名学生在人民广场举行追悼会。参加者臂戴黑纱、抬著花圈、举著校旗进入广场;广场不断播出“北京惨案真相”。但随著公安部门大举缉捕学生,各地示威陆续终止。[31]

上海用电量由6月3日的6,653万度电降至6月7日的6,128万度,二轻、冶金、纺织、仪表、船舶、航空、电气等行业的997企业的职工缺勤迟到率为34.38%,12家企业全部停产,23家部分停工。6月4日至8日,上海有234个路口被堵塞979次,6000多辆机动车被拦停用作路障,其中16辆被掀翻、砸坏、烧毁,铁路运输中断近50小时。

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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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
六四事件后,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获得提拔而进入中央领导高层,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六四事件后,江泽民在上海市处理具有改革派倾向刊物、积极响应四二六社论的作法,使得他赢得保守势力的支持,获得提拔而进入中央领导高层,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事件中[32][33]

此后,上海“高自联”和“工自联”等组织遭到强行解散,《民主之声》等刊物停止出版。袁智明、彭家民等被指控制造光新路铁路道口骚乱并遭到逮捕。[3]6月10日,全市交通全面恢复,生产逐步转入正常。下午,复旦、同济大学有七、八十名学生到市公安局门前静坐,要求释放工自联负责人,并有一人宣布绝食。十一日凌晨一时许,静坐的学生全部离去。晚上,“上海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召开常委会,声称“爱国民主运动”已取得了在现在历史条件下所能获得的最大成就,要作好长期斗争的准备。鉴于目前时局,要保护学生现有力量,停止进一步的激烈行动。[34]

6月21日,六四事件后中国政府宣布第一批执行死刑的犯人。上海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决因为“在6月6日沪宁铁路光新路铁路道口严重骚乱事件中放火焚烧列车、肆意破坏交通工具和交通设备”,上海啤酒厂工人徐国明、无线电厂工人严雪荣和“无业人员”卞汉武被枪决。包括美国和几个西欧国家请求考虑量刑,但当局仍实施了死刑[35]。发言人没有透露更多细节。由于这三位嫌疑人从被捕到正式处决仅用了八天,远快于正常的案件处理速度,因此部分人士质疑时任上海领导如市长朱镕基等在处理时违反了中国刑法,也有人质疑其中一名被处决者为精神疾病患者[25][22][27][36]

其他示威的参与者与领导者,部分人也相应被上海警方和司法机关进行逮捕审判。例如“上海工人联合会声援团”召集人王妙根(时有“北京韩东方,上海王妙根”的说法),因领导“非法工人组织”的罪名,未经审判被公安劳动教养两年半,被送去苏北劳动改造。王为孤儿,出狱后又断断续续被关押,收容到精神病院,并与外界失联[37][38]。上海监狱和劳改队也在事后开展以“平息反革命暴乱”为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播放《飘扬,共和国的旗帜》等录像[39]。浦东中学生在民运期间组织的“双色党”亦被学生家长检举而被破获[40],官方指这些中学生“动乱期间,多次到市区观看游行,阅读标语,受到严重影响”、“到1990年1月,已发展党员22人”,他们提出““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在中国建立一个完全资本主义强国”的最高纲领和“建立一个以双色党为中心的真正政党”的最低纲领”“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41]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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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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