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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戴高乐 Charles de Gaull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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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高乐将军,摄于1942年 | |
法国总统 | |
任期 1959年1月8日—1969年4月28日 | |
总理 | 米歇尔·德勃雷(1959年至1962年) 乔治·蓬皮杜(1962年至1968年) 莫里斯·德姆维尔(1968年起) |
前任 | 勒内·科蒂 |
继任 | 乔治·蓬皮杜 |
法国总理 | |
任期 1958年6月1日—1959年1月8日 | |
总统 | 勒内·科蒂 |
前任 | 皮埃尔·弗林姆兰 |
继任 | 米歇尔·德勃雷 |
自由法国领导人 | |
任期 1940年6月18日—1944年7月3日 | |
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 | |
任期 1944年8月20日—1946年1月20日 | |
继任 | 费利克斯·古安 |
个人资料 | |
出生 | 法国里尔 | 1890年11月22日
逝世 | 1970年11月9日 法国科隆贝双教堂村 | (79岁)
墓地 | 法国科隆贝双教堂村 |
签名 | ![]() |
军事背景 | |
服役 | 法国陆军 |
服役时间 | 1870年—1916年 |
军衔 | 旅级将军 |
参战 |
夏尔·戴高乐(法语:Charles de Gaulle;1890年11月22日—1970年10月9日),法国著名政治家与军人,曾任自由法国领导人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自由法国协同盟国解放本土及入侵德国,并深刻影响战后法国政局。其在总统任期间强调法国独立自主的国际地位,行之有效地发展核武器、XXX。
戴高乐于1909年就读圣西尔军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表现优异获得荣誉集团军勋章。战间期间,戴高乐活跃于不同军事部门,发表诸多建军思想,提及坦克、职业军、现代装甲机动战之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指挥装甲师多次与德军交战,后被任命为副战争部长,在贝当政府上台后毅然逃往伦敦,组建自由法国。
1944年解放巴黎后,戴高乐成为临时政府主席,致力于扩大法国在战争末期的影响力,其中包含下令塔西尼大将早在美军前攻占斯图加特等南德大城。战争结束后,戴高乐退出政坛并撰写回忆录。
1958年5月的军队政变实施后,戴高乐在议会的恳求下接任总统,在修改法国宪法后建立了第五共和国。1962年,法属阿尔及利亚在其首肯的公投后宣布独立,结束法国长达数年的“内战”。戴高乐在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后,开始着手改革法国的经济困境与确立其独立自主的外交决策。他视法国为独立自主的大国,提倡建立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独立自主的联合欧洲。致力于降低美国等国的经济与政治影响力、研发常规军事与核武器、退出北约军事统一指挥、与德国签订推进欧洲一体化的《爱丽舍条约》、并两次拒绝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1968年的五月风暴后,戴高乐领导的共和民主联盟即使受到学生与工人群体的反对,仍在议会选举取得了绝对多数,但隔年公投的失败最终导致他请辞。
戴高乐卸任后专心撰写回忆录,于1970年11月9日逝世。戴高乐深谙权术,毁誉参半,受到蒋中正、毛泽东、丘吉尔、赫鲁晓夫、基辛格推崇,但也被斯大林、罗斯福等人批评。其支持者认为彼救法国于危亡,复兴法国之国际地位;反对者则认为彼自塑个人神话,且与民主体制相悖。法国政府与公众常将戴高乐称作是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元首之一,并以其名命名该国的首都机场与核动力航空母舰。
早年
[编辑]夏尔·戴高乐于1890年11月22日在法兰西共和国北部省里尔公主路9号出生,该屋为其祖父母所有,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住宅[1][2]。戴高乐的家族有着浓厚的天主教、保皇派与爱国主义价值观,其姓最早可追溯到1210年法国国王腓力·奥古斯都将埃尔伯夫的领地赐予一位姓戴高乐之人,但直到1604年勃艮第人弗朗索瓦·戴高乐被封为贵族才有明确的家族谱系[3][4]。其后人在18世纪搬迁至巴黎,是在艰难时世中衰弱的穿袍贵族。母系祖先则是富裕的外省中产阶级,专营贸易与生产纺织品[4]。戴高乐的祖父朱利安·戴高乐(Julien de Gaulle)于1801年生于巴黎,成年后在里尔教书与结婚,之后返回巴黎成为古董商与学者,妻子为约瑟芬·马约(Joséphine Maillot),是位多产的作家与杂志编辑[4]。父亲亨利·戴高乐(Henri de Gaulle)于1848年生于巴黎,是位拉丁语、哲学与文学教师,在巴黎的耶稣会学校工作[4]。母亲让娜·马约(Jeanne Maillot)是前者的表妹,是纺织品制造商的女儿[4]。戴高乐在五个孩子中排行第三[4][5]。
戴高乐于11月23日在教区的加尔默罗会圣安德烈教堂受洗,三个月后被其父母带回巴黎,但因为其家庭常回访里尔,日后戴高乐仍带着浓厚的北方人气息。他起初居住在巴黎第七区布勒特伊大道,后搬迁至同区的其他地方[6]。1896年至1900年间,戴高乐在基督教兄弟会开设的圣托马斯·阿奎那学校就读。此间,戴高乐之父常讲述法国历史与强调复仇主义,让他在幼小时就成为强烈的爱国主义者[7]。1900年后,他前往他父亲任教的耶稣会学校就读。然而他比起学习,花更多时间在阅读及写作诗歌。他虽沈醉于17世纪的法国经典文学,但也阅读19世纪诗人的作品,并尤其重视皮埃尔·高乃依与埃德蒙·罗斯丹两人[8]。1905年戴高乐决定参军,他仍继续阅读与创作,但开始认真读书,在政教分离法案导致学校被关停后,前往比利时昂图万的另一所耶稣会学校就读,然后于1908年短暂前往德国巴登练习德语[9][10][11][12]。1909年夏,他在巴黎斯坦尼斯拉斯中学参加圣西尔军校入学考,然后于9月30日收到录取通知书,在221名上榜学员中排名第119名[13][14]。
从军
[编辑]戴高乐因1905年3月21日颁布的法令,需要先入下部队服役一年,方可进入圣西尔军校就读。1909年10月,他前往驻扎在阿拉斯的第33步兵团服役[15]。他在部队中持续写作,在同僚中稍显出色,于次年被任命为下士[16]。1910年10月14日,戴高乐在“滂沱大雨”中步入圣西尔军校,因此时正值法国征服摩洛哥时期,其年级得名“非斯届”。他热情地投入专业课学习中,在第一学年从入学的第119名进步至第45名,在第二学年进步至第13名[17]。同学因他远高于普通人的身高而给他起了各种绰号,教师均认为其举止端正、能力出色[17]。1912年9月,戴高乐从圣西尔毕业,军衔为少尉,所修课程除射击、马术与击剑外均为良好,总成绩优异[18][19]。
戴高乐再度加入驻阿拉斯的第33步兵团,在时任团长菲利普·贝当麾下服役[20]。该团历史悠久,曾参与奥斯特利茨、奥尔施泰特、弗里德兰、瓦格拉姆等役。部分传记作者常认为戴高乐与贝当此时已熟识,并多提及两人讨论蒂雷纳子爵与大孔代作战经历的事迹[21][22][23][24]。虽然两人的军事思想略有不同,戴高乐强调攻势与运动才是胜负关键,贝当则强调火力的重要,但戴高乐仍认为贝当身上有着“天赋与指挥艺术”[25]。1913年,戴高乐晋升为中尉,贝当则离开该团升任为旅长[26]。
第一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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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7月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意志帝国驻法大使威廉·冯·舍恩递交对法宣战书,德军开始实行总参谋长小赫尔穆特·冯·毛奇的战略进攻计划,经低地地区入侵法国。戴高乐中尉的第33步兵团隶属夏尔·朗勒扎克指挥的第五集团军第1军第2师,听令推进至比利时小城迪南,负责应对正在经比利时进攻法国的德军左翼部队[27]。8月15日清晨,戴高乐率领一支65人的排抵达迪南,因友军在先前的渡河行动中失利,其被派遣去守住大桥,防止敌军反攻至己岸[28]。他在交火中中弹撤退,但其他部队击退德军,并重新控制桥头堡。之后,戴高乐被转移至迪南以北的布维涅养伤,次日再转移至沙勒罗瓦。他在巴黎圣约瑟夫医院接受手术,于10月17日回归第33步兵团[28][29]。
当戴高乐回到前线时,他发现双方已步入了堑壕战状态,这种局势令他大为不满[30]。1914年12月,他被任命为第33步兵团副团长,隔年1月被派往梅尼勒莱叙尔吕[31]。1915年1月9日,该团随大部队进攻,损失惨重撤下休养;2月26日,该团再次进攻,作战长达三周直到高层取消行动[32]。3月10日,戴高乐的手臂被子弹击中,并因伤口感染送入医院治疗。除他以外,该团1,550人在为期一个月的作战中有约700人伤亡,仅死亡就达127人[32][33]。他于6月1日返回现驻于埃纳河的部队,并已成为上尉[30]。该团在下半年鲜少参与战斗,直到于1916年2月下旬凡尔登战役爆发后,被派往凡尔登外围地区作战[33]。
2月25日,戴高乐率第33步兵团抵达凡尔登附近,于3月1日被派遣至援助杜欧蒙村的友军。3月2日,德法两军陷入激战,戴高乐在肉搏战中被刺中大腿,后因手榴弹爆炸失去知觉,被德军俘虏[34][35]。他从美因茨军医院康复后,先后前往奥斯纳布吕克及尼斯战俘营。他在内斯时策划经多瑙河逃往黑海,却在计划实施前暴露[35]。之后,他被关押在德占休钦战俘营,因再度试图越狱被转移至英戈尔施塔特的9号要塞。10月下旬,他吞下母亲送来的苦味酸,伪装得病后被送入医院,收买男护士,与同伴一同逃出监狱,朝瑞士边境行走近七日,于11月5日抵达普法芬霍芬镇[36]。当地居民迅速发现异样,几人被逮捕后回到原监狱。戴高乐接下来相当安分,重新学习德语,并教导未来的苏联元帅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法语[37]。1917年6月,戴高乐请求转移至弗兰肯的罗森贝格要塞,后于10月15日晚使用绳梯从位于高耸峭壁的要塞中逃脱,但在十日的跋涉后再度被俘。不久后,他又锯断宿舍的栏杆,伪装成普通职员乘前往亚琛的火车,在荷兰边境附近又被逮补,最终被送回英戈尔施塔特的9号要塞[38][39][40]。戴高乐因屡次逃跑被单独禁闭两个月,后于1918年4月10日因英戈尔施塔特的战俘营被关闭,而先后前往普林茨·卡尔要塞与维尔茨堡要塞。他又兴逃跑念头,但在前往纽伦堡的路途中被宪兵发现,压回维尔茨堡[41]。7月7日,他躲在洗衣篮中逃出监狱,然后步行到纽伦堡,在前往法兰克福的火车中被宪兵抓获,送回维尔茨堡。他之后被送至帕绍,然后到马格德堡,再到路德维希港[42][43]。
1918年11月11日,法国代表费迪南·福煦元帅与德国代表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签署停战协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所有战俘无条件释放[44]。11月下旬,戴高乐从战俘营获释,于11月28日在瑞士罗曼斯霍恩坐上一列火车前往日内瓦,然后经里昂、巴黎回到位于多尔多涅省的家中[45][46]。1919年春,他与兄长格扎维埃、弟弟皮埃尔与雅克团聚,佩戴着三次嘉奖的证章与荣誉集团军十字勋章,同三名兄弟穿戴军装合影纪念[46][47]。
战间期
[编辑]军事代表团与军校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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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国解体促成了新的领土争端,东欧风云诡谲。西方各国决定从各战线压制布尔什维克党人,并派遣法国将军路易·弗朗谢·德斯佩雷率联军登陆敖德萨,阻止布尔什维克进攻比萨拉比亚及武装白俄军[48]。此间,戴高乐进入圣迈克桑军校学习,以补足被俘期间未能精进的指挥技能。他迫切希望再度作战,遂申请加入驻扎在敖德萨的法军,被拒后转而申请加入驻波兰法国军事代表团,为新成立的波兰陆军参谋[49][50][51]。4月,他离开法国前往波兰,在华沙附近的伦贝尔图夫军官学校教学。此时联军已撤出敖德萨,白军在俄罗斯南部、东部和北部相继溃败,波兰共和国成为反共战线的重要支点[52]。之后,戴高乐回到法国,但一个月后再次来到波兰,隶属于波兰南部部队的总参谋部,见证波军在华沙战役奇迹地击败苏军[53]。1921年初戴高乐归国,他总结其在东欧的见闻,提出应将坦克集中使用,使部队能执行现代机动战[54][55]。
1921年4月6日,戴高乐与伊冯娜·旺德鲁在加来市府结婚,然后于隔日在加来圣母教堂按天主教仪式举行婚礼[56][57][58]。女方出身名门,家族成员常担任加来市议员,其父是饼干厂老板,在阿登地区拥有一座城堡[59]。10月1日,戴高乐被任命为圣西尔军校战争史讲师,讲授法国大革命战争至1918年停战间的法国历史。1922年5月2日,戴高乐考取高等军事学院深造,在129名上榜学员中排名第33名[60][61]。他入学后同战术科教授穆瓦朗上校产生争执,后者认为战争仍是传统且静态的,炮火的威力有利于防守方而非进攻方。司令的职责只是订出最详细的计划,并尽可能跟随计划行事。而戴高乐强调机动战的重要,认为坦克会成为下一场战争的主力兵器[62][63]。两人间的矛盾导致戴高乐毕业时的评语仅为良好,在129名毕业生中排名第52名[64]。1924年9月,戴高乐分发至位于德国美因茨的莱茵集团军参谋部第4局,出版其第一本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然后发表《先验论,还是时势论?》一文,引起老上司菲利普·贝当的关注[65][66]。
贝当的提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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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7月,菲利普·贝当委任戴高乐为其幕僚,负责替他代笔撰写一部法国军事史的书籍。主因是他渴望成为法兰西学术院的院士,并认为戴高乐比他更有文学天赋[67]。戴高乐的首件工作是撰写一篇以防卫法国的堡垒与要塞为题的研究报告,虽说这篇文章支持的静态防御理论与他的理念背道而驰,但他还是应上级的要求迅速地完成。12月1日,这篇研究以“法国要塞的历史性角色”为题发表在《法国军事杂志》,文中肯认防线的重要,但也加上戴高乐自身的机动战理论,成功使公众赞同加强边境防御的必须性[68][69][70]。1927年4月7日,戴高乐应贝当之邀到高等军事学院演讲,其第一讲是“战争行动与领袖人物”。他不看讲稿,大量引用古今风流人物的名言警句,精心描绘出一位具备各种美德的理想军事人物[71][72][73]。第二讲是“领袖人物的性格”和“纪律的含义”。他赞颂了佩利西耶元帅违抗上级命令,赢得克里米亚战争等例子,挑战军队上级的权威。第三讲是“威望”。他提到领袖需对部下保持神秘感,但也要体察人情,使人人都觉得自己受到器重。这些演讲不被听众接受,没有引起多大反响[74][75]。
1927年9月25日,戴高乐被晋升为少校,调派至德国特里尔指挥第19轻步兵营[76][77]。1929年,他申请调往驻近东的部队,于12月抵达黎凡特贝鲁特[78][79]。他被任命为驻黎凡特法军情报局与行动局局长,活跃在黎巴嫩与叙利亚两地[76]。1931年11月,戴高乐归国,被安排在“最高国防会议”的秘书处工作。其父亨利·戴高乐在翌年5月去世,而两个月后他将《剑锋》一书付梓。这本小书一方面书写了他的哲学思想,另一方面又为他用以影射自己为英雄[80][81]。
建军思想
[编辑]1933年12月25日,戴高乐晋升为中校,担任负责起草战时国家组织法的第三处处长[82]。1934年5月,他发表新著《建立职业军》,全书分为六章:《掩护》、《技术》、《政治》、《编成》、《使用》、《指挥》[83][84][85]。第一章《掩护》中,他提到法国东北部缺乏地形障碍的弱点,并认为法国绝不得依靠仓促防御来抵御敌军进攻,而应提升预备役与新兵的素质,还要再加上一支可供立即派遣的坦克机动部队;第二章《技术》中,他阐述军队机械化的必要性,说明坦克的特点与能力,并要求建立一支高度训练的现代部队;第三章《政治》中,他指出对外政策与军事组织间的密切关系,认为需建立一支随时能对外干预的职业军,以维护盟友间的集体安全;第四章《编成》中,他详细提到职业军思想的具体细节,指出这支部队的现役人员应为十万人,分为六个装甲师,每个师有重型坦克、中型坦克、摩托化步兵、炮兵等部队;第五章《使用》中,他设想以这支部队作为进攻箭头突破敌军阵线,搭配其余部队扩大胜果,使敌军完全溃败;第六章《指挥》中,他指出指挥官的个人作用又再度提高了,其应靠前指挥深入战斗,才能得心应手地指挥快速变化的战局[86][87]。

1934年12月,戴高乐的朋友引荐他与中右派政要保罗·雷诺见面。双方商谈后,雷诺决定支持扩军或是建立职业军队。1935年3月15日,当国民议会讨论一项将服役期延长至两年的法案时,雷诺称其将投票赞成法案,前提是议会通过他起草的修正案,即建议建立职业军。他提倡这支进攻力量能在德军入侵时迅速反击,提前打断敌军的攻势[88][89]。然而此时马奇诺防线已开工数年,无论是军方还是大部分议员均认为更换建军计划极不可取,时任陆军参谋长莫里斯·甘末林宣称:“我们既已花费巨资筑成一条坚固的防线,如果我们竟疯狂地越过防线去做不可思议的冒险,那只能是狂人[90][参 1]。”1936年3月7日,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指示德军进军莱茵兰非军事区,而法国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戴高乐此时因与军队高层意见不合前途未卜,无论是菲利普·贝当元帅、马克西姆·魏刚将军,还是时任战争部长路易·莫兰都反对建立独立的坦克师[91][92]。
1936年底,戴高乐得知高层已取消将其晋升为上校,遂寻求雷诺帮忙。雷诺同意向新任战争部长爱德华·达拉第转告此事,但后者认为戴高乐的服役成绩不如同侪。戴高乐收到答复后,写信告知达拉第其五次嘉奖令与三次受伤的纪录,说服后者于次年晋升他为上校[93]。1936年10月14日,戴高乐同莱昂·布鲁姆总理会面,他向布鲁姆强调主动进攻的重要,反对目前着重防御的建军方案,但未得到后者的认同[94][95]。同日,陆军参谋长甘末林在最高国防会议上声称:“必须拥有进攻的技术工具……我们缺少为进攻或反攻所需的进攻性工具……我们必须要有一种比德军坦克师更加强大的工具。”但他的意见被众人反对。此事证明甘末林并非刻板印象的迂腐军人,但他也没有全部同意戴高乐的理论[96][97]。1937年9月,戴高乐出任驻梅斯的第507坦克团团长,后在12月晋升为上校[98][97][99]。1938年8月,戴高乐应出版社之邀撰写的《法国与她的军队》付梓。由于这本著作大部分内容是戴高乐于1925年担任菲利普·贝当元帅幕僚时撰写的笔记,他恳请贝当帮忙撰写序言。贝当起初认为这本著作是他的想法,不允许戴高乐发表,但最终让步,前提是书中必须刊登他亲自起草的献词。然而戴高乐最终并未将贝当的文章加入其中,两人的关系迅速恶化[100][101]。同年9月,英国、法国与德国签订慕尼黑协定,迫使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地区。戴高乐对政府的表现十分失望[102]。1938年12月2日,最高国防会议决定建立两个装甲师,各下辖四个坦克营[97][103]。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
[编辑]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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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1日上午,德国陆军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9月2日,戴高乐被任命为驻阿尔萨斯的第五集团军坦克部队司令[104]。9月3日上午11时,英国对德国宣战;下午5时,法国也同德国进入战争状态[105]。9月7日,法国第三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越过马奇诺防线,沿法德边境试探性进攻[106]。9月9日,法国第四集团军以五个师和四个坦克营的兵力进攻萨尔格米讷附近的德国第一集团军,后渡过萨尔河向德国境内推进8公里,但在萨尔布吕肯前就停止前进[106]。此时德军已经兵临华沙,法国陆军参谋长莫里斯·甘末林认为已无望拯救盟国,遂下令结束行动[106][107]。10月4日,法军全数撤回马奇诺防线内。法军高层急于因应波军迅速溃败后之局势,然比利时却自认可保持中立免于战火,屡次禁止盟军进入国土,严重阻碍甘末林的作战计划,令其怒骂比国为“无脑、短视之辈”[108]。英军高层也指责比利时在此期间的自私自利,但也因作战计划同法国关系不睦[109]。
与此同时,戴高乐愈发悲观,因德军优越的装甲部队、战斗机、轰炸机、重炮,乃至一线人员数量而感到绝望[110]。1940年1月18日,戴高乐应保罗·雷诺之邀在官邸与其和莱昂·布鲁姆共进晚餐,并表明德军装甲部队之强大[111]。1月26日,戴高乐将题为“机械化部队的产生”的备忘录分送给八十位政要阅读,强调机械化部队与空中力量的重要,认为现阶段的静止防御必然失败,唯有建立新式装甲部队才能应对德军进攻[112]。假战期间,法国陆军共组建了十个师,包括三个装甲师与第3轻机械化师,其中第1装甲师和第2装甲师在战前已有不错的装备与高昂的士气,但第3装甲师由于创建时间较晚,于德法开战时仍不完整[113]。3月21日,戴高乐高兴地得知其盟友保罗·雷诺成为总理,但当他受邀前往巴黎时,却发现新政府的作战思路仍如既往[114]。之后,他被甘末林召至总司令部,受命指挥尚未成立的第4装甲师[115]。
法国战役
[编辑]1940年5月10日上午4时35分,德国启动“黄色方案”,其空降兵与陆军开始入侵低地三国。法国陆军参谋长莫里斯·甘末林收到比利时求援后,实施“D计划”,下令主力部队第一集团军群前移至比利时代勒河一线[116][117]。吉罗将军率第七集团军按“布雷达变体计划”推进至布雷达,试图与荷兰军会合。然而因为德军空降兵的阻挠,荷军只能北彻阿姆斯特丹,吉罗遂也南下向安特卫普推进[116]。与此同时,比军因埃本-埃美尔要塞被迅速攻陷而撤出阿尔贝运河,导致法军来不及建立代勒河防线,只能独自对抗德军前锋。5月12日至14日,法国第一集团军在阿尼战役阻击德军,后于15日又在让布卢战役击退后者,守住代勒河防线[118]。阿登高地方面,由于法国第二集团军司令夏尔·安齐热的疏忽,德军突破法军虚弱的阵线,渡过默兹河朝法国腹地进攻[119]。5月16日,比利时的法军部队得令撤回法国[118]。
5月17日上午4时15分,戴高乐率第4装甲师向蒙科尔内反攻,突破蒙科尔内前的一条德军前哨线,并继续向该村推进。然而其部的B1重型坦克在接敌前耗尽燃油,等重新进攻时机会已失,只能在德军增援抵达时撤退[120][121]。5月19日,戴高乐再度发动反攻,进攻位于克雷西的德军第10装甲师,但因规模过小无力突破,只能在夜色降临时撤退[122]。之后,其部移至埃纳河修整,在此期间晋升为师级将军,然后于5月28日进攻阿布维尔,打击该地的德军部队,并占据该城部分区域,但始终无法攻下阿布维尔以南的科蒙山[123][124]。5月30日,戴高乐收到命令停止进攻,由福琼将军的英国第51师接替。他随后将部队部署在马赛昂博韦西,然后回到巴黎面见保罗·雷诺总理[125][126][127]。

6月5日,雷诺同时身兼总理、战争部长及外交部长三职,并任命戴高乐为副战争部长[128][129][130]。同日,德军消灭北法地区的法军主力部队后,启动第二阶段作战“红色方案”,开始南下进攻法国腹地。法军陆军总司令马克西姆·魏刚与副总理菲利普·贝当建议停战,但被雷诺反对,后者直截地说:“任何和约与停战都是不可接受的”[131]。6月9日,戴高乐抵达伦敦会见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要求后者继续派遣英国皇家空军进入法国腹地对德作战,但被其拒绝[132][133]。同日晚,戴高乐返回法国。仅管法军在“红色方案”时期远比“黄色方案”时期顽强,造成的德军伤亡也大于之前,然索姆河防线与埃纳河防线仍被德军击破,行将瓦解的政府开始撤出巴黎[134][135]。6月11日下午7时及12日上午8时,同盟国最高司令部在布里亚尔的穆盖城堡召开两次会议,魏刚在会议中明确表示战争已经结束,但戴高乐仍想继续作战,并被下令前往布列塔尼半岛视察可否在该地固守[136][137][138]。之后,魏刚与贝当在康热内阁会议中公开要求停战,但雷诺因戴高乐的支持决定继续作战,指示魏刚固守中央高原与布列塔尼,同时在阿尔及利亚备战[136][139]。6月14日,法国政府迁至波尔多,雷诺要求戴高乐前往英国争取援助,准备将尽可能多的法军士兵运至北非[140]。6月16日清晨,戴高乐再度抵达伦敦,并得知英方尝试建立“英法联盟”,将两国在政治上完全统一。然而法国内阁几位重要阁员支持直接停战,而非与英国合并继续作战,导致保罗·雷诺辞职,由贝当继任总理[141]。6月16日下午10时,戴高乐返回法国。他获悉贝当成为新任总理后,立即决定奔赴英国,于17日上午在梅里尼亚克机场登机起飞[142]。
自由法国
[编辑]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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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6月17日午后,戴高乐抵达伦敦。他同英国将军爱德华·斯皮尔斯吃过午饭后,前往唐宁街10号会见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143][144]。他在会谈中提议使用伦敦电台对法国人讲话,得到丘吉尔的同意。6月18日下午6时,戴高乐前往英国广播公司录制讲话;下午10时(法国时间下午8时),英国广播公司发表其著名的《6月18日呼吁》,庄严宣告:“无论发生什么事,法国抵抗的火焰不能熄灭,也绝不会熄灭[145][146]。”然而这段演讲当时实未为大多数法国人所知,且戴高乐于6月19日录制的演讲还因用词过于强烈而被英国政府拒绝发表[147][148]。6月21日,英国政府获悉德法停战协议的大致内容,遂同意戴高乐再次对法国人民发表抵抗宣言。6月22日晚,戴高乐发表第二次演说,提到停战协议有悖“良知、祖国的荣誉和更高利益”[149][150]。6月23日,戴高乐告知英国政府彼正与其他法国人共组“法兰西民族委员会”,遂获英国内阁认可。当晚,戴高乐与英国政府先后发布声明,宣布英国政府不再承认波尔多政府为独立国家政权,而将承认法兰西民族委员会[151][152]。然而该委员会实际上不具任何法国重要人士,在刚创立时就名实存亡。尽管如此,由于戴高乐已是台面上最合适的支持人选,英国政府于6月28日发布公告:“国王陛下政府承认戴高乐将军为全体自由法国人的领袖,无论身在何处,自由法国人都在为捍卫同盟国的事业而归顺戴高乐[153][154]。”
7月3日下午,英国皇家海军袭击凯比尔港,重创驻阿尔及利亚法国海军舰队,使法国民众对英国非常愤慨,贝当政府随即与英国断绝外交关系。戴高乐对此反应激烈,认为英国政府的行动大幅增添其招募抵抗义士的难度[155][156]。7月8日,他发表演讲提及此事,认为英国对法国海军舰队的袭击是“悲剧”,但英国的存在关乎到法国的复国,仍要继续联合对德作战[155]。7月14日巴斯特尔日,戴高乐率领数百人在伦敦格罗夫纳广场为费迪南·福煦雕像献上鲜花[157]。7月24日,自由法国总部搬迁至卡尔顿花园大街4号的七楼大厦。与此同时,戴高乐开始招募各地法国人加入其事业,虽得到数千名军官、士兵支持,但所有殖民地总督及海外驻军首长均未响应[158]。前法属印度支那总督乔治·卡特鲁与海军中将埃米尔·米瑟利耶是最早支持自由法国的高级将官,后者更促成洛林十字成为自由法国旗帜[159]。8月7日,自由法国代表与英国政府签订法英协议,后者承认戴高乐为“法国力量的最高司令”,还保证会帮助“全面恢复法兰西独立与荣誉”[160]。
收复殖民地
[编辑]戴高乐决定从维希法国手中夺回广阔的海外殖民地,遂派遣勒内·普莱文、克洛德·埃捷·德·布瓦朗贝尔和菲利普·勒克莱尔前往非洲争取当地法军的支持[161]。8月8日,三人飞赴拉各斯与前法国驻中东部队参谋长埃德加·德·拉米纳会面,然后分别前往各地殖民地首府。8月26日,普莱文抵达法属查德首府拉米堡,同总督费利克斯·埃布埃会面后,法属查德正式宣布支持戴高乐。同日晚,勒克莱尔与布瓦朗贝尔乘小艇抵达法属喀麦隆的杜阿拉港,进入该地之行政机构,宣布他们以戴高乐之名义接管该殖民地。8月28日,拉米纳抵达布拉柴维尔,在当地殖民官员的支持下逮补总督,宣布戴高乐已控制法属刚果。至此,自由法国已控制大部分的法属赤道非洲及喀麦隆[162][163][164]。与此同时,戴高乐正与英国军方共同筹备对法属西非首府达喀尔的军事行动,于8月31日率军从英国利物浦启航[165]。9月23日,盟军舰队抵达达喀尔沿海,同时城内居民因自由法国的宣传而反抗维希当局。双方海军与空军在下午不断交火,并持续了三日。9月25日,盟军因舰队受损被迫撤出近海,威吓行动受挫[166][167]。戴高乐因此产生了短暂的自我怀疑,英国政府与自由法国运动亦受到批评[168][169]。之后,他发表《布拉柴维尔宣言》,成立帝国国防委员会,行使政府职权。与此同时,他将目光转向法属加蓬,于10月底下令部队入侵加蓬。11月8日夜,自由法军经河流直抵利伯维尔市郊,占领市机场迫使维希法军投降,控制法属赤道非洲全境[170][171]。
1940年11月中旬,戴高乐在下令埃德加·德·拉米纳继续进攻法属西非及意属利比亚后返回伦敦。12月2日,菲利普·勒克莱尔抵达查德,其先头部队于1月中旬攻占迈尔祖格。之后,勒克莱尔率军进攻库夫拉,于1941年3月1日俘虏当地的意大利驻军[172][173]。与此同时,拉尔夫·蒙克拉尔上校率自由法国东方旅前往东非与英军一同进攻意大利军[174][175]。同年6月8日,英法联军因忧心德国可能控制法属叙利亚及黎巴嫩,派遣远征军进攻近东,于6月21日攻入该地首府大马士革。随后,戴高乐与英国政府因该地控制权发生争执,最终于7月下旬签订协议,英国承认法国继续对叙利亚与黎巴嫩保有其“历史地位和优先地位”[176]。之后,戴高乐又因失言称英国有意与德国和谈,导致英法关系降温,直到其于9月12日在唐宁街10号会唔时道歉后才改善[177]。9月24日,戴高乐为回应各方意见,组建法国民族委员会领导自由法国,既避免盟友视其为独裁者,又以委员会主席身份保留指挥权。9月26日,苏联正式与自由法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保证战后“恢复法国的独立和完整”[178]。10月25日,戴高乐会见法国本土抵抗运动成员让·穆兰,随后在后者协助下,逐步掌控本土抵抗运动[179]。

1941年12月7日,日军袭击珍珠港,美国加入战争[180]。戴高乐本应因此事得利,然而美国加入战争后试图控制法国位于北美的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导致双方爆发矛盾。同月下旬,戴高乐不顾美国反对,强硬地从维希当局收复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令美国高层大为愤慨,决定转而与维希法国交涉,不考虑让自由法国参与对北非的军事行动[181]。次年3月,自由法国海军司令埃米尔·米瑟利耶也向戴高乐发难,但被后者强硬地逐出领导层。4月22日,戴高乐疟疾病发,持续数个小时病危,但最终安然无恙地脱离危险[182]。4月24日,丘吉尔提出“铁甲舰行动”,派遣英军攻占由维希法国控制的法属马达加斯加,获美国总统罗斯福支持。但他未通知戴高乐,后者直至5月5日进攻当日才获悉消息[183]。此次事件再次导致戴高乐与英美间的关系恶化,直到6月10日丘吉尔与戴高乐会晤英法关系才再度改善。丘吉尔在会面中引用刚结束的比尔哈基姆战役,表示英方与自由法国仍能继续亲密合作[184]。美国则是试图找出能取代戴高乐领导地位的法国人,但最终无功而返。之后,戴高乐将自由法国改为“战斗法国”,将本土抵抗运动与海外部队整合,并迅速得到美英苏承认[185]。同年10月,法国抵抗运动各组织领导人在伦敦会面,确立让·穆兰作为总领导,以及“战斗法国”能够支配境内抵抗运动。11月6日,英军将马达加斯加移交予戴高乐[186]。与此同时,一支日后被称为“诺曼底-涅曼团”的法军航空队抵达苏联,参与接下来的对德空战。
反攻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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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戴高乐派神话
伊恩·克肖历史学家:戴高乐的部分成就被夸大,他远见卓识使法国在1945年后仍是大国。阿尔及利亚跟非殖民就算没他也会实现。核武器制造计划在他之前就存在。法国经济在他任内发展迅速,但主要是因为他继承了强大的经济,并在解决一些问题后就迅速发展。戴高乐无疑是具有非凡特质跟非凡成就的主管者,但其“戴高乐神话”远超他的角色。
理查德·尼克松:他在分析国际政治时是冷静而有远见的,但他制定的政策则完全在于增进或保护法兰西的利益。“戴高乐如古代中国人一般,将祖国视作中央帝国,至于世界其他地方则仅在与法国有关联时才有意义”[参 2]。
亨利·基辛格:戴高乐的政治才华出类拔萃。他一生不懈地维护法国的国家利益,留下了超越时代的遗产。他去世半个多世 纪后,法国外交政策依然完全可以被描述为“戴高乐主义式的”。戴高乐的一生是研究卓越领导人如何可以把握形势、创造历史的一个具体实例[参 3]。
戴高乐应对国际政治时,始终秉持着法国本位思想,使各国政要对其评价不一。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评价道:“戴高乐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内,高举自由法国的旗帜,战后两度拯救法国于危难之中,又曾允许非洲的法国属领次第独立,凡此皆可显示戴氏为一卓越的军事领袖与政治家[参 4]。”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评价他为“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187]。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欣赏戴高乐的勇气,而且尽管两人的关系经历兴衰变迁,他仍将戴高乐视作其偶像乔治·克列孟梭之后,最伟大的法国人。对于戴高乐的反英情绪,他写道:“他必须对英国粗鲁,才能证明给法国人看,他不是英国人的傀儡。”、“他当然不屈不挠贯彻这项政策……我永远尊敬他强大的力量[参 5]。”苏联最高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评价戴高乐:“他是一个过于复杂的人……一点儿也不现实。他竟敢要求与美国、英国和苏联享有同样地位……太自高自大了![188]”其继任者尼基塔·赫鲁晓夫则认为戴高乐是“最明智的国家元首之一”,并欣赏他的自信与权威气质[参 6]。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厌恶戴高乐,认为戴高乐是“疯子”、“我们的大敌”[参 7]。欧洲盟军总司令和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则在访谈中说道:“我和戴高乐始终是好友,我与他的部分矛盾举世皆知,但我们的私人关系非常好,且在政务上也有许多意见一致[参 8]。”
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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