腰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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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牌為東亞古代官吏系在腰間證明身分的牌子,其上刻以姓名職務,常被用作出入宮禁或軍營時以備查驗的通行證或信物憑證[1],亦可作為裝飾物,多採用木質、銅質或象牙質,其形制和質地與官吏的身份等級相關。而牙牌(象牙質)為腰牌的一種。
歷史沿革
[編輯]中國古代有兩樣與身份證相似的證件,那就是符牌與傳信。相比較而言,符牌側重於表明身份,傳信側重於准入通行。符牌起源於夏商時期玉制禮器「牙璋」,後經過衍生發展,又稱「符節」「符牌」「牌符」等。春秋戰國時期,牙璋逐步發展成為兵符而使用,即為調兵之「虎符」;隋唐時期,符牌形制幾經變化,出現魚符、兔符和龜符;宋元以後,符牌不僅用作調兵遣將,而且將其作為嚴格、系統的識別標誌,融入古代政權的管理體系之中。符牌的形制、功用多種多樣;如按符牌的材質劃分有金牌、銀牌、玉牌、牙牌、銅牌等;按符牌的形制分有虎符、魚符、龜符等;按符牌的形狀劃分有長形牌、圓牌、方牌等;按符牌的使用領域劃分有象徵職位級別的腰牌、節制兵馬的兵符、守衛皇城安全的門符、用於信息傳遞的信牌、用於交通管理的驛符等[2]。
蒙古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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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興起後,仿效中國唐宋時期的傳統製作牌符,沿用漢語稱其為「牌子」(蒙古語:Пайз,波斯語:پایزه,羅馬化:pāiza),最著名的牌子有成吉思汗聖旨牌。蒙古帝國時代,用貴重金屬製作腰牌,成為使者傳達蒙古大汗口諭的身份和象徵,代表傳遞的信息或者命令準確可靠。牌子上的內容意為「憑藉長生天的力量,皇帝的權力是至高無上的,皇帝的命令必須遵從。如果有人不遵從命令,應當定罪處死。」[3]
後亦被蒙古四大汗國和元朝沿用,聖旨牌材質為金和銀,形制為長方圓角矩形,上方有一個圓形孔,是為方便懸掛而設計。文字為回鶻體蒙古文或八思巴文,也有同時書寫波斯文的牌子傳世。這類聖旨牌經常作為出土文物出現在中國、俄羅斯和中亞各國的博物館中。
明清時期
[編輯]明朝官員用得最多的腰牌是牙牌,而牙牌大抵為長方形(上方弧形刻有如意雲紋)由尚寶司造冊發放。明代只有京官能持有「朝參牙牌」、外放(任)官不持有。而如錦衣衛領導級官員的朝參牙牌牙牌為長方形(上方弧形刻有如意雲紋),正面中上刻有橫寫(錦衣衛)三個字,接著豎刻官銜不刻名字(如:右千戶所百戶);左側面刻有此牌的字號(如:武字貳仟玖佰玖拾壹號);背面亦不刻朝代年月日、只刻四行使用須知:「朝參官懸帶此牌,無牌者依律論罪,借者及借與者罪同,出京不用」。如此牙牌因人事變遷可以重複使用,如官員離京、離職、退休、身故則需繳回;如再(新)上任京官再領新官銜牙牌。明代另有其他形式形狀的腰牌如金牌、銅牌、令牌、銅符等。
依據尚寶司的尚寶司卿劉日升(萬曆八年三甲進士)於萬曆三十年十二月十六日(1602年1月8日)上疏之〈查復舊制祛積弛以明職守疏〉的統計,至萬曆三十年明朝大抵發放「文字號牙牌」2345面、損害36面、遺失64面。其它尚有「武字號牙牌」、「勳字號牙牌」、「親字號牙牌」、「官字號牙牌」、「樂字號牙牌」等。[4][5]
清代關於腰牌的記載則最早見於清太宗皇太極時。宮中腰牌是在宮內服務和辦理差務人員的身份憑證,僅以所屬衙門劃分,限在宮內使用,持有者的具體職責和活動場所等與其所屬的衙門相關,不因腰牌式樣的不同而承擔不同的責任,或有不同的活動範圍。起初腰牌上僅有持有人所屬衙門,後來更為完備,還加上了編號、年齡、相貌特徵、發牌年代等。這些腰牌持有者基本屬於兩大系統,一是內務府, 內務府每年所發腰牌在七八千面左右; 二是各部院衙門,各部院所使用的腰牌亦由內務府頒發。[6]
參考文獻
[編輯]- ^ 呂宗力、田人隆、劉馳、李世愉等. 《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4.
- ^ 甘肅省博物館. 古代的“身份证”——符牌. 甘肅日報. 2020年12月17日.
- ^ 新華網. 圣旨金牌. 澎湃. 2020-06-05.
- ^ 楊鎮魁,萬曆朝尚寶司制度研究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史匯》第十期,235–254頁,2006年9月
- ^ 劉日升撰,鄒元標選,《慎修堂集》(微縮資料,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泰昌元年原刊本),卷 15,〈查復舊制祛積弛以明職守疏〉,頁4a–5b。
- ^ 郭琪. 清代宫中腰牌考略. 《清史研究》. 2021, (2) [2021-0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