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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稿:美占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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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作为中国东北部一座历史悠久的港口城市,因其优良的深水港和在山东半岛扼守黄海的战略位置,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青岛经历了德国和日本的长期占领,这为其在战后成为新的外国军事力量关注点埋下了伏笔。二战的结束在中国,尤其是在原日本占领区,造成了权力真空。美国作为战胜的同盟国之一,在塑造亚洲战后秩序方面拥有显著利益。当时的中华民国国民党政府是国际承认的中国合法政府,但其在国内的统治权威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有力挑战。因此,任何美国军事力量的进驻,即便其最初宣称的任务是中立的,例如遣返日本侨民和解除日军武装,都不可避免地会被置于支持国民党政府、影响地区势力均衡的背景下解读。特别是考虑到美国对苏联在该地区影响力的制衡意图,使得美国在青岛的军事存在从一开始就具有了浓厚的地缘政治色彩[1]

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解放青岛前夕,美国军事力量,主要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美国海军,在青岛维持了近四年的军事存在。这一时期的美国军事任务具有多重性:代表同盟国接受日本投降,遣返日本和朝鲜的军事及平民人员,向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提供支持,建立海军基地,并在中国内战爆发和冷战初期的复杂国际格局中运作[2]

1945年前的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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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殖民时期(1897-19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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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并将青岛辟为租借地。在德占时期,青岛被建设成为一个重要的海军基地,并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港口、铁路和现代化的市政系统,这为青岛日后成为现代化港口城市奠定了基础。  

日本的两次占领(1914-1922年及1938-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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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于1914年取代德国占领青岛。战后,经华盛顿会议,青岛于1922年归还中国。1938年,在全面侵华战争中,日本再次占领青岛,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近半个世纪的外国(德国、日本)殖民统治深刻地塑造了青岛的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结构。虽然日本占领的结束会受到普遍欢迎,但鉴于历史上关于治外法权和外国统治的经验,另一支外国军队(美国)的到来,可能会让部分当地民众抱持审慎态度。这种历史背景或许可以解释美军最初抵达时受欢迎(如释重负)的现象[3],但也为后来反外国干涉和民族主义情绪的滋长提供了土壤。  

美国海军的早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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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0年代,美国海军亚洲舰队就曾将青岛作为其停泊港口之一,显示出美国对该港口战略价值的早期认知和兴趣。

美军进驻与“围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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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盟军在华北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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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盟军制定了针对华北日占区的计划。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两栖军(III Amphibious Corps, IIIAC)被指派执行在华北的行动[4]。初步计划包括派遣海军陆战队第一师进驻河北省,海军陆战队第六师进驻山东省青岛地区[2]。  

“围攻行动”(Operation Beleaguer)的目标(1945-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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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攻行动”是美军在华北军事存在的代号,其主要目标包括:

  1. 代表中国中央(国民党)政府接受日本军队投降,并监督从华北遣返超过60万日本和朝鲜的军事人员及平民[2]。  
  2. 协助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在原日占区重新建立统治[2]。  
  3. 保护美国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4]。  
  4. 尝试调解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和平,但最终未能成功。 根据指令,美军在中国内争中应保持中立,仅在受到攻击时方可交战。然而,“围攻行动”中既包含如遣返日侨这类中立性任务,也包含协助国民党政府收复失土这类具有明显政治倾向的任务。当时,国民党与共产党为争夺领土控制权已处于冲突或准冲突状态[5]。协助国民党政府重掌控制权直接妨碍了共产党的战略目标,并被共产党视为偏袒行为。因此,尽管美军奉命在战斗中保持中立(除非首先受到攻击),其支持国民党政府收复失土的存在和使命本身,就使得与共产党军队的摩擦几乎不可避免,并从根本上削弱了任何关于美国在更广泛的内战中保持真正中立的观感。这为日后的摩擦和美国干涉主义的指责埋下了伏笔[6]。  

初期登陆与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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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陆战队第六师,由莱缪尔·谢泼德少将(Major General Lemuel C. Shepherd Jr.)指挥,负责青岛及烟台地区的任务[2]。由于烟台已有共产党军队活动,原定在该地的登陆计划被修改,部队被重新部署至青岛[7]。1945年10月9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六师在青岛登陆,至10月11日至12日,约2.7万名美军相继在青岛码头登陆[1]。美军在华北部分地区的最初登陆(如天津)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这可能反映了民众对日本占领结束的普遍喜悦[3]。  

表1:美国在青岛军事存在的关键事件时间线(1945-1949年)
日期 事件 相关文献
1945年10月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六师登陆青岛 [8]
1945年10月11日 美国第七舰队运送第六师登陆;中华民国海军训练处(CNTC)成立 [8]
1945年10月25日 在青岛跑马厅,日军向中美军队投降 [2]
1946年3月31日 海军陆战队第六师解散,驻青岛部队缩编为加强旅 [2]
1946年11月 据报蒋介石与美国签订《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被指允许美军长期霸占青岛 [2]
1947年5月1日 美国海军陆战队西太平洋舰队(FMFWesPac)在青岛成立 [2]
1947年6月 美国修理舰“拯救者号”(USS Deliver, ARS-23)在青岛附近遭炮击 [8]
1947年8月 为搜救一名失事的海军陆战队飞行员,美军在青岛附近与不明身份武装人员交火 [8]
1947年12月 一名海军陆战队员在基地外被打死,另有四人被俘 [8]
1949年2月 美国海军陆战队驻青岛航空设施解散 [2]
1949年5月初 部分海军陆战队单位撤离 [2]
1949年5月25日 第七舰队驶离青岛;最后一支海军陆战队单位(第七陆战团C连)撤离 [8]
1949年6月2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青岛 [2]

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青岛(1945-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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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陆战队第六师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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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陆战队第六师于1945年10月抵达青岛,由莱缪尔·谢泼德少将指挥。该师的最初任务是明确的:接受日本投降并执行遣返任务[2]。  

日军投降仪式(1945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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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万名日军在青岛跑马厅(今汇泉广场)正式向中美军队投降[2]。投降仪式由谢泼德少将和国民党将领陈宝仓(亦有记载为陈中将)共同主持[7]。  

驻防任务与安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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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陆战队的初期任务包括解除日军武装、供给和遣返日俘日侨。同时,他们还负责美国海军设施和港口的安全[2]。一项重要但危险的任务是守卫关键基础设施,特别是铁路线。由于共产党武装的破坏和袭击,这项任务变得尤为艰巨,“沽源事件”和“安平事件”即是例证。  

与中国共产党武装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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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泼德将军坚决拒绝了共产党方面提出的联合行动以消灭日伪残余势力以及共产党武装进入青岛的提议[4]。随着共产党在山东省内影响力的扩大,美军与共产党武装之间的摩擦和敌对遭遇日益频繁。这些事件包括海军陆战队员被俘后获释,以及对海军陆战队守卫阵地(如新河弹药库)的袭击。  

海军陆战队指挥结构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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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3月31日,海军陆战队第六师正式解散,驻青岛的指挥单位缩编为一个加强旅(海军陆战队第三旅)。1947年5月,海军陆战队西太平洋部队(Fleet Marine Force, Western Pacific, FMFWesPac)在青岛成立总部,负责保护美国海军在当地的训练任务和美国公民的安全。FMFWesPac的主要单位包括:总部与勤务营、第四陆战团第三营、第一陆战团第二营、第十二勤务营以及FMFWesPac航空队(下辖VMF-211战斗机中队和VMR-153运输机中队)。指挥官先后为奥马尔·T·普法伊费尔准将(Brig. Gen. Omar T. Pfeiffer)和杰拉尔德·C·托马斯将军(Gen. Gerald C. Thomas)。  

海军陆战队航空单位与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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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航空联队的部分单位被部署到青岛、天津和北平的机场[3]。青岛附近的沧口机场由第六侦察连确保安全,供VMO-6观察机中队、MAGS-25和MAGS-32航空大队使用。海军陆战队的营房包括山东大学校园(部分)、太平路上的汇泉王朝大饭店(原大饭店群)、俾斯麦兵营(原德军兵营)、伊尔蒂斯兵营(原德军兵营),以及后期的广西路一号海军兵营。此外,还设立了谢泼德俱乐部(军官俱乐部)和士兵俱乐部等娱乐设施[2]。  

随着中国内战的加剧,国民党政府的控制力日渐式微,青岛周边的安全环境持续恶化。海军陆战队第六师缩编为旅,其后成立的FMFWesPac的主要任务转为保护海军资产和美国公民,这标志着其角色从广泛的区域稳定任务转向更为集中的防御姿态。与共产党武装的冲突增多,这并非谢泼德将军最初设想的“和平”使命的一部分,反而成为后期驻扎的主要特征。这种演变显示了美国军方在应对当地不可预见现实时的调整,在这些现实中,战后责任与卷入内战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许多海军陆战队员感到他们的角色正在转变为支持蒋介石政权。海军陆战队在青岛的使命从战后稳定角色转变为在日益敌对的环境中执行驻军任务,这反映了美国整体对华政策从盟友合作向应对中国内战复杂局面的转变。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与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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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作为关键海军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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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民党政府允许青岛成为美国海军西太平洋舰队的总部所在地[9]。到1946年,青岛被视为美国第七舰队在中国的主要停泊港[8]。第七舰队总部最初由托马斯·金凯德海军上将(Admiral Thomas C. Kinkaid)设在上海,后迁至青岛,最终于1948年底迁往菲律宾。  

中华民国海军训练处(CNTC)的建立与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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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海军陆战队登陆后不久,由丹尼尔·巴比海军中将(Vice Admiral Daniel E. Barbey)在青岛建立了中华民国海军训练处。其任务是训练国民党海军人员操作由美国移交给中国海军的舰艇,包括登陆舰(LSTs)等。至1948年初,已有超过3000名国民党官兵在此毕业[8]。美国方面提供海军勤务、训练、设计和技术咨询,并转交舰船及相关物资。由于当时国共仍在进行和平谈判,且美国顾问人员缺乏合法依据,这项工作最初是秘密进行的。  

主要海军指挥官与舰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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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托马斯·金凯德海军上将(Admiral Thomas C. Kinkaid): 第七舰队司令,负责初期向华北运送部队的行动[4]。  
  • 丹尼尔·巴比海军中将(Vice Admiral Daniel E. Barbey): 做出关键的登陆决策(如选择青岛而非烟台作为陆战队登陆点),建立了中华民国海军训练处,后指挥第七舰队[8]。  
  • 查尔斯·库克海军上将(Admiral Charles M. Cooke Jr.): 指挥第七舰队(后改称美国海军西太平洋部队);曾主张增加在青岛的海军陆战队兵力以抗衡苏联在旅顺的势力,但其建议未被采纳[8]。  
  • 奥斯卡·贝哲海军中将(Vice Admiral Oscar C. Badger): 接替库克;同样认为应保留青岛基地,并提议建立美中国民党联合防御部队,亦遭拒绝。他负责了最终的撤离行动。 舰队的活动包括训练、舰船移交、管理机场以及展示军事实力[8]。  

海军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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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设施位于青岛市区西北部,由海军陆战队提供安全保障。通常包括一艘指挥舰/旗舰和一艘医院船(如“埃斯蒂斯号”USS Estes,“慈悲号”USS Repose)。码头和仓库对海军行动至关重要。此外还设有海军军官俱乐部和宿舍[10]。  

在青岛建立并大力投入中华民国海军训练处,代表了美国对国民党军事力量的一种更深层次、更结构化的支持,超越了战后初期的紧急需求。这一举措旨在为国民党海军建立长期能力,表明美国对一个由国民党控制、能够投射(尽管有限的)海军力量并在西太平洋地区扮演伙伴角色的中国抱有战略兴趣。训练处不仅仅是短期培训,更是为了让中国水兵能够操作移交的美国海军舰艇,这意味着海军能力的转移。超过3000名人员接受了培训,显示了投入的巨大努力。库克上将主张保留青岛以对抗苏联在旅顺的影响,这揭示了海军存在背后的战略考量。美国在海军组织、人事、通讯和补给方面提供了广泛的咨询,并协助管理船坞。这种程度的参与表明,美国希望在国民党中培养一个友好且具备一定能力的海军伙伴,这符合更广泛的冷战遏制战略,尽管这些长期目标最终因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而落空。其初期运作的保密性 也凸显了在国共和平谈判期间此事的战略敏感性。   
表2:美国在青岛的主要军事指挥机构及指挥官(1945-1949年)
指挥层级/单位 主要指挥官
总体指挥(“围攻行动”/中国战区) 阿尔伯特·魏德迈陆军中将(中国战区总司令)、凯勒·罗基海军陆战队少将(第三两栖军军长)
美国海军陆战队(青岛)
第六师 莱缪尔·谢泼德少将 (1945年10月 - 1945年12月)、阿奇博尔德·霍华德少将 (1945年12月 - 1946年4月)
第三陆战旅 威廉·T·克莱门特准将 (自1946年4月起)
西太平洋舰队陆战队 (FMFWesPac) 奥马尔·T·普法伊费尔准将 (1947年5月-7月)、杰拉尔德·C·托马斯将军 (1947年7月 - 1949年3月)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西太平洋舰队 - 青岛相关)
第七舰队司令 (初期) 托马斯·金凯德上将
第七舰队司令;中华民国海军训练处创办人 丹尼尔·巴比中将
第七舰队司令/美国海军西太平洋部队司令 查尔斯·库克上将
第七特遣舰队/第七舰队司令 奥斯卡·贝哲中将

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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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政府的同意与美国在青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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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允许美国在青岛及华北其他地区驻军,美军自1945年至1949年在青岛盘踞达四年之久。美军的存在直接协助了蒋介石在内战中的战略部署。美国为国民党军队收复失土和控制胶济铁路等关键交通线提供了运输和护航支持[1]。  

《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194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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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载,1946年11月,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订了一项允许美国长期使用青岛作为海军基地的“秘密协定”,此举被一些历史记述称为美军得以“长期霸占青岛作为军港”。此协定正式承认了美军在青岛的驻扎,并巩固了青岛作为美国在远东主要海军基地的角色。当时有美联社报道称,该协定暗示一旦发生战争,中美将共同使用青岛基地。尽管关于此“秘密协定”的具体原始文件在现有材料中阙如,但其存在及大致意图已被多次提及。而1946年11月正式签署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以及同年4月草拟的《美国军事顾问团驻华协定草案》则为更广泛的中美军事合作提供了框架。该《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因其条款被认为严重损害中国主权,例如允许两国国民在对方国家居住、旅行、从事贸易,两国公司享有同等待遇,共同管理领水等,而被当时的《解放日报》称为“历史上最可耻的卖国条约”[11]。  

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USMA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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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中国政府请求,美国成立了驻华军事顾问团,以协助中国发展现代化武装力量。其中的海军顾问团在青岛尤为活跃,协助中华民国海军训练处的运作,改组中国海军,并为接收美国舰艇的船员提供培训[12]。根据1946年4月的协定草案,美国军事人员将继续遵守美国法规,不对中华民国政府负责,美国军事法庭对在华美军人员的犯罪行为拥有专属管辖权,除非美方放弃。这一规定实际上赋予了美军人员治外法权,进一步引发了对中国主权的担忧[13]。  

美国政策与支持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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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时的对华政策是支持国民党政府作为唯一合法政权,但由于国民党政府行政效率低下、腐败丛生以及缺乏改革,美国的支持有所保留[5]。美国试图避免深度卷入或为国民党政府的命运承担责任,担心此举会有损中国主权并过度消耗美国资源。尽管通过《1948年援华法案》等提供了援助,但美国始终对国民党政府有效利用援助的能力存有疑虑[12]。  

《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代表了美国对国民党政府在特定战略地点承诺的显著(尽管是秘密的)深化,这与美国更广泛、更谨慎的公开政策立场——即有限援助和避免直接干预中国内战——形成对比。美国公开的对华政策强调有限的援助和咨询,并避免为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努力或内部事务承担直接责任。而一项关于海军基地的“秘密协定”  则暗示了一种比公开承认的更为稳固、可能更长期的军事立足点和更紧密的安全关系,甚至被指为“长期霸占”。保密本身就表明,美国意识到这样的协定在中国国内(由于主权关切)和国际上(鉴于内战背景)都可能引发争议。这项针对青岛这一重要战略港口的特定协议,表明了其在美国海军规划者眼中的高度价值,可能被视为在西太平洋的前进基地和对抗苏联影响的据点。这种公开谨慎与秘密战略安排并存的双重性,反映了美国决策者面临的复杂压力:既要支持一个反共盟友,又要管理国内外观感,同时在一个动荡地区确保美国的战略利益。   

更广阔的地缘政治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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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升级的中国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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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青岛的军事存在和行动,正值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内战全面爆发并愈演愈烈之际。在此期间,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地位持续恶化[12]。美国方面(如马歇尔使华)试图调解国共争端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  

青岛在早期冷战格局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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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青岛的战略兴趣,部分原因在于将其视为制衡苏联在中国东北(如旅顺港和大连)势力和影响的一个重要棋子[1]。美国的军事任务因既要向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展示实力,又要避免直接冲突而变得复杂化[8]。  

国际观感与美国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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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试图支持蒋介石政府,同时避免直接卷入中国内部冲突——这被形容为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8]。关于“失去中国”的忧虑,在美国国内政治和政策考量中占据了重要分量[5]。  

无论美国官方任务的具体、有限性质如何,其在青岛的军事存在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外国干涉中国内战的象征,损害了美国的外交努力,并助长了反美情绪。美国在内战期间以军事力量实际存在于中国。其任务的一个关键部分是支持国民党政府。在内部冲突中,对一方的支持本身就被另一方视为敌对行为,中国共产党无疑是这样看待的。这种偏袒的观感,加上历史上对外国干涉的敏感以及涉及美军人员的事件,导致了反美情绪的增长。因此,即使美国的一些行动是善意的(例如遣返日侨的人道主义方面),在内战期间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整体存在,不可避免地使美国在许多中国人眼中,特别是共产党支持者和警惕外国影响的民族主义者眼中,扮演了干涉者的角色。   

美国军事存在下的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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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青岛地方治理与行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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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青岛由国民党政府管理,但美国庞大的军事存在,包括第七舰队总部和海军基地,必然要求与地方行政当局密切协调,并可能对地方行政优先事项(尤其是在安全和支持美军后勤方面)施加相当大的影响。据称的《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 暗示了美国在特定区域内拥有行动授权的正式框架,这可能影响了地方司法管辖权。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的协定草案则明确规定了美国对其军事人员犯罪行为的专属管辖权,中国当局仅在美国放弃管辖权后方可介入[13],这是主权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强化了其存在的“占领”色彩。  

社会经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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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美军人员的涌入和海军行动无疑对当地经济产生了影响,例如对本地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增加、就业机会的出现,以及通货膨胀的压力。尽管缺乏关于青岛的具体数据,但战后中国普遍的状况是饥荒、流离失所和恶性通货膨胀[14]。美国提供的援助,包括以银元支付部分军饷,旨在稳定国民党控制区的部分经济并提振士气,但由于危机规模巨大和国民党政府管理不善,其总体效果有限[15]。青岛市内出现了美式酒吧和俱乐部,表明存在一个服务于美军的消费经济。弗雷德曼(Fredman)等学者的研究指出,美国在华军事存在的更广泛经济影响包括权力不对等如何渗透到互动之中,以及地方对美军人员的怨恨如何被共产党所利用。  

美军人员行为不当与社会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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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初到华北一些地区时,曾受到因日本占领结束而感到宽慰的中国平民的热烈欢迎[3]。然而,长期的驻扎、部分美军人员的行为不当以及内战的背景,导致了严重的摩擦和负面观感。有记录显示,驻华美军人员中发生了诸如酗酒、赌博、追逐女性、非法贩卖政府财产、鲁莽驾驶致人死伤、侮辱和冒犯中国女性等行为[16]。美军士兵在街头斗殴、殴打中国劳工、驾车撞人撞车、袭击中国妇女以及与当地警察冲突的事件也时有发生[6]。根据《青岛市志》的统计,从1946年到1949年初,驻青美军制造的各类案件(包括强奸妇女、枪击市民等)达373起。例如,据称1946年在沧口机场附近发现了7具被奸杀的中国女性尸体;1948年美军轮奸中国妇女的事件也频频发生,有的受害者甚至仅得到20元“安慰金”作为赔偿。这些行为不仅限于个别事件,而被一些观察者认为是美国在华军事存在的普遍问题,反映了权力不对等和某种程度的殖民心态[16]。美国军事力量在法律、文化、经济、政治和性方面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形成了一些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  

地方反应:反美情绪与抗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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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地方档案提及了“反对美军驻扎青岛的斗争”。1946年12月发生在北平的“沈崇事件”(一名女大学生被美军强奸)极大地煽动了遍及全中国的反美抗议活动,要求美军撤出中国[16]。抗议活动也与更广泛的中国主权问题、美国在内战中支持国民党以及美军人员不当行为的事件相关联。共产党宣传人员有效地将个别不当行为事件与对美国干涉主义和国民党屈从的更广泛批评联系起来[6]。到1947年底,反美情绪高涨[17]。  

美军人员与中国当地民众之间关系的恶化,因一些引人注目的事件和内战背景而加剧,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有力的宣传材料,并通过将国民党政府与日益不受欢迎的外国军事存在相联系,严重削弱了国民党政府的合法性。美军最初的进驻是为了执行遣返日军等任务,这在初期可能被正面看待。然而,美军人员的不当行为事件制造了摩擦和怨恨。美国在内战中对国民党的支持使美军的存在政治化。中国共产党有效地利用这些事件以及美军与国民党的结盟进行宣传,将国民党描绘成外国帝国主义的傀儡,将美国描绘成压迫力量。像“沈崇事件”这样的高调案件(尽管并非发生在青岛)激化了全国性的学生抗议和反美情绪,营造了对美国驻军和允许其存在的国民党政府均不友好的氛围。这种民众支持的流失,因社会互动和不公正感而加剧,导致国民党失去了“民心”,这在内战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青岛档案中提及的“反对美军驻扎青岛的斗争”  是这种地方影响的直接证据。这种社会动态成为更广泛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中一个无形但至关重要的因素。   

美军撤离(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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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撤离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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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队的迅速军事衰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的重大进展,是导致美军撤离的主要因素[12]。美国评估认为,国民党政府正在走向失败,实现美国政治目标(一个统一、民主、由国民党领导的中国)的代价已超出其价值[18]。由于敌对行动和日益高涨的反美情绪,美军在华北的处境日益艰难[17]。美国希望避免直接、大规模卷入中国内战,并尽量减少对美国声望的损害[18]。  

撤离的审议与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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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47年底,美国已开始制定紧急撤退计划。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件(NSC 114/1, 114/2, 114/3)概述了在国民党政府的海军训练处迁离后从青岛撤军的决定,并搁置了在当地进一步训练国民党海军的计划。美国曾考虑过多种方案,包括保卫青岛或摧毁设施,但最终选择了撤离[1]。  

撤离过程与时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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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美方不愿完全撤出中国并对政局变化抱有残存希望,最终撤离时间从1948年底推迟至1949年中期[17]。美国海军陆战队驻青岛航空设施于1949年2月解散。随着人民解放军向青岛推进(1949年5月3日发起青即战役),撤离进程加快。非战斗人员和设施被转移至舰船上[1]。1949年5月25日,第七舰队驶离青岛。最后一支海军陆战队单位,即FMFWesPac下辖的第七陆战团C连,约于1949年5月25日至6月1日间撤离青岛[7]。1949年6月2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并控制青岛[2]。FMFWesPac已于1949年3月正式解散,其最后人员于同年5月抵达美国[19]。  

美国从青岛的撤离是一次精心管理的撤退,旨在挽回美国的声望并避免与挺进的人民解放军发生直接冲突,而非突然的放弃。美国在青岛投入了大量资源,将其建设为海军基地和训练中心。一次无序的撤退或被解放军驱逐,都将对美国的声望造成重大打击。分阶段撤离,包括将人员和设施转移到离岸舰艇上,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中披露的审议过程,都表明这是一个有计划的(尽管是被动的)过程。美国甚至一度增加了在当地的海军部署,以制造强势印象,阻止解放军过早发动攻击。最终的撤离发生在人民解放军全面接管城市前夕,这标志着一次经过计算的撤出,而非溃败。这与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大陆的胜利日益明朗,美国从中国大陆脱身的更广泛政策是一致的。这反映了美国对国民党在大陆失败这一现实的务实接受。   

历史意义与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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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在青岛存在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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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青岛的军事存在是二战盟友关系向冷战对抗过渡以及中国内战动荡时期的一个复杂缩影。尽管美军在青岛的任务有其特定目标,如遣返日侨和海军训练,但它不可避免地与国民党同共产党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其存在的性质也因《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及美军人员的行为而蒙上阴影,并被部分民众视为一种侵犯主权的占领。这一存在最终未能阻止国民党在山东乃至整个中国大陆的失败。  

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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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事件加剧了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历史叙事的差异和不信任感。“失去中国”成为美国国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20]。包括青岛在内的华北经历,为美国决策者应对亚洲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早期的经验教训(或误读)[8]。  

青岛在历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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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至1949年的这段时期标志着青岛漫长的外国军事存在史的终结。此后,青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北海舰队的重要基地[9]。  

学术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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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缜的著作《鹗过留痕:战后驻青岛美军的历史考察(1945-1949)》等学术研究为理解这一时期提供了重要视角,其重点关注了驻青岛美军的情况[21]。弗雷德曼的研究也对更广泛的中美军事互动及其影响提供了见解。  

美国在1945至1949年间于青岛的经历,可以被视为一个早期且深刻的案例,揭示了外国势力在复杂内部冲突中进行干预所固有的挑战,尤其是在支持一个合法性和能力日益减弱的派别之时。美国带着多重目标进入青岛,其中一些是中立的,另一些则带有党派色彩。美国所支持的国民党政府饱受内部弱点(腐败、低效、民众支持度下降)的困扰。而其对手中国共产党则拥有高度的积极性、严密的组织,并善于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和国民党的弱点。尽管有美国的援助和驻军,国民党的处境依然恶化,最终导致美国在承认现实变化后撤军。美国在平衡其战略利益(对抗共产主义/苏联影响)与更深介入的风险及不干涉主权事务原则之间举步维艰。这种支持困境中的当权者对抗意志坚决的叛乱力量、应对当地政治复杂性,并最终面临关于承诺和撤退的艰难抉择的模式,在冷战期间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例如越南战争)。因此,青岛事件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和教训,预示了美国在后来冷战干预中所面临的许多困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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