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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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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起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兩個主要戰勝國關係的破裂:美國蘇聯,以及它們各自建立的西方集團東方集團。這種在1945年至1949年間固化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競爭塑造了未來四十年的全球秩序。

冷戰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外交和軍事緊張局勢。1917年的十月革命和《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加深了蘇聯與西方盟國的隔閡。協約國對俄國內戰的干預使關係進一步複雜化,儘管蘇聯後來與西方列強結盟擊敗了納粹德國,但這種合作因相互猜疑而緊張。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關於歐洲,特別是東歐的分歧成為了焦點。蘇聯在從納粹德國解放出來的國家建立共產主義政權令美國和英國感到震驚。西方領導人認為這是蘇聯擴張主義的明顯例子,與他們對民主歐洲的願景相衝突。在經濟上,1947年馬歇爾計劃的出台加劇了分歧,馬歇爾計劃是美國的一項倡議,旨在通過穩定資本主義經濟提供財政援助以重建歐洲並防止共產主義的傳播。蘇聯拒絕了馬歇爾計劃,認為這是美國對歐洲施加影響的努力。作為回應,蘇聯成立了經濟互助委員會,以促進共產主義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

冷戰的第一次重大軍事對抗發生在1948-49年的柏林封鎖,當時蘇聯試圖切斷西方進入柏林的通道。美國及其盟友以柏林空運作為回應,通過空運向西柏林提供物資。這標誌著一個轉折點,將冷戰從外交緊張局勢轉變為直接軍事衝突的邊緣,進一步鞏固了歐洲的分裂。到1949年,冷戰已經穩固。1949年北約的成立使西方集團的軍事聯盟正式化,標誌著長期地緣政治對抗的開始。[1]

俄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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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英國、法國和俄羅斯組成了三國協約。1917年3月,美國加入協約國。布爾什維克於1917年11月奪取了俄羅斯的政權,但德意志帝國迅速越過邊境。協約國以對俄羅斯的經濟封鎖作為回應。1918年3月初,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順應民眾對戰爭的厭惡浪潮,接受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嚴苛的和平條款。[2]在協約國看來,俄羅斯正在幫助德國贏得戰爭,為西線解放了100萬德國士兵,並「放棄了俄羅斯的大部分糧食供應、工業基礎、燃料供應以及與西歐的通信」。[3]根據歷史學家斯賓塞·塔克的說法,盟軍認為「該條約是對協約國的最終背叛,為冷戰埋下了種子。[4][5]隨著條約簽署,德國統治東歐有可能成為現實,協約國開始考慮軍事干預俄國」,並開始加強對布爾什維克的經濟戰。左翼共產主義認為俄羅斯只是革命的第一步,計劃在每個西方國家煽動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但是與德國和平的需要使第一位蘇聯領導人弗拉基米爾·列寧偏離了這一立場。[6]

1918年,英國提供資金和軍隊支持俄國白軍。這項政策由戰爭部長溫斯頓·邱吉爾率先提出。法國、日本和美國也派遣部隊幫助決定對白軍有利的俄羅斯內戰。列寧向威爾遜提出了和平提議,作為回應,美國派遣外交官威廉·布利特前往莫斯科。盟軍最終拒絕了布利特談判達成的停火條款,認為白軍即將獲勝。[7][8][9]

然而,布爾什維克擊敗了所有反對派,完全控制了俄羅斯以及烏克蘭、喬治亞、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等分裂省份。1920年,美國國務卿班布里奇·科爾比宣布了美國拒絕與俄國新政權建交的政策。[10]

蘇聯發現自己在國際外交中被孤立。列寧表示,蘇聯被「敵對的資本主義」所包圍,他將外交視為分裂蘇聯敵人的武器。列寧建立了第三國際,號召資本主義國家進行革命動亂。然而,共產主義革命在德國巴伐利亞匈牙利失敗,到20世紀20年代中期,蘇聯不再對外發動革命。

戰間期的外交(1918-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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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民主國家和蘇聯的政治和經濟制度的差異:一黨制多元主義,大規模逮捕和處決持不同政見者與新聞自由和司法獨立,所有農場和企業的國家所有權與資本主義,在意識形態上變得簡潔,以代表兩種政治制度。

1933年,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正式與蘇聯建交。長期斷交是由於蘇聯拒絕接受沙俄時代的債務、蘇聯政府的不民主以及對資本主義的威脅等原因。到1933年,這些問題已經消失,美國對擴大貿易的機會很感興趣。[11]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1939-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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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1940年蘇聯和德國在中歐和東歐的軍事和政治進展

蘇聯對西方國家在1938年簽署《慕尼黑協定》,對德國的綏靖政策感到憤怒,該協定在未邀請蘇聯參加的會議後,給予納粹德國控制捷克斯洛伐克蘇台德的權利。

1939年,在與英國和法國談判簽署軍事聯盟的同時與德國就潛在的軍事和政治協議進行談判,蘇聯和德國簽署了一項商業協議,規定蘇聯以原材料交換某些德國軍事和民用裝備,並簽署了《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該條約以兩國外交部長的名字命名,其中包括一項劃分波蘭東歐的秘密協議。[12][13]

戰時聯盟(1941-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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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海報展示了二戰盟軍所描繪的蘇聯士兵

1941年6月22日,德國撕毀了《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發動巴巴羅薩行動入侵蘇聯。史達林將合作者從希特勒轉向溫斯頓·邱吉爾。英國和蘇聯簽署了1941年英蘇協定,美國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後才加入聯盟。英國的盟友波蘭和蘇聯之間產生了了分歧,當史達林與希特勒合作時,他下令處決了大約22000名波蘭戰俘,稱為卡廷大屠殺。儘管如此,蘇聯和西方盟國即使關係緊張但仍被迫合作。美國通過租借法案向蘇聯運送了大量物資。1942年,英國同意和蘇聯建立更廣泛的軍事和政治聯盟。

戰爭期間,雙方在軍事戰略上存在分歧,特別是在西歐開闢第二戰場對抗德國的問題上。早在1941年7月,史達林就要求英國入侵法國北部,但英國無法執行這一要求。史達林還要求西方盟國從戰爭的最初幾個月開闢第二條戰線,這場戰爭最終發生在1944年6月6日諾曼第登陸。美國和英國最初表示,他們將在1942年和1943年開闢第二戰場,但兩次都被推遲。

二戰期間,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獲得了間諜金·菲爾比關於英國軍情六處的重要情報。他能夠向內務人民委員部通報英國關於蘇聯的所有情報,包括美國戰略情報局與英國分享的蘇聯情報。[14]

蘇聯當時認為,美國故意推遲開闢針對德國的第二戰線,只在最後一刻進行干預,從而影響和平解決方案並主導歐洲。約翰·劉易斯·加迪斯等歷史學家對這一說法提出異議,引用了諾曼第登陸時間的軍事和戰略計算。與此同時,蘇聯傷亡慘重,多達2000萬人死亡。然而,蘇聯對西方的立場(或誤解),以及西方對蘇聯的立場,在同盟國之間留下了強烈的緊張和敵對裂痕。

相反在1944年,在盟軍看來蘇聯故意推遲了波蘭家鄉軍發動華沙起義時的救援。蘇聯沒有從為起義提供空中補給,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也拒絕允許美國空投。一架蘇聯空軍戰鬥機擊落了一架為華沙的波蘭武裝分子提供補給的英國皇家空軍飛機。喬治·歐威爾對蘇聯戰後的意圖發出了公開警告。英國特別行動執行處和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支持的游擊隊之間也發生了一場「秘密戰爭」。英國和蘇聯在南斯拉夫和希臘支持了相互對立的抵抗力量,在邱吉爾和史達林達成英蘇百分比協定後,英蘇雙方停止了敵對行動。

此外,雙方對建立和維護戰後安全的立場截然不同。美國傾向於從情境的角度理解安全,認為如果儘可能廣泛地建立美國式的政府和市場,各國可以通過國際組織和平解決分歧。美國安全願景的關鍵是根據1941年《大西洋憲章》規定的原則塑造的戰後世界,換句話說,是一個基於自由貿易和開放市場的自由國際體系。這一願景需要一個重建的資本主義歐洲,以健康的德國為中心,再次成為全球事務的中心。[15]

這也需要美國在戰後世界的經濟和政治領導地位。如果歐洲要重建國內生產並為國際貿易提供資金,就需要美國的援助。美國是唯一一個沒有在經濟上受到戰爭破壞的世界大國。到戰爭結束時,它擁有的工業產能占世界的一半。

然而,蘇聯領導人考慮到在過去150年中遭受侵略的頻率,美國的觀點受到了俄羅斯歷史經驗的制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歷對俄羅斯人來說尤其戲劇化:蘇聯因納粹的襲擊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壞,超過2000萬蘇聯公民在戰爭中死亡;數以萬計的蘇聯城鎮和村莊被夷為平地;30100家蘇聯工廠被毀。為了防止未來發生類似的襲擊,史達林決心利用紅軍控制波蘭,統治巴爾幹半島,徹底摧毀德國發動另一場戰爭的能力。問題在於,史達林的戰略有可能與同樣強大的美國發生對抗,美國認為史達林的行為公然違反了雅爾達協議。[16]

1945年5月歐洲戰爭結束時,蘇聯堅持占領丹麥的博恩霍爾姆島,因為該島位於波羅的海入口處的戰略位置。當德軍指揮官堅持向西方盟軍投降時,蘇聯轟炸了該島,造成了嚴重的平民傷亡和財產損失,然後蘇聯入侵該島並一直占領到1946年中期,蘇聯的舉動都可以被視為冷戰的初步發展。

甚至在戰爭結束之前,西方國家和蘇聯之間似乎極有可能發生激烈的競爭或衝突。這主要是由於兩個超級大國的經濟意識形態截然不同,現在很容易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超級大國。美國是一個自由的兩黨民主國家,擁有先進的資本主義經濟,以自由企業和營利為基礎,而蘇聯是一個一黨馬克思列寧主義國家,擁有國家控制的經濟,私人財富幾乎被禁止。然而,冷戰的起源也應被視為劃分美國和蘇聯利益範圍的歷史事件。

戰時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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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萊門特·艾德禮哈里·杜魯門約瑟夫·史達林波茨坦會議上,1945年7月

戰後西方和蘇聯領導人之間的一些分歧與他們對戰時和戰後會議的不同解釋有關。

1943年底,德黑蘭會議是史達林出席的第一次同盟國會議。在會議上,蘇聯對西方盟國尚未在西歐開闢對抗德國的第二條戰線表示沮喪。在德黑蘭,盟軍還考慮了伊朗的政治地位。當時,英國占領了伊朗南部,而蘇聯占領了伊朗北部與蘇聯亞塞拜然共和國接壤的地區。然而,在戰爭結束時,雙方從石油資源豐富的地區撤軍的時機出現了分歧。

羅斯福和邱吉爾之間的分歧導致了與蘇聯的幾項單獨協議。1944年10月,邱吉爾前往莫斯科,提出了「英蘇百分比協定」,將巴爾幹半島劃分為各自的勢力範圍,包括賦予蘇聯對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主導權,以及英國對希臘的控制權。在1945年2月的雅爾達會議上,羅斯福與史達林就亞洲問題簽署了一項單獨的協議,並拒絕在波蘭和賠償問題上支持邱吉爾。羅斯福最終批准了百分比協議,但顯然在戰後歐洲解決方案的框架上仍沒有達成堅定的共識。[17][18][19]

戰後盟軍在德國的占領區

1944年9月12日至16日,在魁北克市舉行的第二次魁北克會議上,邱吉爾和羅斯福就一系列事項達成協議,包括根據小亨利·摩根索最初的提議為德國制定的摩根索計劃。邱吉爾起草的備忘錄規定「消除魯爾和薩爾的戰爭製造業……期待將德國轉變為一個以農業和畜牧業為主的國家」。然而,它不再包括將該國劃分為幾個獨立國家的計劃。1945年5月10日,杜魯門總統簽署了美國占領指令JCS 1067,該指令生效兩年多,並得到了史達林的熱烈支持。它指示美國占領軍「……不採取任何旨在恢復德國經濟的措施」。[20][21]

一些歷史學家認為,冷戰始於美國與納粹黨衛隊將軍卡爾·沃爾夫在義大利北部談判達成單獨的和平協議。蘇聯最初不被允許參與,這場爭端導致富蘭克林·羅斯福和史達林之間產生了激烈的通信。1945年3月,戰略服務辦公室(OSS)指揮官(後來擔任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紐倫堡審判中會見了戰犯沃爾夫將軍,他似乎保證了豁免權。沃爾夫和他的部隊被認為有助於實施不可思議行動,這是溫斯頓·邱吉爾在此期間倡導的入侵蘇聯的秘密計劃。[22][23][24]

在1945年2月的雅爾達會議上,同盟國試圖為戰後歐洲的解決方案制定框架,但無法在關鍵問題上達成堅定的協議:對德國的占領、德國戰後的賠償以及波蘭的未來。除了同意蘇聯提出的總額為100億美元的賠償要求「作為談判的基礎」外,沒有就德國問題達成最終共識。關於波蘭戰後政府組成的爭論也很激烈。雅爾達會議以「關於解放的歐洲的宣言」結束,該宣言承諾尊重民主形式,並為組建一個普遍接受的波蘭政府提供外交機制」。

歐洲戰爭結束後,蘇聯實際上占領了東歐,而美國則占領了西歐大部分地區。在被占領的德國,美國和蘇聯與法國和英國共同建立了占領區和鬆散的四國控制框架。

1945年7月18日,哈里·S·杜魯門和約瑟夫·史達林在波茨坦會議上會面。從左到右,第一排:史達林、杜魯門、蘇聯大使安德烈·格羅米科、國務卿詹姆斯·F·伯恩斯和蘇聯外交部長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第二排:杜魯門的密友哈里·H·沃恩、俄羅斯翻譯查爾斯·博倫、杜魯門海軍助手小詹姆斯·K·瓦爾達曼和查爾斯·格里菲斯·羅斯(部分模糊)

波茨坦公告與原子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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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5年7月下旬開始的波茨坦會議上,同盟國開會決定如何管理戰敗的納粹德國,納粹德國在9周前的1945年5月8日同意無條件投降。德國和東歐的未來發展出現了嚴重分歧。在波茨坦,美國代表由新總統哈里·S·杜魯門領導,他於4月12日羅斯福去世後繼任總統一職。杜魯門不知道羅斯福戰後與蘇聯接觸的計劃,新政府傾向於對蘇聯採取強硬立場。支持與蘇聯合作並將社會主義經濟納入世界貿易體系的美國政府官員被邊緣化。英國代表由新任首相克萊門特·艾德禮領導,1945年英國大選中工黨擊敗了保守黨,克萊門特·艾德禮取代邱吉爾成為英國首相。[25][26]

美國曾邀請英國參與曼哈頓計劃,但對蘇聯保密。然而,蘇聯通過間諜網絡得知了美國研製原子彈。波茨坦會議結束一周後,美國轟炸了廣島和長崎。襲擊發生後不久,當杜魯門幾乎沒有給予蘇聯對日本的控制權時,史達林向美國提出抗議。史達林還對美國使用原子彈感到憤怒,稱其為「超級獨裁」,並聲稱「平衡已被破壞……這不可能」。杜魯門政府打算利用其核武器計劃在國際關係中向蘇聯施壓。

德國投降後,美國立即停止向蘇聯運送物資,讓蘇聯感到一些不安,他們認為這表明美國無意繼續支持蘇聯。德國政府官員會見了蘇聯外交部長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等人,敦促德國實現經濟自給自足,包括詳細說明蘇聯已經拆除的工業廠房、商品和基礎設施。經過六周的談判,莫洛托夫拒絕了這些要求,談判延期。

東方集團的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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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聯的擴張。除蘇聯、波蘭和南斯拉夫以外的東歐集團成員國

史達林與溫斯頓·邱吉爾在1944年第四次莫斯科會議英語Moscow Conference (1944)上達成的秘密協議涵蓋了許多東歐國家,該協議被稱為「英蘇百分比協定」。協定直到1953年邱吉爾出版回憶錄時才被公開。一項研究表明,羅斯福很清楚這一協議,但在收到有關談判的最新信息後,才有條件地支持邱吉爾;然而,在會晤之前,羅斯福曾告知史達林,「在這場全球戰爭中,無論是政治上還是軍事上,美國毫無疑問都不感興趣」,因此,1944年10月4日可以說是冷戰開始的日子。[27]

1945年後的時期可能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歷史高點。蘇聯所承受的代價為其贏得了極大的尊重,如果約瑟夫·史達林充分利用這些負擔,很有可能建立一個共產主義的歐洲。共產黨在希臘法國義大利,以及中國伊朗馬哈巴德共和國等歐洲以外的一些國家都獲得了極大的支持。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的共產黨已經掌權。英國和美國擔心,這些國家中任何一個共產黨的選舉勝利都可能導致西歐的全面經濟和政治變革。

戰爭結束後,史達林試圖通過在鄰國建立受蘇聯影響的共產主義政權來確保蘇聯西部邊境的安全。在戰爭期間和戰爭結束後的幾年裡,蘇聯吞併了幾個國家作為蘇聯加盟共和國。在德國入侵蘇聯之前,許多國家最初是在《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中被蘇聯占領的。這些後來被吞併的領土包括波蘭東部(併入白俄羅斯和烏克蘭),拉脫維亞(成立拉脫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愛沙尼亞(成立愛沙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立陶宛(成立立陶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芬蘭東部的一部分(成立卡累利阿-芬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被併入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和羅馬尼亞北部(成立摩爾達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當蘇聯在匈牙利建立共產主義政府時,拉科西·馬加什被任命為匈牙利共產黨總書記,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是歐洲最嚴厲的獨裁政權之一。在保加利亞,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時,蘇軍越過邊境,為1944年保加利亞政變創造了條件。索菲亞的蘇聯軍事指揮官掌握了最高權力,他指示的共產黨人,包括基蒙·格奧爾基耶夫(他本人不是共產黨),完全控制了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的國內政治。在1946年的羅馬尼亞大選中,羅馬尼亞共產黨(PCR)採用了廣泛的恐嚇策略和選舉舞弊手段,以獲得80%的選票,此後消除了中間派政黨的作用並強制合併,其結果是,到1948年,大多數非共產黨政治家要麼被處決,要麼流亡,要麼被監禁。在1945年12月的阿爾巴尼亞選舉中,唯一有效的選票選擇是恩維爾·霍查領導的共產主義民主陣線(阿爾巴尼亞)的選票。1946年,阿爾巴尼亞宣布成立阿爾巴尼亞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28][29]

史達林主義和共產主義在東方集團國家實施的決定性特徵是國家與社會和經濟的獨特共生關係,導致政治和經濟失去了其作為自治和可區分領域的獨特特徵。最初,史達林領導的制度拒絕了西方市場經濟、民主治理(在蘇聯術語中稱為「自由民主制」)和法治的制度特徵,壓制了國家的自由干預。他們實行共產主義經濟制度,大量物資依賴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前五年,這些國家的大規模人口向西方遷移,此後實施的限制阻止了大多數東西方移民,但有限的雙邊和其它協議除外。

南斯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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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1月29日,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宣告成立。在戰爭結束的幾年內,它受到蘇聯的影響,史達林多次宣布它不在蘇聯的利益範圍內,但將其視為衛星國費奧多爾·托爾布欣元帥的烏克蘭第三方面軍必須請求狄托建立的臨時政府的正式許可才能進入南斯拉夫,並且必須在任何領土上接受南斯拉夫的民政當局。南斯拉夫堅持對義大利和奧地利的領土主張。伊斯特拉半島西北部和的里雅斯特市周圍的領土爭端導致南斯拉夫對對義大利和約推遲到1947年,南斯拉夫建立了的里雅斯特自由區。這並沒有讓狄托滿意,因為他尋求修改的里雅斯特周圍和卡林西亞的邊界,這促使西方盟國在的里雅斯特駐軍,以防止被南斯拉夫接管。狄托繼續堅持收購的里雅斯特也被史達林視為使義大利共產黨尷尬。1945年1月10日,史達林稱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不合理,因為南斯拉夫對大多數鄰國提出領土要求,1945年4月狄托在莫斯科會見史達林時,蘇聯和南斯拉夫簽署了一項友好條約。

圍堵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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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電報」和「X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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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戰爭接近尾聲,美國政府對戰後蘇聯持懷疑態度。美國駐蘇聯大使威廉·埃夫里爾·哈里曼曾是美蘇關係的「堅定樂觀主義者」,他對蘇聯背叛1944年華沙起義以及違反1945年2月關於波蘭的雅爾達協議感到失望。哈里曼對杜魯門總統關於蘇聯的看法產生了重大影響。

1946年2月,美國國務院問當時在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的喬治·凱南,蘇聯為什麼反對成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他對俄羅斯的政策進行了廣泛的分析,現在被稱為長電報[30]

與納粹德國不同,蘇聯的力量既不是計劃性的,也不是冒險主義的。它不是按照固定的計劃工作的。它不會冒不必要的風險。對理性邏輯不敏感,對武力邏輯高度敏感。因此,它可以很容易地退出——通常在任何時候遇到強烈阻力時都會退出。

美國國務院讚揚了凱南的電報。[克拉克·克利福德]]和喬治·埃爾西發表了一份報告,詳細闡述了長電報,並根據其分析提出了具體的政策建議。這份報告建議「限制和約束」蘇聯的影響,於1946年9月24日提交給杜魯門。[31]

「鐵幕」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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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3月5日,溫斯頓·邱吉爾密蘇里州富爾頓威斯敏斯特學院發表了題為「和平的罪惡」的演講,宣布「鐵幕」已經降臨整個歐洲。從蘇聯的角度來看,這篇演講煽動西方與蘇聯敵對,因為它呼籲英美聯盟對抗蘇聯。[32]

摩根索和馬歇爾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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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在戰爭中損失了2000萬人,在30年內兩次遭受德國入侵,在過去的150年裡三次遭受西方的襲擊,造成數千萬人傷亡,蘇聯決心摧毀德國發動另一場戰爭的能力。這與盟軍的政策相一致,該政策設想將德國變成一個沒有重工業的國家英語Allied plans for German industry after World War II摩根索計劃)。1946年9月6日,美國國務卿詹姆斯·弗朗西斯·伯恩斯在德國發表演講,譴責摩根索計劃並警告蘇聯,美國打算無限期地在歐洲維持軍事存在。由於為避免德國大規模饑荒而增加的糧食進口成本,以及被共產主義奪權的危險,美國政府於1946年9月在國務卿詹姆斯·F·伯恩斯的《德國政策重述》演講中放棄了摩根索計劃。1947年1月,杜魯門任命喬治·馬歇爾將軍為國務卿,廢除了體現摩根索計劃的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第1067號指令,被第1779號指令取代,該指令規定,一個有序和繁榮的歐洲需要一個穩定和富有成效的德國的經濟貢獻」。[33][34]

希臘和義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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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內戰中,英國特種部隊停止了對希臘民族解放陣線的支援,親君主制武裝力量得到了加強。在政治方面,美國在英國的鼓勵下,試圖拆除農村的社會主義結構,反共浪潮逐漸出現。[35][36][37]

1945年3月,西方盟國在義大利與德國代表舉行會議,以阻止義大利共產黨抵抗力量接管義大利北部,並阻礙義大利共產黨的戰後影響力。這件事在史達林和邱吉爾之間造成了重大分歧,史達林在4月3日給羅斯福的一封信中抱怨說,秘密談判無助於「維護和促進我們兩國之間的信任」。[38][39][40]

蘇聯軍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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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軍隊的主要任務是保衛蘇聯。從這個角度來看,1949年北約的成立是決定性的威脅,並成為冷戰的起點。歷史學家大衛·M·葛蘭茨認為:[41]

在軍事上,蘇聯認為自己受到威脅,首先是美國的原子壟斷(1949年打破),其次是美國主導的軍事聯盟的出現,其中最具威脅性的是北約。蘇聯的戰略回應是保留一個龐大的、可擴展的和平時期軍事機構,在東歐被征服的地區保持龐大的軍事力量,並將這些力量偽裝成聯盟(華沙條約組織)的政治偽裝,這可以在多邊基礎上與北約抗衡。蘇聯軍事戰略的主要推動力是擁有一支常規軍事力量,其進攻能力可以制衡西方的核力量和常規軍事力量。

其它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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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發生在全世界,但在歐洲以外的時間略有不同。非洲非殖民化首先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基本完成,隨後在新的國際政治聯盟中尋求支持基礎。[42][43]

拉丁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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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除阿根廷外,美國得到了拉丁美洲國家的廣泛支持。1947年後,隨著冷戰在歐洲的興起,美國一再努力鼓勵所有拉丁美洲國家採取反共立場。但一些國家不願意這樣做。例如,在韓戰中,只有哥倫比亞聯合國軍派遣了士兵。蘇聯對拉丁美洲的影響力比較弱,直到20世紀50年代末,蘇聯才與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建立了外交或商業關係。在此之前,蘇聯只與兩個國家有貿易協定(阿根廷和墨西哥)。20世紀30年代在巴西和其它地區存在的共產主義運動已經解散或被取締,美國誇大了危險,並決定對可能的共產主義威脅進行先發制人的攻擊。它在泛美聯盟(1948年更名為美洲國家組織)的年會上尋求反共決議,並特別關注瓜地馬拉左翼力量的增長。達成了一項妥協,拉丁美洲國家就支持美國冷戰立場的模糊聲明達成一致,美國提供了更多的經濟援助和貸款來刺激經濟增長。1954年,在卡拉卡斯舉行的第十屆美洲會議上,美國要求通過一項決議,即在美州建立的任何共產主義政府都是對西半球和平的威脅。瓜地馬拉投了唯一的反對票。瓜地馬拉武裝部隊在中央情報局的支持下,於當年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左翼政府菲德爾·卡斯楚在幾乎沒有蘇聯支持的情況下,策劃了古巴革命,奪取了古巴政權。1962年,美國和拉丁美洲國家以三分之二的多數票,將古巴確定為共產主義政權並暫停其美洲國家組織成員資格。[44][45][46][47][48]

遠東及太平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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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英屬馬來亞陷入緊急狀態,因為英國與他們曾經的盟友馬來亞人民抗日軍進行了一場日持久的戰爭,這些盟友曾與日本作戰,現在要求從英國獨立。在1941年12月英屬香港被日本占領,戰後英國迅速重新建立統治後香港發生了社會動盪。[49][50][51]

澳大利亞於1950年加入了冷戰,並在韓戰中派遣了空中和海上作戰力量英語Australia in the Korean War,澳大利亞總理羅伯特·孟席斯在華盛頓受到了英雄般的歡迎。1951年7月,澳大利亞與紐西蘭和美國簽署了太平洋安全保障條約;這是一個安全諮詢計劃,不涉及北約那樣的軍事聯盟。在戰時暴行之後,澳大利亞公眾對日本極度敵視,但現在日本和澳大利亞是冷戰中的盟友,因此澳大利亞在1951年接受了與日本簽訂的和平條約。澳大利亞現在不再擔心日本復興,而是更多地擔心可能來自中國的威脅。[52][53]

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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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幾十年的國共內戰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擊敗了蔣介石中國國民黨,並在1949年在中國大陸建立了新的社會主義國家,中華民國政府遷台。美國在1945年至1948年間試圖讓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組建一個聯盟,但沒有成功。因此,這場衝突直到20世紀50年代才成為美蘇冷戰的一個典型例子。韓戰爆發後,美國開始向中國國民黨提供更大的支持。另一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韓戰援助朝鮮,擊退聯合國軍,並加劇了與美國的敵意。[54]

法國多年來一直在鎮壓越南的獨立運動,其中由胡志明領導的共產主義者發揮了突出作用。1949年,中國共產黨控制了中國—越南邊界,並開始支持越盟,以避免法國的攻擊。馬克·勞倫斯和弗雷德里克·洛格瓦爾指出,「復興的法國殖民主義與冷戰緊張局勢變得密不可分,尤其是在1949年之後」。1949年後,美國對法國的試壓試圖迫使法國優先打擊共產主義,而不是打擊越南民族主義[55]

中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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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1946年,伊朗危機成為了各大勢力之間的一個爆發點,蘇聯支持伊朗北部兩個省份,這些省份與亞塞拜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接壤。英蘇入侵伊朗後,一部分蘇聯軍隊駐紮在伊朗西北部。他們不僅在1945年拒絕撤軍,而且還支持了建立短暫存在的親蘇聯分離主義國家,即亞塞拜然人民政府馬哈巴德共和國。這個問題在聯合國上進行了辯論,1946年,蘇聯放棄了其立場,衝突以親西方政府恢復控制而和平解決。伊朗沒有成為冷戰的主要戰場,但它與英國和美國之間有著自己對抗的歷史。[56][57]

1945年之後,在巴勒斯坦託管地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之間長期存在的衝突,英國越來越無法控制衝突。1917年,貝爾福宣言呼籲建立一個猶太人的家園,在1947年得到了蘇聯和美國的支持。這兩個國家在1948年迅速承認了以色列的國家地位。蘇聯後來與以色列決裂,轉而支持阿拉伯國家。中東地區更多的是一個獨立的動盪區域,而不是冷戰的一個棋盤,也不是冷戰的一個促成因素。[58]

到1953年,以埃及為基礎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成為了一股中立力量。蘇聯越來越傾向於支持埃及。美美國主要以1955年的巴格達公約建立冷戰聯盟,該公約形成了中央條約組織(CENTO),包括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土耳其和英國。[59]

歷史學家論冷戰的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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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大多數歷史學家認為其起源可以追溯到二戰結束後的時期,但其他人則認為它始於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期間,當時布爾什維克黨奪取了政權。1919年,列寧表示,新國家被敵對的資本主義包圍」,他認為外交是一種應該用來保持蘇聯敵人的分裂的武器。他開始建立一個以莫斯科為基礎的新共產國際(「第三國際,旨在策劃國外的革命動亂。它沒有效果——德國、匈牙利和其他地方的共產主義起義都失敗了。歷史學家斯·貝爾洛夫認為,蘇聯人「看不到持久和平的前景」,1924年蘇聯憲法宣布:[60][61]

自從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以來,世界各國就分成了兩個陣營: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在那裡——在資本主義陣營里有民族仇恨和不等,殖民地奴隸制和沙文主義,民族壓迫和屠殺,帝國主義的暴行和戰爭。在這裡——在社會主義陣營里——有相互信任和和平,民族自由和平等,各民族和平共處和兄弟般的合作。

根據英國歷史學家克里斯多福·薩頓的說法:

在有些人所說的第一次冷戰期間,從1918年英國俄國內戰到1941年與蘇聯結成不穩定的聯盟對抗軸心國,英國對革命和推翻君主的布爾什維克的懷疑導致了一系列旨在抵制共產主義傳播的國內、國外和殖民政策。1945年後,這場衝突在新的戰場上、使用新的武器、新的參與者更大的強度上展開,但它本質上仍然是一場反對蘇聯帝國主義(真實的和想像的)的衝突。

長期連續性的觀點是一種受到挑戰的少數派學術觀點。弗蘭克·尼科維奇寫道:[62]

至於兩次冷戰論點主要問題是這兩個時期無法比較。當然,它們之間存在著持久的意識形態敵對,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幾年裡,布爾什維克主義並不是一個緣政治威脅。相比之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是一個超級大國,將意識形態對抗與德國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構成的那種地緣威脅結合起來。即使在20世紀20年代關係更加友好,也可以想像,1945年後的關係也會變得非常相似。

冷戰」一詞用來描述戰後美國和蘇聯兩大陣營之間的緊張關係,是由美國金融家和哈里·杜魯門顧問伯納德·巴魯克普及的,他在1947年4月16日在南卡羅來納州議會發表演講時使用了這個詞。

自從1947年「冷戰」一詞普及以來,許多政治和學術話語中就對戰後緊張局勢的真正來源廣泛爭議。在美國歷史學中,對於1945年至1947年間戰時聯盟迅速瓦解的責任方以及超級大國之間的衝突是否不可避免或可以避免的問題一直存在爭議。對這些問題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威廉·阿普爾曼·威廉士、沃爾特·拉費伯、加布里埃爾·科洛和約翰·劉易斯·加迪斯的作品上。[63][64][65]

杜魯門政府將戰後緊張局勢的責任歸咎於蘇聯,聲稱史達林違反了在雅爾達做出的,在東歐實行擴張主義政策,並陰謀在世界各地傳播共產主義。然而,與「威斯康星學派」史學家(如威廉士)認為,戰後和平破裂的責任主要在於美國,他們列舉了一系列美國在二戰結束前就採取的孤立和對抗蘇聯。根據威廉士及其後來受其影響的歷史學家的觀點——例如,《美國、俄羅斯與冷戰》(1967年至2006出版了十個版本)的作者拉費伯——美國政策制定者在國內的主要關切是維持資本主義。為了確保這一目標,他們追求確保美國商界農業在全球範圍內對國外市場保持「門戶開放政策」。從這個角度看,美國經濟增長與美國國際力量的鞏固是相輔相成的。

威廉斯和拉費伯也駁回了蘇聯領導人致力於戰後「擴張主義」的假設。他們引用了證據,表明蘇聯東歐具有防禦性理由,蘇聯領導人認為他們自己正在試圖避免被美國及其盟國包圍。從這個觀點來看,蘇聯在世界大戰結束後是如此的弱小和遭受破壞,以至於無法對美國構成任何嚴重的威脅,美國在1945年後成為唯一一個沒有因戰爭而經濟破壞的世界大國,並且也是1949年之前唯一擁有原子彈的國家。

然而,加迪斯認為,衝突並非一方或另一方的單獨過錯,而是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眾多衝突利益和的結果,由國內政治和官僚慣性推動。雖然加迪斯並不認為任何一方完全應對衝突的爆發負責,但他認為蘇聯至少應該對問題負稍微更多的責任。據加迪斯說,鑑於史達林在自身政權中的權力比不得不與國會抗衡並經常受到國內激烈政治反對的魯門更廣泛,史達林比他的西方同行更有妥協的餘地。在1997年的一篇論文中,加迪斯問道是否有可能預測到戰時聯盟將在幾個月內瓦解,從而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裡留下冷戰,「地理、人口和傳統促成了這一結果,決定它。需要對情況做出不可預測反應的人來鍛造因果鏈;特別是史達林,對自身專制、偏執和自的傾向做出可預測的反應,將其鎖定到位。」[66]

史學家杜贊奇將這一問題置於全球背景之下:[67]

冷戰通常被認為是一個全球歷史時期,冷戰開始於1947年杜魯門主義試圖遏制共產主義和蘇聯影響力的擴張,冷戰結束於20世紀80年代末蘇聯和東方集團的衰落和崩潰。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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