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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表 (羅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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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此條目的主題不是新編年史 (福緬科)或格拉斯哥年表。

新年表是一份另類的近東古代年表（英語：Chronolog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是由英國埃及學家大衛·羅爾（David Rohl）等學者，[1][2]在1995年以《時間的考驗：聖經——從神話到歷史》（A Test of Time: The Bible - from Myth to History）為基礎發展而來的。它與主流埃及學相矛盾，提議對既有的古埃及歷史年表進行大幅度修改，特別是對第十九至第二十五王朝埃及國王的年代進行重新確定，將傳統的年代提前350年。羅爾斷言，通過新年表，他可以把希伯來聖經中的某些人物，與考古發現中出現的一些名字對應起來。

該新年表是主張徹底修改傳統年表的幾種提議之一，但它尚未被埃及學的學術界所接受，因為傳統年表及其細微改動仍然被認為是標準。[來源請求]倫敦大學學院近東古代史系主任阿梅莉·庫爾特（英語：Amélie Kuhrt）在該學科的一本標準參考書中指出：

對於……現有年代學框架的一些缺陷，許多學者對相關批評並不排斥；但對於這些激進的重新定年的建議，大多數考古學家和古代史學家目前並不認為它們經得起推敲。[注 1][3]

對羅爾的批評最為激烈的是肯尼斯·基欽（英語：Kenneth Kitchen），他是聖經歷史領域的頂尖專家之一，也是埃及第三中間時期（TIP）傳統年表標準著作的作者，而新年表對第十九至第二十五王朝重新定年，最直接影響的正是這一時期。

羅爾的新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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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羅爾新年表與伊恩·肖傳統年表的對比圖

大衛·羅爾出版了多部作品：《時間的考驗》（1995年）、《傳奇》（Legend，1998年）、《失落的契約》（The Lost Testament，2002年）和《阿瓦里斯領主》（The Lords of Avaris，2007年），闡述了羅爾重新確定古代世界主要文明年代的理論。《時間的考驗》主張將埃及新王國的年代後推幾個世紀（離現在更近），因此需要對古埃及傳統年表進行重大修訂。羅爾斷言，這將使學者們能夠將希伯來聖經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與考古記錄中的事件對應起來，也能將一些著名的聖經人物與當今的古代文獻中出現的歷史人物對應起來。將埃及的年代拉近，也會極大地影響相關年表的年代，比如目前用於青銅時代晚期希臘英雄時代的年表，刪除了希臘黑暗時代，並將特洛伊戰爭的年代拉近，與公元前九世紀荷馬及其最著名作品《伊利亞特》的差距拉近到兩代之內。

普遍接受的說法已經確認，亞述巴尼拔洗劫底比斯發生在公元前664年，而新年表將此前（傳統年表所確定）的埃及歷史縮短了350年。例如，新年表將埃及第十九王朝的開始時間，從公元前1295年，修訂為公元前961年。

在1995年出版《時間的考驗》之前，信奉聖經極簡主義（英語：Biblical minimalism）的神學家托馬斯·L·湯普森（英語：Thomas L. Thompson）曾堅稱，任何試圖通過直接整合聖經和聖經以外資料來編寫歷史的行為，「不僅都是可疑的，而且都是完全荒謬可笑的」。[4]羅爾在《失落的契約》（2007年）中解釋了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舊約》是歷史還是神話？回答這個問題的唯一方法是，利用考古證據來研究聖經故事，並結合在聖經故事中發揮了作用的文明的古代文獻研究。但這必須以開放的心態來進行。在我看來，聖經文本——就像其它任何古代文獻一樣——應該被視為潛在可靠的歷史來源，除非它可以被證偽。」[1]:3羅爾曾在《時間的考驗》（1995年）中表示，他「最初並沒有打算挑戰我們目前對《舊約》敘事的理解。這僅僅是因為需要探索我的TIP研究的影響。在宗教方面我沒有私心——我只是一個尋找歷史真相的歷史學家。」[5]:11

羅爾認為，埃及新王國傳統年表的原始基礎是四個論點，而他重新定年是基於對其中三個論點的批評：

  • 他斷言，讓-弗朗索瓦·商博良首次提出的「埃及王示沙克（英語：Shishak）」（《列王紀上》14:25f；《歷代志下》12:2-9）就是舍順克一世的判斷，是基於不正確的結論。羅爾認為，示沙克應該是拉美西斯二世（可能發音為Riamashisha），這將使拉美西斯統治的日期提前約300年。
  • 羅爾還聲稱，埃伯斯紙草卷中關於阿蒙霍特普一世第九年時天狼星升起的記錄被誤讀了。傳統年表用該記錄將這一年定為公元前1542年或公元前1517年，而他認為應該將其理解為埃及曆法改革的證據。
  • 萊頓紙莎草書I.350可以追溯到拉美西斯二世第52年，其中記錄了一次月球觀測，這一觀測將拉美西斯統治的這一年定為公元前1278、1253、1228或1203年，符合傳統年表的日期範圍。羅爾對埃伯斯紙草卷的價值提出了質疑，他認為，由於月亮周期每25年重複一次，它只對微調年表有用，並且同樣適用於新年表中300年後的日期。

因此，羅爾認為，傳統埃及年表這三個基礎都不牢靠，公元前664年亞述國王亞述巴尼拔洗劫底比斯，是埃及歷史中最早的確定日期。

所提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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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爾根據他對埃及大量的考古發現和家譜記錄的解讀，制定了其修訂年表（新年表）。例如：

  • 羅爾指出，在第二十一王朝到第二十二王朝早期，薩卡拉的塞拉皮雍（英語：Serapeum of Saqqara）的小墓穴中沒有阿匹斯公牛的墓葬記錄。他還認為，皇家藏物（TT 320）中新王國法老木乃伊的重新埋葬順序表明，這兩個王朝是同時代的（從而解釋了為什麼這個時期的阿匹斯墓葬太少）。羅爾發現，在塔尼斯的皇家墓地中，第二十二王朝奧索爾孔二世（英語：Osorkon II）的陵墓，似乎比第二十一王朝普蘇森尼斯一世的陵墓建得更早；在羅爾看來，唯一的解釋就是，這兩個王朝是同時代的。
  • 羅爾提供了一些碑文，上面列出了三份非皇室的家譜。按照羅爾的說法，如果將一代按20到23年來計算，那麼從碑文可以看出，拉美西斯二世在公元前10世紀達到了鼎盛時期，正如羅爾所主張的那樣。按照傳統的年表，這三份家譜都會缺失七代。他還認為，沒有任何家譜可以證實，拉美西斯二世的時代，像傳統上所認為的那樣，是在公元前13世紀。
  • 羅爾還使用了考古天文學的方法。在阿肯那頓統治期間，從烏加里特城觀測到了一次發生在日落時分的日食，他利用考古天文學的方法確定了當天的日期。藉助計算機天文學程序的計算，羅爾斷定，在整個公元前第二個千年期間，唯一可能發生這樣日食的時間，是公元前1012年5月9日。這比傳統上所認為的阿肯那頓統治時間（公元前1353—1334年），晚了大約350年。
  • 羅爾對公元前17世紀第十二王朝的阿蒙涅姆赫特三世的定年，得到了天文學家大衛·拉平（David Lappin）工作的支持。拉平的研究發現，第十二王朝契約中所記錄的連續39個陰曆月長度中，有37個與新年表是相符的；而傳統年表最多只能匹配21個。拉平認為，這個結果為羅爾的年表提供了「驚人的」支持。[4]

示沙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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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羅爾對Sysw和Shyshk兩個名字的比較。第一行是Sysw（拉美西斯二世的代稱），使用13至10世紀的原始希伯來語符號書寫。第二行是聖經中的名字Shyshk，使用9至7世紀的早期希伯來語符號書寫。這些符號來自於可追溯到當時的陶器銘文（即Lachish VI陶片和Izbet Sartah字母表）。

大多數埃及古物學家都接受，示沙克（Shishaq）是舍順克一世（Shoshenq I）的另一個名字。[6][7][8]:1對於舍順克的軍事行動是否符合聖經中有關示沙克的記載，羅爾提出了質疑。其理由是，兩位國王的戰役完全不同，而且在舍順克碑文中，耶路撒冷並沒有被列為附屬城鎮。[5]:122-127他還指出，拉美西斯確實對以色列發動過戰爭，而且他的正式名字還有一個簡稱，在巴勒斯坦使用。[1]:389-396這個名字是Sysw，而早期的希伯來字母表並不區分S和SH，因此聖經中的名字最初可能是Sysq。羅爾還認為，qoph結尾可能是對早期waw符號的誤讀，因為10世紀的waw符號，就是7世紀的qoph符號。因此，7世紀的Sysq，可能是對10世紀Sysw的誤讀。[9]

有理論認為，舍順克一世並非聖經中的示沙克，拉美西斯二世（即Sysa）才是。但這一理論並未被廣泛接受。[10]

凱文·威爾遜（Kevin Wilson）僅同意大衛·羅爾的部分觀點。威爾遜承認，舍順克一世的凱旋浮雕與聖經中對示沙克王的描述並不一致。然而，他並不認為這種差異足以成為懷疑「舍順克一世就是《聖經》中的示沙克王」的證據。威爾遜在談到舍順克一世的碑文時寫道：「之前的研究將這塊浮雕解釋為慶祝其巴勒斯坦戰役，與之相反的是，無論是凱旋浮雕還是其中的任何元素，都不能作為該戰役的歷史數據來源……不幸的是，凱旋浮雕在重建舍順克的戰役時起不到任何作用。」[8]:65威爾遜的觀點沒有得到肯尼斯·基欽的支持，基欽表示：「卡納克的舍順克一世大型地形列表，對於他對抗猶大和以色列的戰役的歷史和性質，是一份具有最大價值的文件。這一點現已明確無誤，這要感謝一系列學者為這份列表所付出的努力。然而，這份列表的構成和解釋，仍需要進一步研究和澄清。」[11]其他研究過該戰役浮雕的頂尖學者指出，這確實是一份獨特的被征服城鎮的列表，而非更著名法老所作的早前戰役的抄本。[12][13][14][15]這種首創性，使它更有可能真實地代表，埃及通過舍順克一世的軍事活動所控制的城市和地區。

新年表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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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爾和其他修正主義者提出要將傳統埃及年表大幅推後，其影響是複雜而深遠的。新年表影響了舊約研究、黎凡特考古學、愛琴海與安納托利亞考古學，以及古典研究等歷史學科，並提出了有關美索不達米亞年表及其與埃及和安納托利亞的聯繫等重要問題。

對埃及及其鄰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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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傳統年表重新定年，將拉美西斯二世的統治時期推後三個世紀，就得重新確定卡迭石戰役的日期，並修訂相關的西臺歷史年表，還需要修訂公元前911年之前的亞述歷史年表。鑑於西臺年表對埃及年表的依賴，[16]推後埃及年表的年代也得推後西臺新王國結束的時間，就得縮短（甚至完全刪除）安納托利亞黑暗時代（Anatolian Dark Age）。[17]

在阿瑪納時期，埃及和亞述之間的年代同步性（英語：Chronological synchronism），通過法老阿肯那頓和國王阿淑魯巴里特（Ashuruballit）的通信得到了證明。在傳統年表中，這個阿淑魯巴里特，被認為是中亞述帝國（英語：Middle Assyrian Empire）早期的阿淑爾烏巴里特一世（Ashur-uballit I）。但新年表卻提出，增加一位中亞述「黑暗時代」的未知國王阿淑魯巴里特「二世」，說他才是阿馬爾奈文書的作者。阿淑魯巴里特一世與阿肯那頓的同步性，近年來已成為埃及歷史和美索不達米亞歷史之間的重要紐帶，因此，這一問題已成為關注和爭論的焦點。[18]

對聖經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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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新年表反對「舍順克一世就是聖經中的示沙克」這一觀點，[19]而是認為拉美西斯二世（暱稱「Sysa」）才是示沙克敘事背後的真正歷史人物。

拉巴亞（英語：Labaya）是迦南當地的統治者，其活動在阿瑪納文書中有記載，羅爾認為拉巴亞就是掃羅王；羅爾還認為大衛王就是達杜阿（Dadua，或「塔杜阿」Tadua），阿瑪納文書EA256中也曾提到過達杜阿。掃羅王和拉巴亞的死法相同——「兩人均在戰鬥中陣亡——在基利波山或附近與來自沿海平原的城邦聯盟作戰，均是因為背叛。」[4]他們都有一個兒子倖存，名字翻譯過來都是「巴力之人」（Man of Baal）。

新年表將所羅門置於富裕的青銅時代晚期的結尾，而非相對貧困的鐵器時代早期。羅爾和新年表的其他研究人員認為，這更符合希伯來聖經對所羅門財富的描述。[4]

此外，羅爾將以色列人的居留（Sojourn）、出埃及和征服（Conquest）從青銅時代晚期結尾移至青銅時代中期的後部（從第十九王朝移至第十三王朝/喜克索斯時期）。羅爾聲稱這解決了與聖經敘述的歷史性問題相關的許多問題。他依據了尼羅河三角洲東部阿瓦里斯的考古報告。這些報告表明，第十三王朝時期，那裡生活著大量講閃米特語的人群。這些人在文化上接近中青銅時代（MB IIA）迦南的人群。羅爾認定這些閃米特人，就是後來以色列人居留埃及這一聖經傳說所基於的民族。

在中青銅時代末期（MB IIB晚期），考古學家發現了一系列城市毀滅的痕跡。約翰·比姆森（John Bimson）和羅爾認為，這些遺蹟與約書亞記中以色列部落所攻擊的城市非常相似。[20][5]:299-325最重要的是，戒備森嚴的傑里科城就是在這一時期被摧毀和遺棄的。另一方面，在青銅時代晚期結束時，傑里科城並不存在，威廉·丹佛就此得出結論：「約書亞摧毀了一座根本不存在的城市。」[21]羅爾稱，由於缺乏考古證據來證實青銅時代晚期的聖經事件，現代學術界對王國分裂時期之前的希伯來聖經敘述的可靠性產生了懷疑。他舉出了以色列考古學教授澤夫·赫爾佐格（英語：Ze'ev Herzog）的例子，赫爾佐格表達的觀點在同事中「相當普遍」，但卻在以色列國內外引起了軒然大波。他說：「根本沒有出埃及，約書亞也沒有入侵，以色列人是緩慢發展起來的，最初是迦南人。」[22]赫爾佐格的結論是，居留、出埃及和征服是「從未發生過的歷史」。[22]然而，羅爾認為，新年表將出埃及和征服事件推遲到中青銅時代，消除了使學術界普遍持懷疑態度的主要原因。

新年表的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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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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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他的年表之外，羅爾對地理也有一些不同於傳統觀念的想法，包括：

  • 根據羅爾的說法，伊甸園（蘇美爾人的故鄉）位於今伊朗西北部，在爾米亞湖和裏海之間。[1]:16-29
  • 根據羅爾的說法，巴別塔建於古蘇美爾首都埃里都。[1]
  • 所多瑪古城遺址位於「死海湖面下100多米處」，恩蓋迪東南偏南幾公里處。[1]:120-124
  • 被掃羅王擊敗的亞瑪力人並不是居住在內蓋夫和/或西奈的那群人，而是這些人的北部分支，「在以法蓮的領土內，在亞瑪力人的高地」——或者，另一種翻譯是「在以法蓮的土地上，亞瑪力人的山地」（《士師記》12:15）。有報告支持了這一觀點：掃羅在消滅亞瑪力人之後，立即「到了卡梅爾，立了一座紀念碑」（《撒母耳記上》15:12）。當掃羅離開內蓋夫和西奈後，「聖經中所描述的掃羅王國，正是阿瑪納文書中拉巴亞（英語：Labaya）統治的地區。」[1]:318

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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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埃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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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埃及學並未採納新年表，[來源請求]主流學術出版物也繼續採用標準年表。對羅爾最激烈的批評者是曾任職利物浦大學的肯尼斯·基欽（英語：Kenneth Kitchen）教授，他稱羅爾的論文「純粹是胡說八道」。[23]相比之下，其他埃及古物學家則承認，在挑戰埃及年代框架的基礎方面，羅爾所做的工作是有價值的。埃里克·霍農（英語：Erik Hornung）教授承認，「……第三中間時期仍然存在許多不確定性，正如某些人批評的那樣，比如大衛·羅爾所正確堅持的觀點；甚至我們關於『舍順克進攻耶路撒冷發生在（公元前）925年』這樣的基本前提，也並沒有堅實的基礎。」[24]:13然而，關於新年表的學術爭論，基本上都發生在埃及學和考古學的期刊之外。大部分討論均可在跨學科科學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s）的《古代年表論壇期刊》（Journal of the Ancient Chronology Forum，1985—2006年）中找到。[25]

在《劍橋考古學期刊（英語：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的一期特別評論中，這些提議幾乎遭到了舊大陸考古學各學科專家的一致否定，這一結果基本上是由於作者僅提供了埃及年表重構的概要，卻未能提供更詳細的內容所致。[注 2]
貝內特，1996年

克里斯·貝內特（Chris Bennett）在1996年說：「我很確定羅爾的觀點是錯誤的。」同時他也指出，除了對傳統年表（例如與錫拉火山爆發有關的問題）的學術辯論之外，「公眾領域還發起了……一場更深層次的挑戰。」這種對學術辯論之外的主流共識的挑戰，其歷史源於1991年的《黑暗世紀》（Centuries of Darkness）。該書的作者是彼得·詹姆斯（英語：Peter James (historian)），以及跨學科科學研究所的聯合創始人羅爾。《黑暗世紀》假設有250年的「幻影時間」（phantom time），而傳統年表基於考古學上的「黑暗時代」，認為其並不存在。

肯尼斯·基欽是反對新年表的，其論點集中在羅爾對第三中間時期的修訂上。羅爾在這一修訂中提出，第二十一與二十二王朝之間存在重疊。基欽特別質疑了羅爾所提出的年代異常的有效性，質疑它們是否真的異常，並對羅爾所提出的明確問題給出了自己的解釋。基欽指責新年代學家們，熱衷於通過減少年代的方式，來填補考古記錄的空白。[來源請求]

埃里克·霍農（英語：Erik Hornung）在其所著《古埃及年表手冊》（Handbook of Ancient Egyptian Chronology）的導言中，將所有對埃及年表的徹底修改，無差別地歸為一類，並做出以下陳述：

我們將永遠面臨這樣的嘗試，但只有當任何朝代和統治者及其背景都能被取代時，我們才會認真對待這些嘗試……如果沒有這樣的證據，我們通常不會「反駁」這些說法，甚至根本不會作出回應……因此，學術界忽視這些說法，既不是因為傲慢，也不是因為惡意。但這種做法常常引起專業圈子之外的不滿和不信任（而且往往是在媒體的推動下進行的）。這些嘗試通常罔顧最基本的來源和事實，因此不值得討論。故而，我們的手冊中將避免討論此類問題，而僅限於基於來源的假設和討論。[注 3][24]:15

貝內特雖然不接受羅爾的論點，但他在1996年曾指出，對羅爾來說，採取斷然拒絕的態度可能並不合適，因為羅爾的「思想地位與維里科夫斯基，甚至彼得·詹姆斯有著天壤之別」。與維里科夫斯基、鮑瓦爾（英語：Robert Bauval）或漢卡克等「大眾激進主義」不同，「羅爾掌握的材料是值得研究的。」

倫敦大學學院近東古代史系主任阿梅莉·庫爾特（英語：Amélie Kuhrt）教授，在該學科的一本標準參考書中指出：

最近，一個旨在修訂地中海和西亞絕對年表的團體，提出了一個大幅縮短的年表：彼得·詹姆斯（英語：Peter James (historian)）; et al. 黑暗世纪. 倫敦. 1991. ；另外一個團體也支持類似的修訂，但略有不同，還在《古代年表論壇期刊》上發表了部分成果。埃及是對其它文化測年的核心，因此這兩個團體的大部分工作都集中在關於埃及的證據上。這些卷宗中提出了現有年代學框架的一些缺陷，許多學者對相關批評並不排斥；但對於這些激進的重新定年的建議，大多數考古學家和古代史學家目前並不認為它們經得起推敲。[注 4][3]

放射性碳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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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有一批關於埃及王朝的放射性碳定年的可靠結果被發表，這些結果對傳統年表進行了一些小修訂，但並不支持羅爾所提的修訂。[26]

在大眾媒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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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羅爾出版了暢銷書《時間的考驗》，在其中發表了他的新年表，並於同年在第四台推出三集系列節目《法老與國王——聖經探索》（Pharaohs and Kings - A Biblical Quest）。《時間的考驗》採用了詹姆斯提出的一般場景，並添加了在1991年省略的許多細節，包括與聖經年表（英語：Chronology of the Bible）有關的「戲劇性結果」。雖然新年表尚未被學術界所廣泛接受，但自1990年代以來，通過羅爾的暢銷書，[注 5]以及1995年第四台的電視紀錄片（1996年在美國學習頻道播出），它被廣泛傳播給公眾。貝爾圖（Berthoud）在2008年將羅爾理論的兩種境遇進行了對比——一方面它在埃及學學界遭到了「幾乎一致」的否定，另一方面他的書籍和電視片卻對普通公眾產生了「轟動效應」。[27]

一些學術界領軍人物的反應非常激烈。肯尼斯·基欽在《泰晤士報文學增刊（英語：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上對《黑暗世紀》進行了「批判」（savage review），大英博物館也禁止在博物館商店出售《時間的考驗》。[28]

福音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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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2月，荷蘭語網絡期刊《聖經、歷史與考古》（Bijbel, Geschiedenis en Archeologie）專門針對羅爾的新年表展開了一場辯論。該雜誌的編輯、福音派學者J·G·范德蘭德（J.G. van der Land）表示，羅爾的時間線解決了圍繞古埃及的一些考古異常問題，但又在其它方面產生了衝突，所以站不住腳。[29]他的觀點隨後遭到了彼得·范德維恩（Peter van der Veen）和羅伯特·波特（Robert Porter）的反駁。[30][31]在該期的最後一篇文章中，范德蘭德根據亞述文書中的一些近期發現，指出了羅爾年表中的一些新問題。[32]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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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原文：Many scholars feel sympathetic to the critique of weaknesses in the existing chronological framework [...], but most archaeologists and ancient historians are not at present convinced that the radical redatings proposed stand up to close examination.
  2. ^ 原文：In a special review issue of the 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 these proposals were roundly rejected by experts in all disciplines in Old World archaeology, a result virtually assured by the failure of the authors to present more than an outline restructuring for Egyptian chronology.
  3. ^ 原文：We will always be exposed to such attempts, but they could only be taken seriously if not only the arbitrary dynasties and rulers, but also their contexts, could be displaced.... In the absence of such proofs we can hardly be expected to "refute" such claims, or even to respond in any fashion ... It is thus neither arrogance nor ill-will that leads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o neglect these efforts which frequently lead to irritation and distrust outside of professional circles (and are often undertaken with the encouragement of the media). These attempts usually require a rather lofty disrespect of the most elementary sources and facts and thus do not merit discussion. We will therefore avoid discussion of such issues in our handbook, restricting ourselves to those hypotheses and discussions which are based on the sources.
  4. ^ 原文：An extreme low chronology has been proposed recently by a group devoted to revising the absolute chronology of the Mediterranean and Western Asia: P. James et al., Centuries of Darkness, London, 1991; similar, though slightly diverging revisions, are upheld by another group, too, and partly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of the Ancient Chronology Forum. The hub for the dating of other cultures is Egypt, so much of the work of both groups focuses on Egyptian evidence. Many scholars feel sympathetic to the critique of weaknesses in the existing chronological framework presented in these volumes, but most archaeologists and ancient historians are not at present convinced that the radical redatings proposed stand up to close examination.
  5. ^ 1995年，《時間的考驗》連續八周（從9月17日至11月6日）位列《星期日泰晤士報》十大暢銷書排行榜。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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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閱讀

[編輯]
  • Rohl, David. Legend: The Genesis of Civilisation [傳奇：文明的起源]. 倫敦: Century. 1998. ISBN 978-0-7126-7747-9 （英語）. 
  • Van der Veen, Peter; Zerbst, Uwe. Biblische Archäologie Am Scheideweg?: Für und Wider einer Neudatierung archäologischer Epochen im alttestamentlichen Palästina [聖經考古學處在十字路口？：對舊約巴勒斯坦考古時代進行新年代測定的利弊]. 霍爾茨蓋林根: Haenssler-Verlag GmbH. 2004. ISBN 978-3-7751-3851-2 （德語）. 
  • Rohl, David. Exodus: Myth or History? [出埃及記：神話還是歷史？]. 聖路易斯帕克: Thinking Man Media. 2015. ISBN 9780986431029 （英語）.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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