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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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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善培(1875年—1958年),字致祥,號孝懷,原籍浙江諸暨清末官員,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家。[1]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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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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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善培年輕時屢試不第,便發誓不再參加科舉。周善培隨父親宦遊來四川,遂定居四川。1899年,周善培赴日本考察學校、警校、實業等,居留四個月後回到四川。1901年,奉命帶20名學生赴日本留學,並且聘日本教習赴成都開辦私立東文學堂。不久,周善培赴瀘州川南經緯學堂學監。1902年,任警察傳習所總辦。後來,周善培赴廣東,任兩廣總督署副總文案兼廣東將弁學堂監督。錫良四川總督後,周善培回到四川任警察局總辦。1908年,任四川勸業道。他還擔任商務局、勸工局總辦等職。任內通令各地普遍設立勸業局,培訓勸業員。他還在成都創設勸業場,宣統元年三月初三,成都勸業場正式開業。[1][2]

保路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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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會成立,大會主席為顏楷,周善培作為同情者與會。會議結束後,與會人員集體赴四川總督衙門請願,要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電奏清廷,要求清廷收回成命。周善培自願充當調停人,向王人文報告。王人文同意了周善培的建議,稱要代四川民眾轉達呼聲。不久,清廷調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接任四川總督。王人文在卸任前,奏請清廷,免去周善培的勸業道職務,任命其為提法司。周善培就任後,在前任提法司江毓岷法部之命開辦的法官養成所中,對自四川省142個州縣保送來的1,100多名學生進行考試以重新甄別,留下者僅240多人,其餘學生全部遣散回各自州縣。[2]

1911年8月24日,成都發生罷市、罷課。在罷市初期,周善培召開了數百人參加的街正(即街區負責人)會議,承諾代奏路事,並要求各位街正維持社會秩序。這使趙爾豐對周善培的立場產生懷疑。罷市開始後的十多天,周善培赴成都商會開會演說,勸商民開市,但毫無效果,周善培還遭到與會人員攻擊。[2]

1911年9月5日晚,趙爾豐派藩司尹良將提法司周善培等司道官員以及陸軍第十七鎮統制朱慶瀾請到藩司衙門。1911年9月7日,趙爾豐聲稱「北京來電有好消息立待磋商」,邀保路同志會、四川諮議局、鐵路公司的負責人羅綸蒲殿俊顏楷張瀾彭芬鄧孝可江三乘等人赴四川總督署商議辦法。這些人到四川總督署後,隨即被逮捕。民眾湧入四川總督署要求放人,但趙爾豐命令開槍,民眾大批死傷。[2]

事件發生後,周善培得知母親病發,乃退出事件處理進程。隨後,成都藩台尹良指使警察教練所所長路廣鍾梓潼宮大殿的橫匾上搜出一張「十路統領名單」,上有周善培、蒲殿俊、羅綸等人的名字。該名單連同自四川鐵道學堂的井內搜出的數顆木刻統領之印,由尹良交給趙爾豐請士紳觀看。而周善培同時又遭到保路同志會通緝,周善培自己稱:[2]

外縣同志軍告示有「嚴拿周、趙」字樣。我想我就是有罪,也決不能大過趙督,何以不說趙周,而說周趙呢?後來才知道這是我甄別淘汰的法官養成所學生各歸本縣以後散在同志軍里干的。趙督既懷疑我和爭路的一氣,是謀反的人;淘汰的學生又栽誣我和趙督一氣,且罪過大於趙督,合起兩面來看,只好一笑。

宣統三年九月初三日,傳來端方將趙爾豐、周善培、王人文一併參奏的消息。端方還率兵開赴成都。隨後,趙爾豐釋放了蒲殿俊、羅綸等九人,並同四川保路的立憲派實現和解,發表《哀告全川叔伯兄弟書》,以阻止端方入成都。周善培令朋友吳壁華勸說趙爾豐讓位,後來又親自在立憲派和趙爾豐間調停。趙爾豐最終交權。[2]

新任四川都督蒲殿俊卻未能控制局面,不到一星期,成都便發生兵變。周善培和母親於當天夜間逃離成都。第二天,尹昌衡出任四川都督,羅綸任副都督。[2]

趙爾豐被殺之後,周善培成為重點捕殺對象,保路同志軍多次赴其寓所進行搜捕,並在四川省各處張貼通緝令。周善培在鄉間的朋友處躲藏。直到1912年成都、重慶的軍政府合併,民政長張培爵商請同志軍郭書池部護送周善培離開四川。抵達上海後,周善培得朋友張謇等人照顧,在梵皇渡路安頓。[3]

民國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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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周善培曾經參與護國運動,討伐袁世凱。護國戰爭結束後,周善培任大總統黎元洪的顧問,並於1916年11月同李根源谷鍾秀張耀曾楊永泰等在北京發起「政學會」,此即「舊政學系」的由來。1922年春,周善培代表段祺瑞南下促成孫中山、張作霖、段祺瑞組成倒的「三角同盟」。《中華民國史事日誌》載,1922年3月20日,「伍朝樞張作霖之代表朱慶瀾段祺瑞之代表周善培到香港鄧鏗謝持自廣州來晤。」粵軍參謀長鄧鏗,大總統府秘書長謝持都是周善培的學生,他們陪老師周善培剛抵達廣州大沙頭站,鄧鏗即遇刺,不久身亡。 [4]

1924年江浙戰爭爆發前夕,周善培與韓國鈞張一麐等人在齊燮元盧永祥之間調停,但未成功。1925年,周善培等人企圖利用俄國白軍將領謝米諾夫溥儀復辟。其時,王式曾在呈溥儀的奏摺中稱:[4]

倘蒙皇上召見臣,更有謝米諾夫、周善培諸臣密陳之言,並臣與鄭孝胥羅振玉榮源諸臣所商籌款之法,謹當縷陳,請旨定奪,謹奏。

鄭孝胥在日本人的幫助下,將溥儀送往日軍司令部之前幾天,溥儀收到了來自東北的兩封信,一封為羅振玉所寫,一封為溥偉的秘書周善培所寫,信中均要溥儀「給以便宜行事」的「手諭」,以便為溥儀進行活動,「說他們可以憑此去聯絡那些熱望我『復位』的日本軍方人士和東北的軍政要人」。此事被鄭孝胥阻攔。[4]

抗日戰爭爆發後,周善培拒絕當漢奸,在上海閒居,處理民生輪船公司的事宜。[1][3]

人民共和國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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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期間,1949年9月26日,周恩來林伯渠邀請政協會議代表在六國飯店舉行午宴,匯集對於政協文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一詞下應否去掉原稿中括弧內「簡稱中華民國」的字樣的意見。 當天出席午宴的有張元濟何香凝、周善培、符定一馬寅初徐特立吳玉章張瀾簡玉階陳叔通沈鈞儒陳嘉庚司徒美堂林伯渠張難先郭沫若茅盾車向忱等人,其中多為耆老。最先發言的黃炎培何香凝均表示希望保留「中華民國」之簡稱。第三位發言的周善培則稱:[4]

我反對仍要簡稱,什麼中華民國,這是一個禍國殃民、群眾對它毫無好感的名稱。二十多年來更被蔣介石弄得不堪言狀了。我主張就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表示兩次革命的性質各不相同。

由此,午宴上的形勢出現逆轉,最終反對意見占據上風,即不認為應當保留「中華民國」之簡稱。後來在政協文件中,也沒有保留「中華民國」之簡稱。[4]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1952年周善培被推舉為民生輪船公司董事長。他還出任全國政協委員[1][3]

1958年秋,周善培病逝於上海華東醫院,葬於萬國公墓,享年83歲。[3]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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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說文》[1]
  • 《大眾易說》[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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