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百家樂醜聞
皇家百家樂醜聞（英語：Royal baccarat scandal），又稱特蘭比莊園事件（英語：Tranby Croft affair），是19世紀末涉及威爾斯親王——即未來的愛德華七世——的英國賭博醜聞。該醜聞始於1890年9月的一場家庭聚會，當時蘇格蘭衛隊的中校威廉·戈登-卡明爵士被指控在百家樂遊戲中作弊。
愛德華受邀前往東約克郡的特蘭比莊園作客，這裡是亞瑟·威爾森及其家人的宅邸。愛德華的隨行人員包括他的顧問考文垂勳爵和陸軍中將歐文·威廉斯；愛德華的朋友戈登-卡明也受邀出席。首晚賓客們玩百家樂時，斯坦利·威爾森（Stanley Wilson）認為自己看到戈登-卡明非法增加賭注。斯坦利告知其他威爾森家族成員，眾人同意在次日晚上觀察他。戈登-卡明再次被發現有可疑舉動。家族成員徵求愛德華的廷臣們的意見後，在親王同意下與戈登-卡明對質，迫使他簽署文件承諾永不玩牌以換取賓客們保持沉默。
秘密並未保守太久，戈登-卡明要求威爾森家族撤回指控，他認為是對方洩露消息。遭拒後，他於1891年2月提起誹謗訴訟。儘管親王侍臣們試圖通過軍事法庭解決此事，案件仍於1891年6月開審。審判氛圍被描述得像劇院，愛德華被傳喚作證，這是自1411年以來王位繼承人首次被傳召出庭。戈登-卡明的資深律師副檢察長愛德華·克拉克爵士未能說服任何被告改變證詞，但他指出多處不準確和嚴重矛盾之處。儘管克拉克為戈登-卡明作了強有力且受好評的結案陳詞，法官的總結被某些人認為有偏見，陪審團最終判這名中校敗訴。
戈登-卡明次日被英國陸軍開除，餘生遭社會排斥。《泰晤士報》社論聲明：「他犯下致命過錯，社交界再不能接納他。」[1]公眾輿論站在他一邊，而親王此後數年聲望跌至谷底。這起事件後來成為小說與非虛構作品的創作題材。
背景
[编辑]威廉·戈登-卡明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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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件發生時，威廉·戈登-卡明爵士是一位42歲的中校，隸屬於蘇格蘭衛隊，曾參與南非（1879年）、埃及（1882年）和蘇丹（1884年—1885年）的戰役[a]。戈登-卡明的傳記作者傑森·湯姆斯（Jason Tomes）認為，他的傳主「大膽與機智，並以『倫敦最傲慢的人』這一綽號為榮」[3]，而《體育生活》則形容他「可能是倫敦最英俊的男人，也無疑是最粗魯的」[4]。除了在蘇格蘭擁有大量土地[b]，戈登-卡明還在倫敦貝爾格萊維亞擁有一棟房子；他是威爾斯親王愛德華的朋友，並會將房子借給親王與其情婦幽會[2][8]。戈登-卡明是個風流成性的人[9]，並宣稱他的目標是「征服女性」[3]。他的情婦包括莉莉·蘭特里、莎拉·伯恩哈特和倫道夫·邱吉爾勳爵夫人[10]。在事件及隨後的訴訟發生時，他尚未結婚[3]。
威爾斯親王愛德華與馬爾博羅大樓集團
[编辑]當時造訪特蘭比莊園的威爾斯親王愛德華49歲，已婚並育有五名子女，且曾有多次涉及醜聞的紀錄[11]。1866年，他因與「賽馬圈的浮華子弟」來往而遭到母親維多利亞女王的譴責[12]，其傳記作者西德尼·李指出，他的賭博行為「損害聲譽，並加劇了當時君主制普遍不受歡迎的現象」[13]。
1869年4月，查爾斯·莫當特爵士（1836年—1897年）得知妻子哈麗特曾與三人發生婚外情，其中一名情夫正是愛德華。儘管莫當特未在後續離婚訴訟中實現將親王列為共同被告的威脅，愛德華仍收到傳票要求出庭作證[14]。雖然愛德華不願出庭——女王甚至致函大法官尋求避免此事——但法律規定必要時可強制親王到庭[15]。他最終自願出證，在證人席停留七分鐘，期間否認與莫當特之妻有性關係，且未接受質證。愛德華的傳記作者科林·馬修寫道：「聽證會舉行時，社會正對女王與親王截然不同的言行多有批評，後者數度在公開場合遭噓」[14]。儘管「對愛德華行為的公開批評存在禁忌，但對其作為的不滿暗流湧動」[16]。對愛德華而言，這類風流韻事雖可在友人間談論，但應盡可能避免醜聞爆發[17]。
1890年，愛德華放棄跳舞，告訴兒子喬治「我年老發福，不再適合這類娛樂」；他轉而投入歌劇欣賞與百家樂等活動[18]。他極熱衷百家樂，旅行時總攜帶一套皮製籌碼，一面印有五先令至十英鎊面值，另一面刻有其羽毛徽記；這套籌碼是友人、知名銀行世家沙遜家族成員魯本·沙遜所贈[19]。
圍繞愛德華的時尚圈子稱為「馬爾博羅大樓集團」，得名於親王俯瞰倫敦林蔭大路的居所馬爾博羅大樓。該集團混合了世襲貴族與「靠新興工業致富的暴發戶」家族[20]，親王更積極推動王室社交圈接納如航運大亨亞瑟·威爾森等工業新貴[21]。
亞瑟·威爾森與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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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瑟·威爾森是一位52歲、以赫尔河畔金斯敦為基地的航運業老闆[21]。他在東約克郡建造了維多利亞風格的鄉村別墅特蘭比莊園作為住所，並於1876年夏季與家人遷入[22]。他與妻子瑪麗育有兒子亞瑟·斯坦利·威爾森（Arthur Stanley Wilson）和女兒埃塞爾（Ethel）；其女婿愛德華·萊西特·格林（Edward Lycett Green）是當地製造商兼國會議員愛德華·格林之子[23]。湯姆斯記載戈登-卡明可能曾向埃塞爾·萊西特·格林提出不當請求[3]。
1890年的賭博與百家樂
[编辑]百家樂是可容納二十名玩家連同莊家與荷官的遊戲；使用牌組數量依玩家人數而定。A牌至九點牌按牌點計算面值，十點牌與人頭牌則計為零。玩家獲發兩張牌後合計點數（忽略十點牌與人頭牌），僅取個位數作為得分——例如K牌加六點等於六點；兩張八點合計十六點，但實際值為六點。兩張人頭牌計為零點，即「百家樂」。遊戲目標是獲得九點，玩家可要求追加一張牌。押注在玩家與莊家間進行，最接近九點者贏得賭注[24]。
1886年英格蘭及威爾斯高等法院在帕克斯案——詹克斯訴特平案（Jenks v. Turpin）[c]——中裁定百家樂屬運氣遊戲而非技巧遊戲，涉及賭博即屬違法[27]。《泰晤士報》報導此案時，稱百家樂是「一種新興的運氣遊戲，二十分鐘內可能輸掉一千英鎊」[28]。在一位事務律師要求內政大臣亨利·馬修斯澄清社交俱樂部與私人住宅玩百家樂的合法性後，內政部官員戈弗雷·拉什頓表示，法院判決未禁止不涉及金錢的百家樂遊戲[29]。
前影子內政大臣兼歷史學家韓素利評論道，儘管百家樂非法，「更糟的是，在許多英格蘭人眼中，這遊戲被認為在法國盛行」[30]。
到訪特蘭比莊園
[编辑]前期事件
[编辑]在1890年之前的幾年裡，愛德華經常前往唐卡斯特賽馬場觀看唐卡斯特杯賽事。以往他會住在布蘭廷漢索普，與他的朋友——貝弗利選區的保守黨議員克里斯托弗·賽克斯爵士同住[31]。賽克斯後來陷入財務困境，無法再接待愛德華，因此特蘭比莊園——亞瑟·威爾森及其家人的住所——成為了新的下榻地點[6]。在與親王商議後，威爾森一家還邀請了愛德華的親信圈子成員，包括賽克斯、戈登-卡明以及親王的侍從：侍從武官泰爾懷特·威爾森（Tyrwhitt Wilson）、考文垂勳爵、愛德華·薩默塞特勳爵（Lord Edward Somerset）、亞瑟·薩默塞特上尉（Captain Arthur Somerset）和中將歐文·威廉斯，以及各人的夫人。同行的還有中尉伯克利·萊維特，他是戈登-卡明在蘇格蘭衛隊的同僚，也是威爾森家族的朋友[32]。
最初受邀的客人中包括布魯克勳爵及其夫人黛西；但由於黛西的繼父在聚會團隊即將離開倫敦前兩天去世，她與丈夫退出了這次旅行[33]。黛西當時是親王的情婦，一些記者稱她為「多嘴的布魯克」，因為她喜歡八卦[14]。9月6日，愛德華提前結束歐洲之行返回；他來到哈麗特街時，發現黛西·布魯克「在戈登-卡明的懷抱中」，這使得兩人之間的關係惡化[4]。
發現作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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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晚餐後，特蘭比莊園的賓客們聆聽埃塞爾·萊西特·格林的音樂演奏，直到約晚上11點，當時威爾斯親王提議玩百家樂[34]。儘管威爾森家沒有合適大小的桌子，斯坦利·威爾森臨時將兩張牌桌與吸菸室的桌子拼在一起——這些桌子大小不一——並在上面鋪了一塊繡花布[35]。當晚的玩家包括擔任荷官的親王、擔任莊家的沙遜以及戈登-卡明。坐在後者旁邊的是斯坦利·威爾森，而萊維特則坐在他的左側[4][d]。
遊戲開始時，戈登-卡明與威爾森討論了繡花布，並評論說布料的顏色差異使得籌碼難以看清；戈登-卡明在自己面前放了一張白紙，用於放置他現在非常顯眼的賭注。儘管許多不熟練的玩家只下小注，但戈登-卡明每局下注5至25英鎊；他採用了「三擊法」（法語：coup de trois）下注系統[e]，即如果他以5英鎊的賭注贏了一局，他會將贏得的錢加到賭注中，再加上另外5英鎊，作為下一局的賭注[36]。遊戲開始後不久，斯坦利·威爾森認為他看到戈登-卡明在局結束後、賭注支付前，將兩個紅色的5英鎊籌碼加到他的賭注上——這是一種在賭場中被稱為“推車”（法語：la poussette）的作弊方法；當他認為這種情況第二次發生時，威爾森轉向萊維特，根據後來的法庭記錄，他低聲說：「天啊，伯克利，這太誇張了！」並進一步解釋說：「我旁邊的人在作弊！」萊維特觀察了幾分鐘後也同意，對威爾森說「這太誇張了」[37][38]。半小時後遊戲結束，親王祝賀戈登-卡明的表現；這位未來的國王還向威爾森夫人要求第二天準備一張更合適的桌子。威爾森指示管家搬來一張三英尺寬的長桌，並鋪上綠色枱面呢。斯坦利·威爾森隨後與萊維特討論了作弊事件。兩人不知道該採取什麼措施，並同意斯坦利會向他的妹夫萊西特·格林尋求建議。儘管萊西特·格林認為戈登-卡明不可能作弊，但斯坦利告訴他，他和萊維特都確信這一點[39]。
第二天（9月9日），一行人參加了賽馬，親王的馬贏得了克蘭伯錦標賽（Clumber Stakes）。晚餐後，親王再次想玩百家樂，並要求在檯面呢上畫一條粉筆線，距離邊緣六英寸，玩家在不下注時需將籌碼保持在線後[40]。愛德華擔任莊家，威廉斯擔任荷官[41]。當戈登-卡明來到桌邊時，只剩下兩個空位。無論他選擇哪個位置，都將被威爾森家族的成員包圍，而他們都已得知斯坦利和萊維特的懷疑[42]。
經過半小時的遊戲後，萊西特·格林再次確信戈登-卡明在作弊。他離開牌桌並給仍在桌邊的岳母送了張便條陳述他的懷疑，但她沒有採取行動[43]。遊戲結束時，密切關注著戈登-卡明的瑪麗·威爾森、萊西特·格林夫婦和斯坦利·威爾森，都確信他作弊了，儘管他們對所見細節的描述有所不同。其他人包括坐得更近的人如王子、坐在戈登-卡明旁邊的考文垂勳爵夫人和坐在他對面的萊維特則什麼都沒看到[44]。在兩晚的遊戲中，戈登-卡明總共贏了225英鎊[3]。
商討對策
[编辑]瑪麗·威爾森的兄弟當晚在侯城意外去世；雖然她和丈夫沒有參加第二天的賽馬活動，但他們要求其他所有客人不要打亂計劃，其餘的人繼續參加並觀看了聖烈治錦標[45]。在前往賽馬場的途中，萊西特·格林徵求愛德華·薩默塞特的建議，告訴他派對中有幾位成員確信戈登-卡明有罪。愛德華·薩默塞特決定與他的堂兄亞瑟·薩默塞特商量，兩人建議萊西特·格林向王子的高級朝臣考文垂勳爵報告[46][f]
當晚眾人返回特蘭比莊園後，萊西特·格林、斯坦利·威爾森和薩默塞特堂兄弟與考文垂會面，而萊維特則拒絕出席。在萊西特·格林向考文垂講述了他的所見後，後者召來了王子和戈登-卡明共同的朋友威廉斯。萊西特·格林再次重複了指控。威廉斯後來回憶說他“感到震驚並被災難感淹沒”，並表示必須立即通知王子[48]。朝臣們對於是否告訴王子存在分歧；考文垂和威爾森都認為這是正確的做法，但亞瑟·薩默塞特認為這件事可以且應該由在場的人處理。後來他被說服，認為通知王子是正確的行動方案。萊西特·格林在討論過程中變得愈發好鬥，並威脅要在第二天的賽馬會上公開指控戈登-卡明；他還聲稱“我不會參與讓戈登-卡明將來繼續危害社會”[49][g]。這些人決定戈登-卡明應該簽署一份承認罪行的文件以換取他們的沉默，威廉姆斯和考文垂前去告知愛德華發生的事情。兩人告訴王子“他們聽到的證據絕對確鑿，他們認為威廉·戈登-卡明爵士沒有任何辯解的餘地”[51]。
與戈登-卡明對質
[编辑]王子相信了他的朝臣們所告知的內容，並假設欺騙行為確實發生；他後來表示，在五名證人的指控下，他立即對自己的朋友產生了最壞的猜想[52]。相關人員從未通過詢問在場其他人或聽取戈登-卡明的說法來更仔細調查此事，而是直接採信了萊西特·格林和斯坦利·威爾森所述的版本[53]。在告知王子後，這兩名朝臣找到被指控者並轉達了指控內容。科文垂向他透露消息時說：「這棟房子裡發生了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一些住在這裡的人反對……你玩百家樂的方式」，並指控他在遊戲中「使用了卑鄙手段」[54]。戈登-卡明否認指控，反問「你們相信一群缺乏經驗的年輕人的說法嗎？」，並要求面見王子[55]。
晚餐後，賓客們簽署了訪客簿，隨後王子在科文垂、威廉斯和薩默塞特堂兄弟的陪同下接見了萊西特·格林及其他指控者。聽取陳述後，王子遣退所有人（除科文垂和威廉斯外），並召見戈登-卡明。後者向愛德華表示該指控「下流且可惡」；王子則指出「你有五名指控者」。戈登-卡明暫時退場，王室成員討論後續行動。半小時後他返回時，僅剩兩名朝臣在場。他們敦促他簽署一份起草好的文件。在壓力下仍否認指控的戈登-卡明，在未知後續簽署者的情況下簽了文件[56]。
“考慮到署名紳士們的承諾，對於我在特蘭比莊園8日與9日（週一與週二）晚間玩百家樂時行為的指控保持沉默，我將鄭重承諾終生不再參與任何紙牌遊戲。”
——（簽署）W·戈登-卡明[57]
朝臣們將文件呈交給愛德華，他召集了宅邸其他成員；他向眾人宣讀備忘錄並簽署，同時強調保密承諾對所有人具有約束力。他還補充說明，高登-卡明儘管簽署了這份「實質上承認罪行」的文件，仍持續抗辯自己的清白[58]。在場男性隨後簽署文件：包括王子、考文垂、威廉斯、威爾森父子、兩位薩默塞特家族成員、萊西特·格林、萊維特與沙遜[59][h][i]。雖然王子希望此事就此終結，但亞瑟·薩默塞特直言秘密無法保守。愛德華質問「難道連紳士們的誓言都無法保密嗎？」；薩默塞特回答「殿下，這不可能。世上從無十人共知的秘密能長久隱藏」[58]。
根據威廉斯的建議，戈登-卡明於次日清晨（1890年9月11日）提早離開了特蘭比莊園；他留下了兩封信，一封給瑪麗·威爾森，為自己的提早離開致歉，另一封給威廉斯，再次聲明自己的清白，但也承認「必須避免公開爭執以及由此引發的醜聞」[60]。
進展：通往高等法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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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倫敦後，戈登-卡明收到了他寫給威廉斯的信的回覆。這封由王子、考文垂和威廉斯簽名的便條警告他：「你必須清楚明白，在壓倒性的證據面前，試圖否認指控是徒勞的。」[61]戈登-卡明寫信給愛德華，提出「最後的懇求，表明這完全在你的權力範圍內，可以徹底毀滅一個始終忠誠且虔誠的臣僕的道德與身體」；但王子和朝臣均未回應[62]。
戈登-卡明沒有像往常那樣在冬季出國狩獵大型獵物，而是留在倫敦和蘇格蘭的莊園。他還被看到與美國女子弗洛倫斯·加納（Florence Garner）在一起，兩人隨後訂婚。12月27日，他收到一封來自巴黎的匿名訊息，內容是：「他們開始在這裡談論很多……你那悲慘的遭遇……他們在英國談論得太多了。」[j]他將訊息轉發給威廉斯，並要求他告知王子內容[5]。
兩週後，戈登-卡明從一位女性熟人處得知，特蘭比莊園的事件正在倫敦社交圈中流傳[k]。他再次寫信給威廉斯告知進展，但收到的回覆並不令人滿意。戈登-卡明於是發送了一封電報給王子，要求會面並告知他「我最近獲悉，整個故事已成為賽馬俱樂部的談論話題……相關人士已違反保密承諾」。儘管愛德華確認收到訊息，但他拒絕會面[65]。在王子拒絕後，戈登-卡明失去耐心，決定反擊。他解除了與未婚妻的婚約，隨後拜訪了他的律師事務所旺特納父子（Wontner & Sons）。旺特納對百家樂相關法律有一定了解，因為他們曾參與「詹克斯訴特平」案[66]。
在律師的建議下，戈登-卡明從考文垂和威廉斯處獲得了事件的書面摘要，並向他的指揮官上校史塔西報告了情況。史塔西告訴戈登-卡明，根據《女王條例》第41條，他本應早已報告此事。戈登-卡明回應說，由於王子牽涉其中，且所有在場者都宣誓保密，他無法履行條例的要求。隨後，他「將他的委任狀交予史塔西，等待……訴訟的結果」[67]。
注釋
[编辑]- ^ 他在蘇丹隨沙漠縱隊的近衛駱駝騎兵團（Guards Camel Regiment）行動[2]。
- ^ 戈登-卡明在蘇格蘭的莊園面積達160平方公里（40,000英畝）；他的年收入被描述為6萬英鎊[5]或8萬英鎊[6]（約合2014年的559萬或745萬英鎊）[7]。
- ^ 判例引註：Jenks v. Turpin (1884) 13 QBD 505。該案判定賭場可依普通法以公共滋擾罪懲處。此判決與特蘭比莊園事件的關聯在於，法院同時指出場所實際用途（特別是是否為私人會所）不影響定罪[25][26]。
- ^ 亞瑟·威爾森沒有參與遊戲；當地歷史學家格特魯德·阿特伍德（Gertrude Attwood）推測，他可能對提議玩遊戲不太高興，因為他曾阻止兒子和朋友們進行高額賭注的遊戲[35]。
- ^ 字面意思是「三擊」；也被稱為「前推」（法語：masse en avant）系統[36]。
- ^ 亞瑟·薩默塞特後來表示他對針對戈登-卡明的指控“目瞪口呆”，但“意識到這件事可能意味著什麼，尤其是殿下在房子裡並實際參與了遊戲”，並認為考文垂是最適合討論此事的人選[47]。
- ^ 愛德華的傳記作者珍妮·里德利、前大法官米高·哈弗斯、律師愛德華·格雷森（Edward Grayson）和歷史學家彼得·尚克蘭（Peter Shankland），對萊西特·格林這樣說的原因得出了相似的結論：這與作弊行為關係較小，而更多與戈登-卡明作為好色之徒的名聲有關，可能包括對萊西特·格林妻子的不當提議[50]。
- ^ 里德利指出，唯一未簽署文件且未被傳喚作證的客人是賽克斯，其名字在審理過程中從未被提及[59]。
- ^ 維多利亞女王後續寫道「難以置信且可恥的是，其他人竟將...［王子］捲入此事，並敦促他簽署這份本不該簽的文件」[59]。
- ^ 訊息是法文，發自巴黎協和街4號（法語：4 rue de la Concorde, Paris），是戈登-卡明所屬的一家俱樂部的地址[5]。
- ^ 美國媒體公開猜測謠言的來源是愛德華的情婦布魯克勳爵夫人。1911年2月，布魯克寫信給《泰晤士報》否認此事[63][64]。
脚注
[编辑]- ^ Leading Article: The Baccarat Case. The Times (London). 1891-06-10: 9.
- ^ 2.0 2.1 Sir William Gordon-Cumming. The Times (London). 1930-05-21: 21.
- ^ 3.0 3.1 3.2 3.3 3.4 Tomes 2010.
- ^ 4.0 4.1 4.2 Attwood 1988，第88頁.
- ^ 5.0 5.1 5.2 Havers, Grayson & Shankland 1988，第41頁.
- ^ 6.0 6.1 Hibbert 2007，第160頁.
- ^ 见英国零售价指数，数据来自Clark, Gregory. The Annual RPI and Average Earnings for Britain, 1209 to Present (New Series). MeasuringWorth. 2017 [2022-06-11].
- ^ Ridley 2012，第2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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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编辑]- Attwood, Gertrude, The Wilsons of Tranby Croft, London: Hutton Press, 1988, ISBN 978-0-907033-71-4
- Clarke, Sir Edward, The Story of my Life, London: Penguin Books, 1918
- Diamond, Michael, Victorian Sensation, London: Anthem Press, 2004, ISBN 978-1-84331-150-8
- Dixon, David, From Prohibition to Regulation: Bookmaking, Anti-Gambling, and the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ISBN 978-0-19-8256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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