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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與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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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德國食品與農業部（英語：Reich Ministry of Food and Agriculture）標誌，反映了「血與土」的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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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與土（德語：Blut und Boden）是近代德國的種族意識形態之一，指民族的生存依靠血（民族的血統）和土地（農業生產的基礎），同時也強調了農業的重要意義以及農村生活的美德及傳統價值，並將其與城市生活對立。這一意識形態與當時德國的生存空間理念緊密相關，即認為德意志民族應向東歐擴張，通過東方總計劃征服並取代當地的斯拉夫人和波羅的人。

這一論點起源於19世紀末的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是納粹德國意識形態的核心組成部分。農業者聯盟（德語：Artamanen）的民族主義思想以及里夏德·瓦爾特·達雷的著作，對農業政策產生了深遠影響，他們的觀點後來被阿道夫·希特勒、海因里希·希姆萊和巴爾杜爾·馮·席拉赫採納。

1932年，納粹黨報《人民觀察家》因德國知名軍人、作家恩斯特·榮格反對「血與土」的意識形態而對他展開攻擊，指責他是「唯理智論者」和「自由主義者」。[1]

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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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語中的「血與土」這一表達起源於19世紀末，最初見於一些宣揚種族主義和浪漫民族主義的小冊子中。它催生了一種具有地方主義色彩的文學形式，並帶有一定的社會批判色彩。[2]這種浪漫主義的鄉土情結在納粹黨崛起前就已廣泛存在。[3]19世紀德國農業浪漫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和威廉·海因里希·里爾（英語：Wilhelm Heinrich Riehl），他們主張農民階層是德國民族和保守主義的基礎。[4]

納粹時期之前的極端民族主義者常常支持鄉村生活，聲稱其比城市生活更為健康。農業者聯盟（德語：Artamanen）甚至將城市兒童送往鄉村勞動，希望他們能夠被塑造成邊防農民（英語：Wehrbauer）。[5]

在納粹德國崛起之際，里夏德·瓦爾特·達雷1930年的著作《源自血與土的新貴族》使得「血與土」這一口號廣為流傳。在書中，他提出應實施一系列優生計劃，主張通過選擇性育種來根本解決國家面臨的各種問題。[6]早在1928年，他還撰寫了《農民作為北歐人種生命源泉》一書，提出他的理論：北歐人與東南歐人之間所謂的差異，根源在於北歐人與優越土地之間的聯繫。[7]達雷是納粹黨的重要成員，也是著名的種族理論家，對納粹黨在城市之外的普通德國人中贏得支持起到了關鍵作用。在掌權之前，納粹黨就呼籲人們從城市回歸鄉村。[8]這種農業情結使他們能夠同時反對中產階級與貴族階層，並將農民塑造成高於城市道德污泥之上的理想人物。[9]

納粹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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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13日，里夏德·瓦爾特·達雷在戈斯拉爾向農民社群發表講話，他站在一面印有帝國鷹和納粹標誌（卐），其間交叉着一把劍與一束麥穗、並標有「血與土」字樣的標誌前（資料來源：德國聯邦檔案館）。

這一理論不僅倡導「回歸土地」的方針和重新採納「鄉村價值觀」，還宣稱德國的土地與德意志民族的血統之間存在某種（可能帶有神秘色彩的）不可分割的聯繫。[10]農民被納粹視為文化英雄，他們肩負着德國種族血統與歷史的傳承——例如在一次紀念中世紀農民起義的活動中，達雷發表演講，稱讚農民是德國歷史中的力量與淨化者。[11]農業主義被宣稱為理解「自然秩序」的唯一途徑。城市文化則被貶為軟弱無力的「瀝青文化」，並部分地以暗示歸因於猶太影響，描繪為一種只能通過元首意志加以根除的墮落現象。[12]

這一理論也影響了納粹對理想女性的定義：她應是一位健壯的農婦，耕作土地、孕育強健的子女。這種形象促成了對經戶外勞動而曬成古銅色的健美女性的讚美。[13]農村女性生育率高於城市女性，這一點也是納粹支持鄉村女性形象的重要原因。[14]

卡爾·施米特認為，一個民族會根據其「血與土」發展出與之相適應的法律，因為真正的「本真性」要求人們忠於人民，而非抽象的普遍原則。[15]

《新人民（英語：Neues Volk）》雜誌刊登了反猶的種族統計圖表，譴責所謂雅利安家庭農田的被破壞，並宣稱猶太人正在消滅德國傳統的農民階層。[16]學校使用的宣傳海報描繪了人們從鄉村遷往城市的情景。[17]《德國國家教義問答》——這是一部在學校廣泛使用的納粹宣傳教材——也講述了一些農民如何喪失祖傳土地、被迫遷往城市的故事，並強調這種遷移帶來的道德敗壞影響。[18]

納粹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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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計劃在意識形態和宣傳上得到了遠多於實際改革的支持。[19]當戈特弗里德·費德爾試圖將工人安置在農村、圍繞分散的工廠進行生產時，他遭到了將領和容克的反對，最終計劃未能實現。[20]將領們反對是因為這會妨礙德國的軍事重整，而容克們反對則是因為這將阻礙他們將莊園用於從國際市場獲利。[21]此外，這一計劃還要求將容克的大型莊園拆分給獨立農民，但這一措施最終並未付諸實施。[8]

1933年的國家世襲農場法（英語：Reichserbhofgesetz）貫徹了這一意識形態，其宗旨是「保留農民階層，作為德國民族的血液之源」（德語：Das Bauerntum als Blutquelle des deutschen Volkes erhalten）。被選定的土地被劃為世襲地產，不得抵押或轉讓，只有這些農民才有資格自稱為 Bauern（農民、農場主），納粹試圖將這一原本中性甚至帶有貶義的詞彙賦予積極意義。[22]法律規定，地區習俗只能決定由長子還是幼子繼承農場；在沒有明確習俗的地區，則由幼子繼承。[23][24][25][26]但在納粹統治時期，大多數情況下是由長子繼承。[27]繼承權以父係為優先，若沒有兒子，則優先由死者的兄弟或侄子繼承，而不是其女兒。鄉村也被視為培養士兵的理想場所，並被認為在地主與農民之間存在一種有機的和諧關係，與工業城市中所謂的「種族混亂」形成對比。[28]此外，該法律還明確禁止猶太人從事農業：「只有擁有德意志血統的人才可以成為農民。」[29]

這一理念也促成了對希特勒青年團和德國少女聯盟的成員實施一年農業勞動服務的要求。[30]這一強制性服務期在學生完成基礎教育之後、進入高等學習或就業之前進行。雖然在農場勞動並非唯一被認可的服務形式，但卻是最常見的一種；其目的是讓城市中的青年重返鄉村，希望他們今後能夠「留在土地上」。[31]1942年，有60萬男孩和140萬女孩被派往鄉村，協助完成秋收。[來源請求]

生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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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生存空間
德國殖民者出現在被吞併的波蘭領土，源於納粹德國實施的「重返帝國」運動

「血與土」是生存空間概念的基本支柱之一。[10]通過向東擴張並將這些土地轉變為德國的糧食產地，納粹德國希望避免重蹈一戰時大規模糧食短缺的覆轍。這一目標使得「血與土」在德國民眾中更具吸引力。[32]即使是對斯拉夫人本身並無敵意的阿爾弗雷德·羅森堡，也認為將他們從這些德國人曾經居住過的土地上驅逐是必要的，因為血與土的統一要求如此。[3]《我的奮鬥》中明確將獲取領地和收復故土列為外交政策不變的核心目標，以滿足德意志民族（被納粹定義為種族上的純種日耳曼人）的生存需求。[33]

在討論向東擴張以獲取生存空間的問題時，希特勒設想烏克蘭將成為德國的「糧倉」，同時對那裡的「俄羅斯」城市表現出強烈的敵意，認為這些城市是俄羅斯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溫床。他禁止德國人居住在這些城市，並宣稱它們應在戰爭中被摧毀。[34]即便在戰爭進行期間，希特勒也下令列寧格勒必須被夷為平地，絲毫不考慮其居民的生存或糧食供應。[35]這一戰略還要求徹底摧毀當地工業，使這些地區完全轉為農業用途。[36]計劃中將遷入這些地區的邊防農民（英語：Wehrbauer）被明令不得與城市女子通婚，只能娶從未在城市生活過的農家女子，[2]並鼓勵他們養育多子女家庭。[37]

此外，這些由「堅韌的農民種族」所占據的土地，將成為抵禦來自亞洲進攻的堡壘。[38]

對藝術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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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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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納粹黨上台前，兩種頗受歡迎的文學體裁是鄉土小說（Heimat-Roman）和土地小說（Schollen-Roman），後者也被稱作「血與土小說」。[39]在納粹時期，這類文學作品的數量大幅增加，其名稱也被縮略為「Blu-Bo」，並發展出關於統一的神秘主義。[2]這類文學往往融合了戰爭題材與「士兵-農夫」的形象，強調其未被城市所污染的純潔性。[2]作品通常設定在一個表面上的歷史過去，但通過描繪季節更替的方式，營造出一種超越時間的永恆感。[40]「血與土」小說與戲劇頌揚農民的生活與生育能力，並常常以一種神秘主義的方式將兩者聯繫在一起。[41]

在反猶兒童讀物《毒蘑菇（英語：Der Giftpilz）》中，其虛構的反猶內容之一是《塔木德》將從事農業描述為最卑賤的職業。[42]書中還描繪了一個猶太金融家強迫一位德國人出售其農場的情節，這一過程被一位鄰家的男孩目睹。男孩深感痛心，於是發誓永不讓猶太人踏入自家門檻。他的父親對此表示讚賞，理由是農民必須牢記：猶太人總會奪走他們的土地。[43]

繪畫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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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納粹統治時期的德國，某些藝術作品受到批判的理由之一是「藝術不能脫離血與土」。[44]未能符合這一標準的作品會被貼上「頹廢藝術」的標籤而遭到排斥。在納粹德國的藝術中，無論是風景畫還是人物畫，都體現了「血與土」的意識形態。[45]事實上，一些納粹藝術展覽就直接以「血與土」為標題。[46]藝術家們常常為原本無政治意味的畫作冠以諸如「德國土地」或「德國橡樹」之類的名稱。[47]繪畫中極為偏愛鄉村主題，[48]尤其是風景畫，這類作品在大德意志藝術展（英語：Große Deutsche Kunstausstellung）中最為常見。[49]雖然這類繪畫借鑑了德國浪漫主義（英語：German Romanticism）傳統，但要求作品必須扎根於真實的德國自然景觀——即德意志人民的「生存空間」，且不能帶有宗教色彩。[50]農民形象也在納粹藝術中廣受推崇，象徵着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樸素生活。[51]這類藝術完全不表現農業機械化的現實，而是描繪農民徒手勞動、通過辛勤奮鬥與土地互動的畫面。[52]

這種藝術作品能否被農民家庭接受，也被視為一個重要因素。[53]

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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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里夏德·瓦爾特·達雷的領導下，納粹德國食品與農業部製作了宣傳短片《血與土——新國家的基礎（英語：Blut und Boden – Grundlagen zum neuen Reich）》，該片不僅在納粹黨內會議上放映，也在德國全國的公共影院中廣泛播出。其他「血與土」主題的影片同樣強調「德意志性」與鄉村之間的內在聯繫。[54]例如，《黃金城》講述了女主人公逃離鄉村、前往城市，結果意外懷孕並被拋棄的故事；她最終投河自盡，臨終前請求父親原諒自己未能像他那樣熱愛鄉土。[55]《永恆之林（英語：Ewiger Wald）》將森林描繪為超越歷史變遷的存在，並以此象徵德意志民族的恆久性，因其根植於這片土地。片中展現了森林庇護古代雅利安人、阿米尼烏斯與條頓騎士的情景，也經歷了農民戰爭、戰爭與工業的摧殘，乃至被黑人士兵占領後的羞辱，最後以新異教主義風格的五一節慶典作為高潮。[56]在《前往蒂爾西特之旅（英語：The Journey to Tilsit）》中，波蘭的勾引者被描繪成墮落的「瀝青文化」（即城市生活）的產物，而賢良的德意志妻子則是身穿傳統服飾的鄉村女性。[57]納粹時代的許多商業影片也常常插入大量對德國鄉村風景的冗長鏡頭，以及對理想化「雅利安」情侶的讚美。[58]

日本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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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以大和民族為核心的全球政策的調查（英語：An Investigation of Global Policy with the Yamato Race as Nucleus）》廣泛使用了「血與土」這一術語，通常以引號標出，明顯借鑑了納粹的用法。[59]

現代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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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的白人至上主義者、白人民族主義者、新納粹分子和另類右翼團體也採用了「血與土」這一口號。該口號在2017年8月團結右翼集會期間廣為人知。集會於美國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舉行，目的是抗議該市計劃拆除羅伯特·李將軍的雕像。[60]2017年8月11日晚，集會者手持火把在弗吉尼亞大學校園遊行，高呼包括「血與土」在內的多個口號，相關影像被廣泛傳播，引發輿論譁然。[61]此次集會因白人至上主義者詹姆斯·亞歷克斯·菲爾茲蓄意駕車沖入反示威人群，導致32歲的女法律助理希瑟·海爾身亡，而持續占據全國新聞頭條直到2018年12月其受審為止。[62]2017年10月，在田納西州謝爾比維爾（英語：Shelbyville, Tennessee）舉行的「白命貴」集會上，人群中也再次傳出「血與土」的口號。[63]

在於2018年的告別信中，美國參議員約翰·麥凱恩明確表示，美國是「一個建立在理想之上的國家，而非『血與土』的國家」，以此明確拒絕了這一類觀念。[64]

另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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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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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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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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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ies, Horst. Richard Walther Darré: Der "Reichsbauernführer",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Blut und Boden"-Ideologie und Hitlers Machteroberung.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19. ISBN 978-3-412-51280-4 （德語）.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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