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er:Waylon1104/原創條目11

夏爾·戴高樂 Charles de Gaull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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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高樂將軍,攝於1942年 | |
法国总统 | |
任期 1959年1月8日—1969年4月28日 | |
总理 | 米歇爾·德勃雷(1959年至1962年) 乔治·蓬皮杜(1962年至1968年) 莫里斯·德姆维尔(1968年起) |
前任 | 勒內·科蒂 |
继任 | 乔治·蓬皮杜 |
法国总理 | |
任期 1958年6月1日—1959年1月8日 | |
总统 | 勒內·科蒂 |
前任 | 皮埃爾·弗林姆蘭 |
继任 | 米歇尔·德勃雷 |
自由法國領導人 | |
任期 1940年6月18日—1944年7月3日 | |
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主席 | |
任期 1944年8月20日—1946年1月20日 | |
继任 | 费利克斯·古安 |
个人资料 | |
出生 | 法國里尔 | 1890年11月22日
逝世 | 1970年11月9日 法国科隆貝雙教堂村 | (79歲)
墓地 | 法国科隆貝雙教堂村 |
签名 | ![]() |
军事背景 | |
服役 | 法國陸軍 |
服役时间 | 1870年—1916年 |
军衔 | 旅級將軍 |
参战 |
夏爾·戴高樂(法語:Charles de Gaulle;1890年11月22日—1970年10月9日),法國著名政治家與軍人,曾任自由法國領導人與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總統。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領導自由法國協同盟國解放本土及入侵德國,並深刻影響戰後法國政局。其在总统任期間強調法國獨立自主的國際地位,行之有效地發展核武器、XXX。
戴高樂於1909年就讀聖西爾軍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因表現優異獲得榮譽軍團勳章。战间期間,戴高樂活躍於不同軍事部門,發表諸多建軍思想,提及坦克、職業軍、現代裝甲機動戰之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爆發後,他指揮裝甲師多次與德軍交戰,後被任命為副戰爭部長,在贝当政府上台後毅然逃往倫敦,組建自由法國。
1944年解放巴黎後,戴高樂成為臨時政府主席,致力於擴大法國在戰爭末期的影響力,其中包含下令塔西尼大將早在美軍前攻佔斯图加特等南德大城。戰爭結束後,戴高樂退出政壇並撰寫回憶錄。
1958年5月的軍隊政變實施後,戴高樂在議會的懇求下接任總統,在修改法國憲法後建立了第五共和國。1962年,法屬阿爾及利亞在其首肯的公投後宣佈獨立,結束法國長達數年的「內戰」。戴高樂在解決阿爾及利亞問題後,開始著手改革法國的經濟困境與確立其獨立自主的外交決策。他視法國為獨立自主的大國,提倡建立一個「從大西洋到烏拉爾」,獨立自主的聯合歐洲。致力於降低美國等國的經濟與政治影響力、研發常規軍事與核武器、退出北約軍事統一指揮、與德國簽訂推進歐洲一體化的《愛麗舍條約》、並兩次拒絕英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1968年的五月風暴後,戴高樂領導的共和民主聯盟即使受到學生與工人群體的反對,仍在議會選舉取得了絕對多數,但隔年公投的失敗最終導致他請辭。
戴高樂卸任後專心撰寫回憶錄,於1970年11月9日逝世。戴高樂深諳權術,毀譽參半,受到蔣中正、毛泽东、丘吉尔、赫鲁晓夫、基辛格推崇,但也被斯大林、羅斯福等人批評。其支持者認為彼救法國於危亡,復興法國之國際地位;反對者則認為彼自塑個人神話,且與民主體制相悖。法國政府與公眾常將戴高樂稱作是法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國家元首之一,並以其名命名該國的首都機場與核動力航空母艦。
早年
[编辑]夏爾·戴高樂於1890年11月22日在法蘭西共和國北部省里尔公主路9號出生,該屋為其祖父母所有,是典型的中產階級家庭住宅[1][2]。戴高樂的家族有著濃厚的天主教、保皇派與愛國主義價值觀,其姓最早可追溯到1210年法國國王腓力·奧古斯都將埃尔伯夫的領地賜予一位姓戴高樂之人,但直到1604年勃艮第人法蘭索瓦·戴高樂被封為貴族才有明確的家族譜系[3][4]。其後人在18世紀搬遷至巴黎,是在艱難時世中衰弱的穿袍貴族。母系祖先則是富裕的外省中產階級,專營貿易與生產紡織品[4]。戴高樂的祖父朱利安·戴高樂(Julien de Gaulle)於1801年生於巴黎,成年後在里尔教書與結婚,之後返回巴黎成為古董商與學者,妻子為約瑟芬·馬約(Joséphine Maillot),是位多產的作家與雜誌編輯[4]。父親亨利·戴高樂(Henri de Gaulle)於1848年生於巴黎,是位拉丁語、哲學與文學教師,在巴黎的耶稣会學校工作[4]。母親讓娜·馬約(Jeanne Maillot)是前者的表妹,是紡織品製造商的女兒[4]。戴高樂在五個孩子中排行第三[4][5]。
戴高樂於11月23日在教區的加尔默罗会聖安德烈教堂受洗,三個月後被其父母帶回巴黎,但因為其家庭常回訪里尔,日後戴高樂仍帶著濃厚的北方人氣息。他起初居住在巴黎第七區布勒特伊大道,後搬遷至同區的其他地方[6]。1896年至1900年間,戴高樂在基督教兄弟會開設的聖托马斯·阿奎那學校就讀。此間,戴高樂之父常講述法國歷史與強調復仇主義,讓他在幼小時就成為強烈的愛國主義者[7]。1900年後,他前往他父親任教的耶稣会學校就讀。然而他比起學習,花更多時間在閱讀及寫作詩歌。他雖沈醉於17世紀的法國經典文學,也閱讀19世紀詩人的作品,其中皮埃尔·高乃依與埃德蒙·罗斯丹被視為是他心中最重要的兩位作家[8]。1905年戴高樂決定參軍,他仍繼續閱讀與創作,但開始認真讀書,在政教分离法案導致學校被關停後,前往比利時昂图万的另一所耶穌會學校就讀,然後於1908年短暫前往德國巴登練習德語[9][10][11][12]。1909年夏,他在巴黎斯坦尼斯拉斯中學參加圣西尔军校入學考,然後於9月30日收到錄取通知書,在221名上榜學員中排名第119名[13][14]。
從軍
[编辑]戴高樂因1905年3月21日頒布的法令,需要先入下部隊服役一年,方可進入圣西尔军校就讀。1909年10月,他前往駐扎在阿拉斯的第33步兵團服役[15]。他在部隊中持續寫作,在同僚中稍顯出色,於次年被任命為下士[16]。1910年10月14日,戴高樂在「滂沱大雨」中步入聖西爾軍校,因此時正值法國征服摩洛哥時期,其年級得名「非斯屆」。他熱情地投入專業課學習中,在第一學年從入學的第119名進步至第45名,在第二學年進步至第13名[17]。同學因他遠高於普通人的身高而給他起了各種綽號,教師均認為其舉止端正、能力出色[17]。1912年9月,戴高樂從聖西爾畢業,軍階為少尉,所修課程除射擊、馬術與擊劍外均為良好,總成績優異[18][19]。
戴高樂再度加入駐阿拉斯的第33步兵團,在時任團長菲利普·贝当麾下服役[20]。該團歷史悠久,曾參與奧斯特利茨、奧爾施泰特、弗里德蘭、瓦格拉姆等役。部分傳記作者常認為戴高樂與貝當此時已熟識,並多提及兩人討論蒂雷納子爵與大孔代作戰經歷的事蹟[21][22][23][24]。雖然兩人的軍事思想略有不同,戴高樂強調攻勢與運動才是勝負關鍵,貝當則強調火力的重要,但戴高樂仍認為貝當身上有著「天賦與指揮藝術」[25]。1913年,戴高樂晉升為中尉,貝當則離開該團升任為旅長[26]。
第一次世界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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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7月底,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德意志帝國駐法大使威廉·馮·舍恩遞交對法宣戰書,德軍開始實行總參謀長小赫爾穆特·馮·毛奇的戰略進攻計劃,經低地地區入侵法國。戴高樂中尉的第33步兵團隸屬夏爾·朗勒扎克指揮的第五軍團第1軍第2師,聽令推進至比利時小城迪南,負責應對正在經比利時進攻法國的德軍左翼部隊[27]。8月15日清晨,戴高樂率領一支65人的排抵達迪南,因友軍在先前的渡河行動中失利,其被派遣去守住大橋,防止敵軍反攻至己岸[28]。他在交火中中彈撤退,但其他部隊擊退德軍,並重新控制橋頭堡。之後,戴高樂被轉移至迪南以北的布維涅養傷,次日再轉移至沙勒罗瓦。他在巴黎聖約瑟夫醫院接受手術,於10月17日回歸第33步兵團[28][29]。
當戴高樂回到前線時,他發現雙方已步入了堑壕战狀態,這種局勢令他大為不滿[30]。1914年12月,他被任命為第33步兵團副團長,隔年1月被派往梅尼勒莱叙尔吕[31]。1915年1月9日,該團隨大部隊進攻,損失慘重撤下休養;2月26日,該團再次進攻,作戰長達三週直到高層取消行動[32]。3月10日,戴高樂的手臂被子彈擊中,並因傷口感染送入醫院治療。除他以外,該團1,550人在為期一個月的作戰中有約700人傷亡,僅死亡就達127人[32][33]。他於6月1日返回現駐於埃纳河的部隊,並已成為上尉[30]。該團在下半年鮮少參與戰鬥,直到於1916年2月下旬凡尔登战役爆發後,被派往凡爾登外圍地區作戰[33]。
2月25日,戴高樂率第33步兵團抵達凡爾登附近,於3月1日被派遣至援助杜欧蒙村的友軍。3月2日,德法兩軍陷入激戰,戴高樂在肉搏戰中被刺中大腿,後因手榴彈爆炸失去知覺,被德軍俘虜[34][35]。他從美因茨軍醫院康復後,先後前往奥斯纳布吕克及尼斯戰俘營。他在內斯時策劃經多瑙河逃往黑海,卻在計畫實施前暴露[35]。之後,他被關押在德佔休欽戰俘營,因再度試圖越獄被轉移至英戈尔施塔特的9號要塞。10月下旬,他吞下母親送來的苦味酸,偽裝得病後被送入醫院,收買男護士,與同伴一同逃出監獄,朝瑞士邊境行走近七日,於11月5日抵達普法芬霍芬鎮[36]。當地居民迅速發現異樣,幾人被逮捕後回到原監獄。戴高樂接下來相當安分,重新學習德語,並教導未來的蘇聯元帥米哈伊爾·圖哈切夫斯基法語[37]。1917年6月,戴高樂請求轉移至弗兰肯的羅森貝格要塞,後於10月15日晚使用繩梯從位於高聳峭壁的要塞中逃脫,但在十日的跋涉後再度被俘。不久後,他又鋸斷宿舍的欄杆,偽裝成普通職員乘前往亚琛的火車,在荷蘭邊境附近又被逮補,最終被送回英戈尔施塔特的9號要塞[38][39][40]。戴高樂因屢次逃跑被單獨禁閉兩個月,後於1918年4月10日因英戈尔施塔特的戰俘營被關閉,而先後前往普林茨·卡爾要塞與維爾茨堡要塞。他又興逃跑念頭,但在前往纽伦堡的路途中被憲兵發現,壓回維爾茨堡[41]。7月7日,他躲在洗衣籃中逃出監獄,然後步行到纽伦堡,在前往法兰克福的火車中被憲兵抓獲,送回維爾茨堡。他之後被送至帕紹,然後到马格德堡,再到路德維希港[42][43]。
1918年11月11日,法國代表費迪南·福煦元帥與德國代表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簽署停戰協議,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所有戰俘無條件釋放[44]。11月下旬,戴高樂從戰俘營獲釋,於11月28日在瑞士羅曼斯霍恩坐上一列火車前往日內瓦,然後經里昂、巴黎回到位於多爾多涅省的家中[45][46]。1919年春,他與兄長格扎維埃、弟弟皮埃爾與雅克團聚,佩戴著三次嘉獎的證章與榮譽軍團十字勳章,同三名兄弟穿戴軍裝合影紀念[46][47]。
戰間期
[编辑]軍事代表團與軍校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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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國解體促成了新的領土爭端,东欧風雲詭譎。西方各國決定從各戰線壓制布尔什维克黨人,並派遣法國將軍路易·弗朗谢·德斯佩雷率聯軍登陸敖德薩,阻止布尔什维克進攻比薩拉比亞及武裝白俄軍[48]。此間,戴高樂進入圣迈克桑軍校學習,以補足被俘期間未能精進的指揮技能。他迫切希望再度作戰,遂申請加入駐紮在敖德薩的法軍,被拒後轉而申請加入駐波蘭法國軍事代表團,為新成立的波蘭陸軍參謀[49][50][51]。4月,他離開法國前往波蘭,在華沙附近的伦贝尔图夫軍官學校教學。此時聯軍已撤出敖德薩,白軍在俄羅斯南部、東部和北部相繼潰敗,波兰共和国成為反共戰線的重要支點[52]。之後,戴高樂回到法國,但一個月後再次來到波蘭,隸屬於波蘭南部部隊的總參謀部,見證波軍在华沙战役奇跡地擊敗蘇軍[53]。1921年初戴高樂歸國,他總結其在東歐的見聞,提出應將坦克集中使用,使部隊能執行現代機動戰[54][55]。
1921年4月6日,戴高樂與伊冯娜·旺德魯在加来市府結婚,然後於隔日在加萊聖母教堂按天主教儀式舉行婚禮[56][57][58]。女方出身名門,家族成員常擔任加来市議員,其父是餅乾廠老闆,在阿登地區擁有一座城堡[59]。10月1日,戴高樂被任命為圣西尔军校戰爭史講師,講授法国大革命战争至1918年停戰間的法國歷史。1922年5月2日,戴高樂考取高等軍事學院深造,在129名上榜學員中排名第33名[60][61]。他入學後同戰術科教授穆瓦朗上校產生爭執,後者認為戰爭仍是傳統且靜態的,砲火的威力有利於防守方而非進攻方。司令的職責只是訂出最詳細的計畫,並盡可能跟隨計畫行事。而戴高樂強調機動戰的重要,認為坦克會成為下一場戰爭的主力兵器[62][63]。兩人間的矛盾導致戴高樂畢業時的評語僅為良好,在129名畢業生中排名第52名[64]。1924年9月,戴高樂分發至位於德國美因茨的萊茵軍團參謀部第4局,出版其第一本著作《敵人內部的傾軋》,然後發表《先驗論,還是時勢論?》一文,引起老上司菲利普·贝当的關注[65][66]。
貝當的提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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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7月,菲利普·贝当委任戴高樂為其幕僚,負責替他代筆撰寫一部法國軍事史的書籍。主因是他渴望成為法兰西学术院的院士,並認為戴高樂比他更有文學天賦[67]。戴高樂的首件工作是撰寫一篇以防衛法國的堡壘與要塞為題的研究報告,雖說這篇文章支持的靜態防禦理論與他的理念背道而馳,但他還是應上級的要求迅速地完成。12月1日,這篇研究以「法國要塞的歷史性角色」為題發表在《法國軍事雜誌》,文中肯認防線的重要,但也加上戴高樂自身的機動戰理論,成功使公眾贊同加強邊境防禦的必須性[68][69][70]。1927年4月7日,戴高樂應貝當之邀到高等軍事學院演講,其第一講是「戰爭行動與領袖人物」。他不看講稿,大量引用古今風流人物的名言警句,精心描繪出一位具備各種美德的理想軍事人物[71][72][73]。第二講是「領袖人物的性格」和「紀律的含義」。他讚頌了佩利西耶元帥違抗上級命令,贏得克里米亚战争等例子,挑戰軍隊上級的權威。第三講是「威望」。他提到領袖需對部下保持神秘感,但也要體察人情,使人人都覺得自己受到器重。這些演講不被聽眾接受,沒有引起多大反響[74][75]。
1927年9月25日,戴高樂被晉升為少校,調派至德國特里尔指揮第19輕步兵營[76][77]。1929年,他申請調往駐近東的部隊,於12月抵達黎凡特贝鲁特[78][79]。他被任命為駐黎凡特法軍情報局與行動局局長,活躍在黎巴嫩與敘利亞兩地[76]。1931年11月,戴高樂歸國,被安排在「最高國防會議」的秘書處工作。其父亨利·戴高乐在翌年5月去世,而兩個月後他將《劍鋒》一書付梓。這本小書一方面書寫了他的哲學思想,另一方面又為他用以影射自己為英雄[80][81]。
建軍思想
[编辑]1933年12月25日,戴高樂晉升為中校,擔任負責起草戰時國家組織法的第三處處長[82]。1934年5月,他發表新著《建立職業軍》,全書分為六章:《掩護》、《技術》、《政治》、《編成》、《使用》、《指揮》[83][84][85]。第一章《掩護》中,他提到法國東北部缺乏地形障礙的弱點,並認為法國絕不得依靠倉促防禦來抵禦敵軍進攻,而應提升預備役與新兵的素質,還要再加上一支可供立即派遣的坦克機動部隊;第二章《技術》中,他闡述軍隊機械化的必要性,說明坦克的特點與能力,並要求建立一支高度訓練的現代部隊;第三章《政治》中,他指出對外政策與軍事組織間的密切關係,認為需建立一支隨時能對外干預的職業軍,以維護盟友間的集體安全;第四章《編成》中,他詳細提到職業軍思想的具體細節,指出這支部隊的現役人員應為十萬人,分為六個裝甲師,每個師有重型戰車、中型戰車、摩托化步兵、砲兵等部隊;第五章《使用》中,他設想以這支部隊作為進攻箭頭突破敵軍陣線,搭配其餘部隊擴大勝果,使敵軍完全潰敗;第六章《指揮》中,他指出指揮官的個人作用又再度提高了,其應靠前指揮深入戰鬥,才能得心應手地指揮快速變化的戰局[86][87]。

1934年12月,戴高樂的朋友引薦他與中右派政要保罗·雷诺見面。雙方商談後,雷諾決定支持擴軍或是建立職業軍隊。1935年3月15日,當國民議會討論一項將服役期延長至兩年的法案時,雷諾稱其將投票贊成法案,前提是議會通過他起草的修正案,即建議建立職業軍。他提倡這支進攻力量能在德軍入侵時迅速反擊,提前打斷敵軍的攻勢[88][89]。然而此時马奇诺防线已開工數年,無論是軍方還是大部分議員均認為更換建軍計畫極不可取,時任陸軍參謀長莫里斯·甘末林宣稱:「我們既已花費巨資築成一條堅固的防線,如果我們竟瘋狂地越過防線去做不可思議的冒險,那只能是狂人[90][參 1]。」1936年3月7日,德國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指示德軍進軍萊茵蘭非軍事區,而法國卻沒有採取任何行動。戴高樂此時因與軍隊高層意見不合前途未卜,無論是菲利普·贝当元帥、馬克西姆·魏剛將軍,還是時任戰爭部長路易·莫蘭都反對建立獨立的戰車師[91][92]。
1936年底,戴高樂得知高層已取消將其晉升為上校,遂尋求雷諾幫忙。雷諾同意向新任戰爭部長爱德华·达拉第轉告此事,但後者認為戴高樂的服役成績不如同儕。戴高樂收到答覆後,寫信告知达拉第其五次嘉獎令與三次受傷的紀錄,說服後者於次年晉升他為上校[93]。1936年10月14日,戴高樂同莱昂·布鲁姆總理會面,他向布鲁姆強調主動進攻的重要,反對目前著重防禦的建軍方案,但未得到後者的認同[94][95]。同日,陸軍參謀長甘末林在最高國防會議上聲稱:「必須擁有進攻的技術工具……我們缺少為進攻或反攻所需的進攻性工具……我們必須要有一種比德軍戰車師更加強大的工具。」但他的意見被眾人反對。此事證明甘末林並非刻板印象的迂腐軍人,但他也沒有全部同意戴高樂的理論[96][97]。1937年9月,戴高樂出任駐梅斯的第507戰車團團長,後在12月晉升為上校[98][97][99]。1938年8月,戴高樂應出版社之邀撰寫的《法國與她的軍隊》付梓。由於這本著作大部分內容是戴高樂於1925年擔任菲利普·贝当元帥幕僚時撰寫的筆記,他懇請貝當幫忙撰寫序言。貝當起初認為這本著作是他的想法,不允許戴高樂發表,但最終讓步,前提是書中必須刊登他親自起草的獻詞。然而戴高樂最終並未將貝當的文章加入其中,兩人的關係迅速惡化[100][101]。同年9月,英國、法國與德國簽訂慕尼黑協定,迫使捷克斯洛伐克割讓蘇台德地區。戴高樂對政府的表現十分失望[102]。1938年12月2日,最高國防會議決定建立兩個裝甲師,各下轄四個坦克營[97][103]。
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
[编辑]假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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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1日上午,德國陸軍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战爆發。9月2日,戴高樂被任命為駐阿尔萨斯的第五軍團坦克部隊司令[104]。9月3日上午11時,英國對德國宣戰;下午5時,法國也同德國進入戰爭狀態[105]。9月7日,法國第三軍團和第四軍團越過马奇诺防线,沿法德邊境試探性進攻[106]。9月9日,法國第四軍團以五個師和四個坦克營的兵力進攻萨尔格米讷附近的德國第一軍團,後渡過萨尔河向德國境內推進8公里,但在萨尔布吕肯前就停止前進[106]。此時德軍已經兵臨華沙,法國陸軍參謀長莫里斯·甘末林認為已無望拯救盟國,遂下令結束行動[106][107]。10月4日,法軍全數撤回马奇诺防线內。法軍高層急於因應波軍迅速潰敗後之局勢,然比利時卻自認可保持中立免於戰火,屢次禁止盟軍進入國土,嚴重阻礙甘末林的作戰計劃,令其怒罵比國為「無腦、短視之輩」[108]。英軍高層也指責比利時在此期間的自私自利,但也因作戰計劃同法國關係不睦[109]。
與此同時,戴高樂愈發悲觀,因德軍優越的裝甲部隊、戰鬥機、轟炸機、重砲,乃至一線人員數量而感到絕望[110]。1940年1月18日,戴高樂應保罗·雷诺之邀在官邸與其和莱昂·布鲁姆共進晚餐,並表明德軍裝甲部隊之強大[111]。1月26日,戴高樂將題為「機械化部隊的產生」的備忘錄分送給八十位政要閱讀,強調機械化部隊與空中力量的重要,認為現階段的靜止防禦必然失敗,唯有建立新式裝甲部隊才能應對德軍進攻[112]。假戰期間,法國陸軍共組建了十個師,包括三個裝甲師與第3輕機械化師,其中第1裝甲師和第2裝甲師在戰前已有不錯的裝備與高昂的士氣,但第3裝甲師由於創建時間較晚,於德法開戰時仍不完整[113]。3月21日,戴高樂高興地得知其盟友保罗·雷诺成為總理,但當他受邀前往巴黎時,卻發現新政府的作戰思路仍如既往[114]。之後,他被甘末林召至總司令部,受命指揮尚未成立的第4裝甲師[115]。
法國戰役
[编辑]1940年5月10日上午4時35分,德國啟動「黃色方案」,其空降兵與陸軍開始入侵低地三國。法國陸軍參謀長莫里斯·甘末林收到比利時求援後,實施「D計劃」,下令主力部隊第一集團軍前移至比利時代勒河一線[116][117]。吉罗將軍率第七軍團按「布雷達變體計劃」推進至布雷达,試圖與荷蘭軍會合。然而因為德軍空降兵的阻撓,荷軍只能北徹阿姆斯特丹,吉羅遂也南下向安特卫普推進[116]。與此同時,比軍因埃本-埃美爾要塞被迅速攻陷而撤出阿尔贝运河,導致法軍來不及建立代勒河防線,只能獨自對抗德軍前鋒。5月12日至14日,法國第一軍團在阿尼戰役阻擊德軍,後於15日又在讓布盧戰役擊退後者,守住代勒河防線[118]。阿登高地方面,由於法國第二軍團司令夏尔·安齐热的疏忽,德軍突破法軍虛弱的陣線,渡過默兹河朝法國腹地進攻[119]。5月16日,比利時的法軍部隊得令撤回法國[118]。
5月17日上午4時15分,戴高樂率第4裝甲師向蒙科爾內反攻,突破蒙科爾內前的一條德軍前哨線,並繼續向該村推進。然而其部的B1重型坦克在接敵前耗盡燃油,等重新進攻時機會已失,只能在德軍增援抵達時撤退[120][121]。5月19日,戴高樂再度發動反攻,進攻位於克雷西的德軍第10裝甲師,但因規模過小無力突破,只能在夜色降臨時撤退[122]。之後,其部移至埃纳河修整,在此期間晉升為師級將軍,然後於5月28日進攻阿布维尔,打擊該地的德軍部隊,並佔據該城部分區域,但始終無法攻下阿布維爾以南的科蒙山[123][124]。5月30日,戴高樂收到命令停止進攻,由福瓊將軍的英國第51師接替。他隨後將部隊部署在马赛昂博韦西,然後回到巴黎面見保罗·雷诺總理[125][126][127]。

6月5日,雷诺同時身兼總理、戰爭部長及外交部長三職,並任命戴高樂為副戰爭部長[128][129][130]。同日,德軍消滅北法地區的法軍主力部隊後,啟動第二階段作戰「紅色方案」,開始南下進攻法國腹地。法軍陸軍總司令馬克西姆·魏剛與副總理菲利普·贝当建議停戰,但被雷諾反對,後者直截地說:「任何和約與停戰都是不可接受的」[131]。6月9日,戴高樂抵達伦敦會見英國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要求後者繼續派遣英國皇家空軍進入法國腹地對德作戰,但被其拒絕[132][133]。同日晚,戴高樂返回法國。僅管法軍在「紅色方案」時期遠比「黃色方案」時期頑強,造成的德軍傷亡也大於之前,然索姆河防線與埃纳河防線仍被德軍擊破,行將瓦解的政府開始撤出巴黎[134][135]。6月11日下午7時及12日上午8時,同盟國最高司令部在布里亚尔的穆蓋城堡召開兩次會議,魏剛在會議中明確表示戰爭已經結束,但戴高樂仍想繼續作戰,並被下令前往布列塔尼半岛視察可否在該地固守[136][137][138]。之後,魏剛與贝当在康热內閣會議中公開要求停戰,但雷诺因戴高樂的支持決定繼續作戰,指示魏剛固守中央高原與布列塔尼,同時在阿尔及利亚備戰[136][139]。6月14日,法國政府遷至波尔多,雷諾要求戴高樂前往英國爭取援助,準備將盡可能多的法軍士兵運至北非[140]。6月16日清晨,戴高樂再度抵達倫敦,並得知英方嘗試建立「英法聯盟」,將兩國在政治上完全統一。然而法國內閣幾位重要閣員支持直接停戰,而非與英國合併繼續作戰,導致保罗·雷诺辭職,由貝當繼任總理[141]。6月16日下午10時,戴高樂返回法國。他獲悉貝當成為新任總理後,立即決定奔赴英國,於17日上午在梅里尼亚克機場登機起飛[142]。
自由法國
[编辑]建立
[编辑]
1940年6月17日午後,戴高樂抵達伦敦。他同英國將軍愛德華·斯皮爾斯吃過午飯後,前往唐寧街10號會見英國首相温斯顿·丘吉尔[143][144]。他在會談中提議使用倫敦電台對法國人講話,得到邱吉爾的同意。6月18日下午6時,戴高樂前往英国广播公司錄製講話;下午10時(法國時間下午8時),英国广播公司發表其著名的《6月18日呼籲》,莊嚴宣告:「無論發生什麼事,法國抵抗的火焰不能熄滅,也絕不會熄滅[145][146]。」然而這段演講當時實未為大多數法國人所知,且戴高樂於6月19日錄製的演講還因用詞過於強烈而被英國政府拒絕發表[147][148]。6月21日,英國政府獲悉德法停戰協議的大致內容,遂同意戴高樂再次對法國人民發表抵抗宣言。6月22日晚,戴高樂發表第二次演說,提到停戰協議有悖「良知、祖國的榮譽和更高利益」[149][150]。6月23日,戴高樂告知英國政府彼正與其他法國人共組「法蘭西民族委員會」,遂獲英國內閣認可。當晚,戴高樂與英國政府先後發布聲明,宣布英國政府不再承認波爾多政府為獨立國家政權,而將承認法蘭西民族委員會[151][152]。然而該委員會實際上不具任何法國重要人士,在剛創立時就名實存亡。儘管如此,由於戴高樂已是檯面上最合適的支持人選,英國政府於6月28日發布公告:「國王陛下政府承認戴高樂將軍為全體自由法國人的領袖,無論身在何處,自由法國人都在為捍衛同盟國的事業而歸順戴高樂[153][154]。」
7月3日下午,英國皇家海軍襲擊凱比爾港,重創駐阿爾及利亞法國海軍艦隊,使法國民眾對英國非常憤慨,貝當政府隨即與英國斷絕外交關係。戴高樂對此反應激烈,認為英國政府的行動大幅增添其招募抵抗義士的難度[155][156]。7月8日,他發表演講提及此事,認為英國對法國海軍艦隊的襲擊是「悲劇」,但英國的存在關乎到法國的復國,仍要繼續聯合對德作戰[155]。7月14日巴士底日,戴高樂率領數百人在倫敦格罗夫纳广场為費迪南·福煦雕像獻上鮮花[157]。7月24日,自由法國總部搬遷至卡爾頓花園大街4號的七樓大廈。與此同時,戴高樂開始招募各地法國人加入其事業,雖得到數千名軍官、士兵支持,但所有殖民地總督及海外駐軍首長均未響應[158]。前法屬印度支那總督乔治·卡特鲁與海軍中將埃米爾·米瑟利耶是最早支持自由法國的高級將官,後者更促成洛林十字成為自由法國旗幟[159]。8月7日,自由法國代表與英國政府簽訂法英協議,後者承認戴高樂為「法國力量的最高司令」,還保證會幫助「全面恢復法蘭西獨立與榮譽」[160]。
收復殖民地
[编辑]戴高樂決定從维希法国手中奪回廣闊的海外殖民地,遂派遣勒内·普萊文、克洛德·埃捷·德·布瓦朗貝爾和菲利普·勒克萊爾前往非洲爭取當地法軍的支持[161]。8月8日,三人飛赴拉哥斯與前法國駐中東部隊參謀長埃德加·德·拉米納會面,然後分別前往各地殖民地首府。8月26日,普萊文抵達法屬查德首府拉米堡,同總督费利克斯·埃布埃會面後,法屬查德正式宣布支持戴高樂。同日晚,勒克萊爾與布瓦朗貝爾乘小艇抵達法属喀麦隆的杜阿拉港,進入該地之行政機構,宣布他們以戴高樂之名義接管該殖民地。8月28日,拉米納抵達布拉柴维尔,在當地殖民官員的支持下逮補總督,宣布戴高樂已控制法屬剛果。至此,自由法國已控制大部分的法屬赤道非洲及喀麦隆[162][163][164]。與此同時,戴高樂正與英國軍方共同籌備對法屬西非首府達喀爾的軍事行動,於8月31日率軍從英國利物浦啟航[165]。9月23日,盟軍艦隊抵達達喀爾沿海,同時城內居民因自由法國的宣傳而反抗维希當局。雙方海軍與空軍在下午不斷交火,並持續了三日。9月25日,盟軍因艦隊受損被迫撤出近海,威嚇行動受挫[166][167]。戴高樂因此產生了短暫的自我懷疑,英國政府與自由法國運動亦受到批評[168][169]。之後,他將目光轉向法屬加蓬,於10月底下令部隊入侵加彭。11月8日夜,自由法軍經河流直抵利伯维尔市郊,佔領市機場迫使維希法軍投降,控制了法屬赤道非洲全境[170][171]。
1940年11月中旬,戴高樂在下令埃德加·德·拉米納繼續進攻法屬西非及意属利比亚後返回伦敦。12月2日,菲利普·勒克萊爾抵達查德,其先頭部隊於1月中旬攻佔迈尔祖格。之後,勒克萊爾率軍進攻庫夫拉,於1941年3月1日俘虜當地的意大利駐軍[172][173]。與此同時,拉爾夫·蒙克拉爾上校率自由法國東方旅前往东非與英軍一同進攻意大利軍[174]。
反攻歐陸
[编辑]臨時政府
[编辑]軍事與外交決策
[编辑]重建經濟
[编辑]改造社會體制
[编辑]退居幕後
[编辑]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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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法國總統
[编辑]建立第五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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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非洲
[编辑]五月風暴
[编辑]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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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退休
[编辑]謝世
[编辑]評價
[编辑]戴高樂派神話
伊恩·克肖歷史學家:戴高樂的部分成就被誇大,他遠見卓識使法國在1945年後仍是大國。阿爾及利亞跟非殖民就算沒他也會實現。核武器製造計劃在他之前就存在。法國經濟在他任內發展迅速,但主要是因為他繼承了強大的經濟,並在解決一些問題後就迅速發展。戴高樂無疑是具有非凡特質跟非凡成就的主管者,但其「戴高樂神話」遠超他的角色。
理查德·尼克松:他在分析國際政治時是冷靜而有遠見的,但他制定的政策則完全在於增進或保護法蘭西的利益。「戴高樂如古代中國人一般,將祖國視作中央帝國,至於世界其他地方則僅在與法國有關聯時才有意義」[參 2]。
亨利·基辛格:戴高乐的政治才华出类拔萃。他一生不懈地维护法国的国家利益,留下了超越时代的遗产。他去世半个多世 纪后,法国外交政策依然完全可以被描述为“戴高乐主义式的”。戴高乐的一生是研究卓越领导人如何可以把握形势、创造历史的一个具体实例[參 3]。
戴高樂應對國際政治時,始終秉持著法國本位思想,使各國政要對其評價不一。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評價道:「戴高樂將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內,高舉自由法國的旗幟,戰後兩度拯救法國於危難之中,又曾允許非洲的法國屬領次第獨立,凡此皆可顯示戴氏為一卓越的軍事領袖與政治家[參 4]。」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毛泽东評價他為「反法西斯侵略和維護法蘭西民族獨立的不屈戰士」[175]。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欣賞戴高樂的勇氣,而且儘管兩人的關係經歷興衰變遷,他仍將戴高樂視作其偶像乔治·克列孟梭之後,最偉大的法國人。對於戴高樂的反英情緒,他寫道:「他必須對英國粗魯,才能證明給法國人看,他不是英國人的傀儡。」、「他當然不屈不撓貫徹這項政策……我永遠尊敬他強大的力量[參 5]。」蘇聯最高領導人约瑟夫·斯大林評價戴高樂:「他是一個過於複雜的人……一點兒也不現實。他竟敢要求與美國、英國和蘇聯享有同樣地位……太自高自大了![176]」其繼任者尼基塔·赫鲁晓夫則認為戴高樂是「最明智的國家元首之一」,並欣賞他的自信與權威氣質[參 6]。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厭惡戴高樂,認為戴高樂是「瘋子」、「我們的大敵」[參 7]。欧洲盟军總司令和美國總統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則在訪談中說道:「我和戴高樂始終是好友,我與他的部分矛盾舉世皆知,但我們的私人關係非常好,且在政務上也有許多意見一致[參 8]。」
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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