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對蘇聯戰俘的虐待
| 德國對蘇聯戰俘的虐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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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 | |
 在烏克蘭文尼察附近的戰俘營分發食物的情景，攝於1941年7月 | |
| 位置 | 德國及其占領下的東歐 |
| 日期 | 1941–1945年 |
| 目標 | 被俘獲的蘇聯士兵 |
| 類型 | 飢餓、死亡行軍、隨意處決、強迫勞動 |
| 死亡 | 280萬[1]到330萬[2] |
| 主謀 | 納粹德國 |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納粹德國關押的蘇聯戰俘飽受飢餓和惡劣生活條件的折磨。在近六百萬被俘者中，約三百萬人在監禁期間死亡。
1941年6月，以德國為首的軸心國發動巴巴羅薩行動入侵蘇聯，執行了滅絕戰爭，並徹底無視了戰爭法和國際慣例。在入侵前相關的處決命令中，發生了針對俘獲蘇聯政委的處決和對德國在1929年簽署的《日內瓦公約》的無視。到1941年底，有超過300萬蘇聯士兵成為戰俘，其中大部分是在德國軍隊快速推進期間的大規模包圍行動中被俘獲。至1942年初，三分之二的戰俘死於飢餓、寒冷和疾病，這也使該事件成為歷史上任何大規模暴行中死亡率最高的案例。
蘇聯猶太人、政委、部分軍官、共產黨人、知識分子、亞洲人和女性戰鬥人員被系統性地定為處決對象。此外，更多的囚犯因受傷、生病或無法跟上強行軍而被槍殺。超過一百萬人被驅逐到德國進行強迫勞動，許多人在當地居民面前死去，他們的條件比來自其他國家的遭強迫勞動的平民或戰俘更糟糕。超過10萬人被轉移到集中營，他們受到的待遇比其他囚犯更差。據估計，有140萬蘇聯戰俘成為德軍志願軍或黨衛軍的幫凶，在戰爭和大屠殺期間扮演了重要角色。
儘管德國對蘇聯戰俘的虐待被稱為「軍事史上最為嚴重的罪行之一」[3]，死亡人數僅次於針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但相關研究卻較後者少很多。戰爭初期，蘇聯宣布對投降者判處死刑，但之後大多數的倖存戰俘重新融入了蘇聯社會。大多數叛逃者和通敵者逃脫了起訴。倖存戰俘未能獲得退伍軍人身份，直到2015年才收到相關的賠償。他們經常因被視為叛徒或逃兵而受到歧視。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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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6月22日，納粹德國及其盟友入侵蘇聯[4][5]。納粹領導層認為，與意識形態敵人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6]，因為納粹的信條是征服東部領土並建立生存空間——這對納粹德國的長期存續至關重要[7][4]，以及攫取蘇聯自然資源以供給德國繼續戰爭所需的現實[8][4]。德國的絕大多數人力物力都用於這場滅絕戰爭，並且完全無視了戰爭的法規和慣例[9][10]。由於供應短缺和基礎設施缺乏，德國侵略者計劃通過劫掠來供養他們的軍隊（儘管實際上他們仍然依賴來自德國的運輸）[11][12]，並通過預防性的提前殺戮恐嚇當地居民來阻止抵抗運動[12]。
納粹認為，猶太人導致了德國在一戰的失敗，而蘇聯的斯拉夫人口則受到猶太人的秘密控制[13]，他們認為通過殺害共產黨人和蘇聯猶太人就能讓抵抗很快崩潰[14]。
納粹預計，大部分蘇聯人口（尤其是西部）將歡迎德國的入侵，並試圖從長遠角度來利用蘇聯各民族之間剝削與被剝削的緊張關係[15]來分化並瓦解蘇聯。蘇聯公民根據某種種姓制度進行分類：伏爾加德意志人和波羅的人為高種姓，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為中間種姓，亞洲人和猶太人居於最低種姓。受納粹種族理論和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經驗的影響，這一種姓制度極大地影響了戰俘的待遇。[16]
一戰的另一個教訓是確保糧食供應的重要性，以避免重演封鎖導致的德國饑荒[6]。德國考慮封鎖蘇聯需要從其「過剩地區」（尤其是烏克蘭）進口糧食的「缺糧地區」（尤其是北部地區），以將這些糧食轉運至德國本土或德國軍隊。如果該計劃實現，預計有3000萬人（主要是俄羅斯人）將因饑荒而死亡[17]。但事實上，德軍缺乏封鎖這些大片區域的資源[18]。最終超過一百萬[19]蘇聯平民死於對蘇聯城市的小規模的封鎖（尤其是列寧格勒和猶太人聚居區），但由於平民逃亡和黑市活動，封鎖效果不如預期[18][20][21]。而戰俘受到比城市平民和猶太平民更嚴格的控制，其因飢餓導致的死亡更多。[22]
計劃和法律
[編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戰俘待遇在戰爭法編纂中占據核心地位，1907年《海牙公約》對此作出了詳細的規定[23]。德國是1929年《日內瓦公約》的簽署國，並且一般情況下也遵守該公約對待非蘇聯戰俘[24][25]。這些法律涵蓋在德國的軍事教育中，因此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模糊地帶為其行為辯護[23]。與德國不同，蘇聯沒有簽署這兩項公約；蘇方認為，如果德國軍隊遵守《海牙公約》中關於戰俘的規定，蘇聯也願意遵守這項公約。戰爭開始幾周後，這一提議遭到了阿道夫·希特勒的拒絕[26]。國防軍最高統帥部表示，《日內瓦公約》不適用於蘇聯戰俘，但建議將其作為制定計劃的基礎。但實際上，與勞動力需求和軍事權宜相比，法律和道德充其量只發揮了次要作用[27]。1941年3月30日，希特勒秘密發表演講：「我們必須脫離軍人同志情誼的立場」，打一場「滅絕戰爭」，因為紅軍士兵「不是德國人的同志」。在場無人提出異議[28][29]。儘管1941年戰俘的大量死亡在軍方內部引發爭議，但阿勃維爾軍官赫爾穆特·詹姆士·馮·毛奇是少數公開支持依法對待蘇聯戰俘的人之一[30]。
反布爾什維主義、反猶太主義和種族主義經常被認為是戰俘大規模死亡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還有納粹德國當局對安全、糧食和勞動力相互矛盾的要求[31]。歷史學家對1941年戰俘大規模死亡的主要原因仍然存在分歧：是歸於作為第三帝國種族重組計劃一部分的意識形態，還是打破了將戰俘作為後備勞動力企圖的後勤失敗[32][33][34]。到1941年底，有超過300萬蘇聯士兵被俘[35]。儘管這比德國軍方預期的要少[36]，但軍方幾乎沒有計劃為囚犯提供住房和食物[37][38][39]。在1940年德國入侵法國期間，190萬名法國戰俘得到了安置和供養；歷史學家亞歷克斯·J·凱（Alex J. Kay）引用此作為例據，證明補給和後勤無法解釋蘇聯戰俘的大規模死亡[40]。歷史學家如亞歷山大·B·羅西諾（Alexander B. Rossino）和鮑伯·穆爾（Bob Moore）也認為德國對《日內瓦公約》的漠視以及由此產生的對戰俘的暴行從1939年的波蘭戰役就已經開始，並在幾年後於蘇聯達到頂峰[41][42]。
俘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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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941年12月中旬，超過200萬的戰俘中有79%是在13場包圍大批蘇軍的主要戰役中被俘的[43][44]；每陣亡一名蘇軍士兵，就會有三到四名蘇軍士兵被俘[45]。莫斯科保衛戰後，蘇軍被俘人數驟減。雖然蘇軍戰俘與陣亡人數的比率有所下降[46]，但仍高於德軍的比例[45]。
軍事因素，例如領導不力、缺乏武器彈藥和德軍迅速推進，是導致紅軍士兵大規模投降的最重要因素[47]。此外，反對蘇聯政府是士兵投降和叛逃的另一個重要因素[48]，造成的叛逃率遠遠超過了其他交戰國[49]。歷史學家馬克·埃德爾（Mark Edele）估計，戰爭期間至少有數十萬（可能超過一百萬）蘇聯士兵叛逃[50]。
蘇聯士兵通常在被軸心國前線部隊包圍時被俘，然後被這些部隊帶到一個集合點[51]，之後被送往中轉營[52][53]。當許多中轉營於1942年開始關閉時，囚犯被直接從集合點送往戰俘營[53]。隨著1941年末氣溫下降，看守有時會剝去戰俘的冬裝供自己使用[54]。受傷和生病的紅軍士兵通常無法得到醫療護理[55][56]。
草率處決
[編輯]尤其是在1941年，德國士兵在東線經常拒絕收留戰俘，並槍殺試圖投降的蘇聯士兵[57]——有時甚至是數百人或數千人的大批投降[58]。德軍沒有記錄戰俘到達集合點之前發生的死亡事件[59][60]。這些行為並非由陸軍總司令部下令[61][62]，部分德軍將領也承認這些行為損害了德國自身的利益。然而，阻止此類殺戮的努力充其量也只是取得了好壞參半的結果[63]，仍然沒有軍事法庭針對肇事者做出判決[60]。儘管紅軍槍殺敵方戰俘的頻率一般情況下低於德軍[64]，但兩軍槍殺戰俘的行為也導致了雙方暴力衝突的升級[65]。
為應對游擊隊，成千上萬的紅軍士兵被當場處決[66][65][67]。為防止游擊運動的發展，德國國防軍陸軍總司令部命令被德軍追上而未被俘虜的紅軍士兵向德國當局投降，否則將被當場處死。儘管有命令，但很少有士兵投降[68][65]；一些士兵逃脫了追捕，回到了家人身邊[69]。
戰爭爆發前，總司令部下令處決被俘的蘇聯政委和被當局懷疑的的文職官員[70][71]。超過80%在東線作戰的德國師團執行了這項非法的命令，估計有4000至10000名政委被處決[72]。但這些殺戮並沒有減少蘇聯的抵抗，反而被認為適得其反[73]；該命令於1942年5月被撤銷[74]。儘管蘇軍中的女性戰鬥人員違抗了德國的性別期望，但陸軍總部命令仍然將她們與前述的戰俘同等對待，她們會被當場槍決，其中很少有人能倖存下來併到達戰俘營[75][76][77]。
戰俘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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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末，在被占的蘇聯領土上有81座戰俘營被建立[28]。永久性的戰俘營在民眾監管下建立，用以替代軍事監管[52]。因為戰俘被德國認為是次要的，每個戰俘營的指揮官在面臨一些經濟或軍事問題下，會擁有一定限制的自治權。儘管少數戰俘營嘗試改善居住環境，但大多數沒有這樣做[78][79][80]。1944年末，所有的戰俘營都被移交至海因里希·希姆萊的控制之下[3]。儘管陸軍總司令部試圖放棄這些對待戰俘採取極端暴力手段的命令，歷史學家大衛·哈里斯維爾（David Harrisville）卻認為這些命令實際上沒有多少影響，其主要的原因是德軍士兵自身激進的價值觀[81]。
死亡行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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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俘經常被強制徒步行進到幾百公里以外的地區，且缺乏（或根本沒有）食物和水[39][61]。看守經常會射殺落後者[39][61][82]，產生的屍體造成衛生問題[82]。有時候一些蘇聯戰俘能夠在監管不利的時候逃離。德軍在使用鐵路運輸時往往忽視相關的防疫措施[82]，直到1941年10月後德軍使用開放式的廂式貨車運輸戰俘，但開放式的運輸環境也導致20%的乘客因寒冷而死亡[82][39]。俄國方面估計有20萬到25萬人在中轉過程中死亡[66][83]。
居住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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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糕的居住環境和寒冷是造成戰俘大規模死亡的主要原因[84]。戰俘被驅趕到露天場地，既無建築也無設施，只用柵欄草草圍住；部分戰俘營缺少供水系統。所謂食堂形同虛設，大量戰俘缺乏食物[85][86]。一些戰俘不得不整個冬天都居住在外面，或者在沒有供暖的房間，或者在他們自己挖的，經常塌陷的坑洞裡[84]。1941年9月，德國人開始準備冬季時居住的房屋；同年11月建造了系統化的軍營[52]。但這些準備相當粗糙，居住條件的改善甚至是因為大規模的死亡使得戰俘過度集中的情況得到緩解[84]。在戰俘營發生的死亡人數被用來與納粹最大的集中營做比較[87]。其中一個最大的戰俘營是在博布魯伊斯克的第131號中轉營，估計有3萬到4萬紅軍士兵在這裡死亡[88]。
警衛人數相對較少[89]，並且受到上級鼓勵自由使用槍枝，這兩個因素都導致了德軍的暴行[85]。德國人招募戰俘——主要是烏克蘭人、哥薩克人和高加索人——作為營地警衛[89]。一些規定明確戰俘營必須由瞭望塔和2.5米高的雙層鐵絲網圍欄包圍[90]。儘管懲罰嚴厲，營地內一些有組織的抵抗團體仍然試圖大規模越獄[91]。數以萬計的蘇聯戰俘試圖越獄；其中大約有一半被重新抓獲[92]，並且約有1萬人抵達瑞士[93]。如果他們在越獄後沒有犯罪，重新抓獲的戰俘通常會被送回戰俘營；否則，他們會被移交給蓋世太保並在附近的集中營監禁（或處決）[92]。
飢餓和大規模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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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滿足了德國的需求後，給戰俘的食物從被占領的蘇聯境內搜刮[95][96]。由於後期問題，囚犯收到的配給量通常低於官方所宣稱的配給量[97][98][99]。到1941年8月中旬，狀況更加糟糕[100]。在九月和十月的軍事行動中，德軍在基輔、維亞濟馬、和布良斯克俘獲了近一百五十萬名囚犯，導致臨時後勤安排突然崩潰[101]。1941年10月21日，陸軍總司令部軍需總長愛德華·華格納發布命令，將無工作戰俘的每日口糧減少到1487卡路里——這是一個很少的量。由於物資匱乏，有工作的戰俘也經常挨餓[98][102]。華格納在1941年11月的一次會議上承認，當時關押的230萬非工作囚犯中，除了其中100萬之外，其餘都會死亡。[98][99]
在軍事行動受挫後，希特勒於10月31日下令優先為倖存的戰俘在德國安排強迫勞動[103][104]。此命令發布後，死亡率達到了頂點[104]；對戰俘勞動的需求無法克服食物分配的其他優先事項[105]。工作戰俘的人數下降，被認為不適合工作或因流行病而被隔離的人數不斷增加[106]。儘管戰俘從一開始就沒有得到多少食物，但從秋季開始，由於人數增加、飢餓、流行病和氣溫下降的累積影響，死亡率逐漸飆升[104][46]。每個營地每天都有數百人死亡，數量太多，無法埋葬[46][107][108]。德國的政策轉向優先為戰俘提供食物，並使用蘇聯平民的開支。但實際上，情況都沒有顯著改善，直到1942年6月後勤改善和需要供養的戰俘減少[109][110]。1942年至1943年冬季，規模相對較小的大規模死亡事件再次發生[111][70]。
飢餓的戰俘試圖吃樹葉、草根、樹皮和蚯蚓以求生[112]。一些蘇聯戰俘因飢餓遭受過多痛苦而向獄警提出被槍決的書面請求[113]。據報道一些營地存在食人行為，儘管當局對這種罪行判處死刑[113]。試圖提供食物的蘇聯平民經常被槍決[114][78]。在許多營地，生活條件較好的人與被認為沒有生存機會的戰俘分開居住[94]。就業有助於確保額外的食物和更好的條件，儘管他們通常無法獲得足夠的食品[115]，並且其中一些職業的死亡率超過50%[106]。
釋放
[編輯]1941年8月7日，陸軍總司令部發布命令[61]，釋放德意志、拉脫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高加索和烏克蘭戰俘[116]。釋放的目的主要是確保德占區的農業豐收工作取得成功[117]。女性被排除在該政策之外[118]。占囚犯絕大多數的俄羅斯人沒有被考慮釋放，而大約一半的烏克蘭人被釋放。由於流行病和對他們加入游擊隊的恐懼，釋放人數被縮減[118]。一些家人住在附近的重傷戰俘被釋放[119]，其中許多人可能不久後就餓死了[120]。到1942年1月，已有280,108名戰俘（大多數是烏克蘭人）被釋放，到戰爭結束時被釋放的總人數大約為一百萬。[121]除農業工作之外，被釋放的戰俘還可以加入軍警合作項目。其中大約三分之一加入了德國軍隊，其他人則從戰俘變成了看守[61][122][117]。隨著戰爭的進展，被釋放以從事農業的人數減少，而軍隊招募的人數則增加。[118]
選擇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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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之所以能夠選擇性地處決戰俘，得益於其與黨衛軍和蘇聯告密者的密切合作[124][125][126]，並經常由士兵執行處決[2]。屠殺針對政委和猶太人[127][125]，有時也針對共產黨員、知識分子[125][128]、紅軍軍官[129]，和亞洲人囚犯（1941年）[130]；到1942年初，約80%的突厥裔戰俘被殺害[131]。德國反間諜部門通過體檢、同囚的告發或典型的猶太人長相，認定了大量戰俘的猶太人身份[132][133]。
從1941年8月開始，安全警察和黨衛隊保安處在占領區進行更多的審查，導致另外38,000戰俘被殺害[127]。在軍隊的合作下，別動隊來到戰俘營並實施了大規模處決[134]。大約50,000名猶太紅軍士兵被殺[135][130]，但其中5%到25%逃過了偵查[133]。被誤認為是猶太人的蘇聯穆斯林有時也會被殺害[125]。從1942年開始，系統性的屠殺越來越多地針對傷者和病人戰俘[136][137]。那些無法工作的人經常在大規模處決中被槍殺或被丟在那裡等死[119][138]，殘疾士兵在前線逼近時尤其危險。有時大規模處決的執行並沒有明確的理由[139]。
在德國的戰俘營中，蓋世太保負責審查[128]。那些被重點審查的人會被審訊大約20分鐘，通常會遭受酷刑。如果他們的回答不令人滿意，他們就會被剝奪戰俘身份[126]並被帶到集中營處決，以向德國公眾隱瞞他們的命運[126][125]。至少有33,000名囚犯被轉移到納粹集中營——奧斯維辛集中營、布痕瓦爾德集中營、達豪集中營、弗洛森比格集中營、格羅斯-羅森集中營、毛特豪森集中營、古森子集中營、諾因加默集中營、薩克森豪森集中營和欣策特集中營[140]。這些殺戮讓集中營系統中以前的殺戮相形見絀[125]。隨著戰爭的進展，日益嚴重的人力短缺促使處決數量的減少[141]。1944年3月之後，所有涉嫌越獄企圖的蘇聯軍官和士官都被處決。這些行動導致5,000人被處決，其中包括500名從毛特豪森集中營企圖大規模越獄的軍官[142]。直接處決造成的死亡人數，包括槍決受傷士兵的數量，可能高達數十萬[2]。
酷刑
[編輯]在大量解密文件中，被抓獲的蘇聯軍人遭受了各種酷刑，比如被燒紅的烙鐵燙，被挖出眼睛，被切下耳朵、手和手指，被切腹，被坦克履帶碾壓，活活燒死以及活埋[143]。
在德服役的輔助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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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反對招募蘇聯通敵者擔任軍事和警察職務，並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失敗歸咎於非德裔士兵[144]。然而，東線的軍事領導人無視他的指示，從戰爭一開始就招募了這些通敵者；1941年7月，希姆萊認識到有必要在當地招募警察[145]。加入的動機尚不知曉，但據推測許多人加入是為了生存或改善生活條件，其他則具有意識形態的動機[137][146]。1941年大部分倖存的戰俘其倖存原因是因為與德國人合作。[147][148]大多數人擔任司機、廚師、馬夫或翻譯等輔助角色；其他人則直接參與戰鬥，尤其是在鎮壓匪徒期間[145][117]。
少數戰俘[149]被各集團軍留守，在其作戰區域進行強迫勞動；這些囚犯沒有被登記[150]。他們的待遇各不相同，有些人的生活條件與德國士兵相似，而其他人的待遇與戰俘營一樣惡劣[151]。一小部分人加入了由德國軍官組成的專門軍事單位，由蘇聯少數民族組成[152]。第一支由蘇聯戰俘組成的反游擊部隊是一支哥薩克部隊，從1941年7月開始行動[117]。1943年，共有53個由戰俘和其他蘇聯公民組建的營：突厥斯坦軍團中有14個，亞美尼亞軍團、亞塞拜然軍團和喬治亞軍團各八人，以及北高加索和山地高加索軍團和伊德爾—烏拉爾軍團總計七人[153]。
除了被德國軍隊招募的人員外，其他人被黨衛軍招募參與種族滅絕。特拉夫尼基人是從戰俘營中招募的；他們大多是烏克蘭人和德意志人，也包括波蘭人、喬治亞人、亞美尼亞人、亞塞拜然人、韃靼人、拉脫維亞人和立陶宛人。他們幫助鎮壓了1943年的華沙猶太區起義，在滅絕營屠殺了數百萬猶太人，並開展了反游擊行動[154]。通敵者對德國的戰爭支持和大屠殺至關重要[155]。
如果被紅軍重新抓獲，通敵者通常會被槍決[156]。1943年初德國在史達林格勒戰敗後，回到蘇聯一方的通敵者人數有所增加；作為回應，希特勒於該年末下令將所有通敵者轉移到西線[157]。到1944年中期諾曼第登陸時，這些通敵者占占領法國的「德軍」的10%[158]。一些人站在了抵抗運動一邊；1945年，部分喬治亞軍團的士兵叛亂[158]。蘇聯戰俘被強迫為陸軍、空軍和海軍從事建築和志願工作。1943年4月之後，戰俘被編入空軍防空部隊，他們的兵力可能高達其總兵力的30%[159][160]。戰爭結束時，共有140萬戰俘（戰俘總數為240萬）在某些輔助軍事單位服役[161]。
強迫勞動
[編輯]德國經常強迫蘇聯戰俘進行勞動，比如讓戰俘去軍用工廠勞動，並以某種方式掩蓋。這違反了1929年《日內瓦公約》[162]。
蘇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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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蘇聯戰俘為德國後方的軍事基礎設施建設所做的勞動——修建道路、橋梁、機場和火車站，並將蘇聯寬軌鐵路改造成德國標準，那麼德軍的攻勢很快就會失敗[163]。1941年9月，赫爾曼·戈林下令使用戰俘進行掃雷和基礎設施建設，以解放建築營的勞動力[82]。許多戰俘因為營地條件惡劣和強迫勞動任務而逃跑[82]，其他的則因尤其危險的任務而死亡，包括修路（尤其是在加利西亞東部）[115][164]、在東線修建防禦工事[165]、以及在頓涅茨克盆地採礦（希特勒於1942年7月批准）。約有48,000人被分配到這項任務，但大多數人從未開始勞動，剩下的人則因惡劣的條件而死亡或在1943年3月逃脫[166]。
移交至納粹集中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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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9月，希姆萊開始主張將10萬名（後來增加到20萬名[167]）蘇聯戰俘移交到黨衛軍控制下的納粹集中營進行強迫勞動；這些營地此前關押了8萬人[168]。到10月，諾因加默、布痕瓦爾德、弗洛森堡、格羅斯-羅森、薩克森豪森、達豪和毛特豪森已通過清除現有營房中的囚犯或建造新營房，建立了專門用於關押戰俘的隔離區[167]。作為希姆萊殖民計劃的一部分，大多數新來的囚犯計劃被關押在德占波蘭境內建立的兩個新營房——馬伊達內克集中營和奧斯維辛二號-比克瑙集中營[169][170]。
儘管當局意圖剝削他們的勞動力，1941年末抵達的25,000[171]或30,000[172][173]名戰俘中的大多數身體狀況不佳，並且無法工作[173][174]。與其他戰俘相比，他們的居住條件更差，提供的食物更少，死亡率更高；到1942年2月，80%的戰俘已經死亡[172][174]。黨衛軍單獨殺害了有政治嫌疑的人、生病或虛弱的戰俘，並在傳染病爆發時進行大規模處決[175]。實驗性的處決技術在戰俘身上得到了測試，比如薩克森豪森的毒氣卡車和奧斯維辛毒氣室中的齊克隆B[176][177]。奧斯維辛集中營中的死者太多，以至於焚屍爐超負荷運轉；1941年11月，黨衛軍開始在囚犯身上紋上數字，以追蹤哪些囚犯已經死亡[178][170]。與希姆萊的假設相反，更多的蘇聯戰俘並沒有取代那些死去的戰俘。隨著紅軍士兵被俘數量的減少，希特勒於1941年10月底決定將剩餘的戰俘投入德國的戰時經濟[179][180]。
除了1941年末被送去勞動的戰俘外[181]，其他人在越獄後被重新抓獲，或因與德國女性發生性關係、不服從命令、拒絕工作[139][92]，以及涉嫌參與抵抗活動或破壞行動等罪行被捕，或被通敵者的軍事單位除名[140]。女性經常被強制放棄戰俘身份，轉入民用項目的強制勞動。拒絕的女性都被送往集中營。約有1,000人被關押在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其他人則被關押在奧斯維辛、馬伊達內克和毛特豪森[182]。被關押在集中營的人失去了戰俘身份，這同樣違反了《日內瓦公約》[183]。在被轉移到納粹集中營的10多萬名男性和數量不詳的女性里[184][181][140]，其中軍官的比例非常高[185]。
遣送到其餘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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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7月和8月，20萬名蘇聯戰俘被驅逐到德國，以農業和工業的勞動力需求[186][187]。他們面臨的條件與蘇聯德占區的情況類似[188]。希特勒在8月中旬停止了運輸，但在10月31日改變了主意[189]；還有更多的蘇聯平民隨著戰俘被送往德國[186][190]。德國的營地內有一支由非俄羅斯戰俘組成的警察部隊經常對俄羅斯戰俘施暴；伏爾加德意志人經常在集中營管理部門任職，並擔任翻譯。這兩組人都獲得了更多的口糧和優待[160]。看守戰俘的責任由年老體弱，無法在前線服役的德國士兵部隊承擔[191]。
納粹高層試圖阻隔德國平民與戰俘的往來，同時剋扣戰俘的勞動報酬[192]。工資因當地經濟狀況而異。許多人為農業和工業領域的私人雇主工作，其他人則被租給地方當局從事諸如修建道路和運河、採石和切割泥炭等工作[193]。雇主給每人每天0.54帝國馬克[a]以從事農業工作，以及0.80帝國馬克[b]以從事其他工作；許多人還向戰俘提供額外的食物以提高生產力。工人們每天能收到0.20帝國馬克[c]，以集中營貨幣的形式支付[196]。到1942年初，為應對許多戰俘營養不良而無法工作的情況，當局增加了倖存戰俘的口糧[193]。儘管大幅度的改善在政治角度上是不可能的，而且由於供應短缺，當局甚至不得不減少對德國平民的口糧[197]。囚犯仍然容易營養不良或患病[198]。在德國工作的戰俘人數持續增加，從1942年9月的455,000人增加到1944年5月的652,000人[199]。到戰爭結束時，至少有130萬蘇聯戰俘被驅逐到德國或其吞併領土[200]。其中，40萬人沒有倖存下來；大多數死亡發生在1941—1942年的冬季[200]。一些人被驅逐到其他地方，包括挪威和海峽群島[201]。
公眾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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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安全局的報告，許多德國民眾擔心糧食短缺，因此民眾有意消滅蘇聯戰俘或給予戰俘最低限度的口糧，以保證對民眾的糧食供應[202]。納粹的政治宣傳將蘇聯戰俘描繪成殺人犯[57]，戰俘營中食人的照片成為他們被視為「俄羅斯亞人類」的證據[203]。儘管許多德國人在戰後聲稱對大屠殺一無所知，但許多德國人都知道在大多數德國猶太人被被驅逐出境之前，有大量蘇聯戰俘死去這一事實，[204]。
早在1941年7月，蘇聯的政治宣傳就開始整合那些針對蘇聯戰俘的暴行。關於政治委員令的信息被描繪為強制殺死所有被俘的軍官或戰俘，並傳播給紅軍士兵[205]。關於蘇聯戰俘待遇的準確信息通過各種途徑，比如來自逃犯或其他目擊者，傳到了紅軍士兵手中，這對防止叛逃起到了有效的震懾作用[206]，儘管許多人不相信官方的政治宣傳[207]。
戰爭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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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45年2月，紅軍已經解放了約50萬名囚犯[210]。在推進過程中，紅軍在舊戰俘營發現了幾個萬人坑[94]。在戰爭的最後幾個月，大多數剩餘的蘇聯戰俘被強迫進行類似於集中營囚犯[176]的死亡行軍[211]，許多人在此過程中喪生或在解放後因病去世[212]。戰俘們回到了一個在戰爭中失去了數百萬人，且基礎設施被德軍焦土政策摧毀的國家。此後數年，蘇聯人民一直飽受糧食短缺之苦[213]。戰後，超過451,000名蘇聯公民避免被遣返，並留在了德國或移民到西方國家，其中包括之前的戰俘[214]。由於其明確的犯罪性，蘇聯戰俘的待遇在國際軍事法庭的起訴書中被提及[23]。
蘇聯的政策旨在阻止叛逃，並認為任何落入敵人手中的士兵都是叛徒[215]。1941年8月發布的第270號命令將投降的軍官和政治官僚列為將立即處決的逃兵，並將其家屬逮捕[215][216]。有時紅軍士兵被告知叛逃者的家人會被槍殺；儘管數千人被捕，但是否執行過此類處決仍不得而知[217]。隨著戰爭的繼續，蘇聯領導層意識到大多數公民並沒有自願合作[218]。1944年11月，蘇聯國防委員會決定，被解放的戰俘將返回軍隊，而在德國軍隊或警察部隊服役的戰俘將被移交給內務人民委員會[219]。在雅爾達會議上，西方盟國同意遣返蘇聯公民，無論這些公民是否願意[220]。
為了分化一小部分的志願通敵者，被解放的戰俘被送往內務人民委員會的過濾營、醫院和療養院，大多數人在那裡待了一兩個月[221]，但實際上並不能有效地分化那些通敵者[218]。大多數叛逃者和通敵者逃脫了起訴[222]，特拉夫尼基人通常被判處10至25年勞改，而參與軍事行動的通敵者通常會在強制定居點被判處六年徒刑[223]。根據官方統計，57.8%的通敵者返回家鄉，19.1%被重新動員，14.5%被編入國防人民委員部的勞動營，6.5%被轉入內務人民委員會[224]。根據另一項估計，截至1946年3月的150萬歸國者中，43%繼續服兵役，22%被徵召入勞動營服役兩年，18%被送回國，15%被遣往強迫勞動營，2%在遣返委員會工作。死刑很少見[225]。1945年7月7日，最高蘇維埃的一項法令赦免了所有未與德軍合作的倖存戰俘[224]。1955年的另一次大赦釋放了所有剩餘的通敵者，除了那些因施展酷刑或謀殺他人而被判刑的通敵者[222]。
倖存的戰俘不被承認為退伍軍人，並被剝奪了退伍福利；他們經常被認為是叛徒或逃兵而遭受歧視[225][224]。1995年，俄羅斯開始平等地看待倖存戰俘與其他退伍軍人的地位[226]。東歐集團解體後，德國政府成立了記憶、責任與未來基金會來分配進一步的賠償，而蘇聯戰俘沒有資格提出索賠[227][228]。直到2015年，德國政府才向仍然活著的幾千人象徵性地支付了2,500歐元的賠款[229][230]。
死亡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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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軍記錄在1941年俘獲的蘇聯戰俘人數為335萬，比紅軍報告的失蹤人數高出100萬。這種差異部分歸因於紅軍在混亂的撤退過程中無法記錄損失。此外，[231]多達八分之一的蘇聯戰俘從未加入過紅軍。一些人被動員，但從未加入他們所屬的部隊；其他人則屬於內務人民委員會、人民民兵、民間著制服的職業從事者（比如鐵道兵和防禦工人），或其他平民[60]。歷史學家維克托·澤姆斯科夫（Viktor Zemskov）表示，德國的數字代表一個最小值[232]，應該向上調整45萬，以計入在抵達營地之前被殺害的戰俘[233]。澤姆斯科夫估計，在620萬戰俘中，約有390萬人死亡，其中包括20萬通敵者被處決[234]。其他歷史學家根據德國的數字，計算出有570萬人被俘獲[232]。有些歷史學家估計數字較低：克里斯蒂安·斯特賴特（Christian Streit）估計為330萬人，[235]克里斯蒂安·哈特曼（Christian Hartmann）估計為300萬人[236]，迪特·波爾（Dieter Pohl）估計為280至300萬人[1]。
大多數的死亡（大約兩百萬）發生在1942年1月之前[237][172]。從1941年10月到1942年1月，每月有30萬到50萬人死亡；這是歷史上因大規模暴行造成的最高死亡率之一，相當於1942年7月至10月期間納粹大屠殺的最高峰[238]。到此時，蘇聯戰俘的死亡人數已經超過了納粹針對的其他任何群體的成員[239][240][241]，而只有歐洲猶太人能超過這個數字。 [242][243]。在1942年初及其之後，又有100萬蘇聯戰俘死亡，占倖存或被俘戰俘總數的27%。[172][137]
死去的大多數蘇聯戰俘是在德國軍隊的監禁下去世的[244][3]。在蘇聯有超過兩百萬人死亡，在波蘭總督府約有50萬人死亡，在德國有40萬人死亡，在挪威總督轄區有13,000人死亡[245][2][172]。超過28%的蘇聯戰俘死於在芬蘭囚禁期間[246]。儘管蘇聯政府試圖降低死亡率，但仍有15%至30%的軸心國戰俘在蘇聯關押期間死亡[247][248]。在整個戰爭期間，蘇聯戰俘的死亡率遠高於波蘭或被強迫勞動的蘇聯平民，後者的比例小於10%[172]。
雖然德國犯下了對其它同盟國戰俘的暴行[249]，蘇聯戰俘的死亡總數還是遠遠超出了其它國家[250][59]。其死亡率估計為43%到63%[248]。德國戰俘死亡率第二高的是義大利軍事拘留犯（6%—7%）[250]；而在整個戰爭中，另一個高死亡率出現在日本集中營中的盟軍戰俘（27%）[251]。被蘇聯關押的德國士兵死亡率也很高，埃德爾估計該比例為15%[248]，而尼爾·弗格森估計該比例為35.8%。[252]
歷史紀念和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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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曼稱德國對蘇聯囚犯的待遇是「軍事史上中最嚴重的罪行之一」[d][3]。穆爾也稱其為「二十世紀犯下的最嚴重的戰爭罪行之一」[e][59]。關於大屠殺的書籍已經出版了數千本，但直到2016年還仍然沒有講述蘇聯戰俘命運的英文書籍[242]。這個問題也大多被蘇聯史學所忽視，直到蘇聯解體前的最後幾年[253]。很少有關於戰俘的記錄被出版，肇事者沒有因其罪行受到審判，學術界也很少嘗試研究[254][87]。德國歷史學家斯特賴特於1978年出版了《無人倖存：黨衛軍與蘇聯戰俘》，是第一本講述蘇聯戰俘命運的重要研究[227]。相關蘇聯檔案於1990年解密[226]。留在德占蘇聯的囚犯通常沒有被登記，所以他們的命運永遠不會被眾人知曉[111]。
儘管蘇聯公民認為對戰俘的待遇是德軍占領期間德國最糟糕的方面之一[30]，但蘇聯對戰爭的紀念活動主要集中在反法西斯主義和戰鬥中犧牲的人員[255]。同時期的蘇聯領導人，包括史達林在內，都認為投降的蘇聯士兵是叛徒。西蒙·麥肯齊指出，「一些在1945年被德國囚禁後倖存下來的人被迅速送往古拉格」[f][256]。穆爾同樣指出，「（蘇聯）倖存者…在回國後遭到迫害和排斥——他們的苦難和死亡被遺忘了[g]」；數以萬計的戰俘被判定為通敵者並遭到處決[257]。在1987年和1988年的經濟改革期間，蘇聯爆發了一場關於倖存戰俘是否是叛徒的爭論；蘇聯解體後，持負面觀點的人占了上風。[258]俄羅斯民族主義史學界為倖存戰俘辯護，儘量最小化叛逃和通敵事件的影響，並強調他們的參加的抵抗運動[259]。
蘇聯戰俘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被西德和東德所忽視，這兩個地區更聚焦於德國對納粹主義的抵抗活動[255]。戰後，德國曾試圖推卸在1941年發生的大規模死亡的責任。一些人將死亡歸咎於入侵後蘇聯和德國之間的外交失敗，或因蘇聯政府在先前造成的士兵飢餓[260]。2000年左右的魏瑪展覽上，針對戰俘的犯罪行為被曝光在德國公眾面前，挑戰了仍然流行的國防軍無罪論[261][262]。在國家或私人的倡議下，人們在公墓和舊營地的遺址豎立了紀念碑和地標，以表對戰俘的紀念[263]。為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80周年，德國的一些歷史和紀念組織開展了一場巡迴展覽[264]。
參見
[編輯]參考資料
[編輯]原文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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