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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美術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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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美術是指中國歷史上發展起來的視覺藝術形式,涵蓋了繪畫、雕塑、書法、陶瓷、建築等多個領域,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美術有著悠久的歷史,最早可追溯至石器時代的彩陶和石刻藝術。隨著歷史的發展,受到儒家、道家、佛教等思想的影響,中國美術在技法、形式與主題上不斷演變。其中,中國古代繪畫強調意境與表達情感。中國書法則以漢字的筆畫與結構美感為基礎,追求形式與內涵的和諧。

中國美術有著獨特的延續性,明代的作品可以看到唐代的影響;清代的畫作繼承著宋代的特色,在臨摹的同時有所創新。歷代以來,雖然每位中國畫師的畫風及技巧各有不同,但創作主題經常是圍繞著自然生態。歷代中國藝術皆可看到宗教的影響,不少作品的繪畫方式有著道教陰陽二元論的色彩:意境的虛與實;用筆的輕與重。此外,不少作品更會出現中國神話人物。這些特色元素都可在中國畫中窺得一二。

中國藝術作品多見於宮廷和學院,其影響遍及整個東亞地區,包括朝鮮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十六世紀,法國等西歐各國湧見中國熱,對中國的許多方面均十分追捧,中國的工藝品尤其是瓷器與陶器在西歐各國相當受歡迎,這時的中國藝術對歐洲的藝術發展有著顯著的影響。

先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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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器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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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面魚紋彩陶盆,半坡遺址出土,(新石器時代)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舊石器時代的粗石器,已能磨光雕琢、鑽孔,符合對稱均衡形式美法則,初具節奏線條韻律美。在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中,可以找到中國美術的早期形式,這種形式一直延續直公元前6世紀。早在紅山文化時期,就已經有雕的形及其他佩飾作品出土,從半坡遺址中可以發現,仰韶時期已經有陶藝存在。早期的陶瓷製品沒有畫上去的圖案,但是有滾花。有很多畫有以對稱形式展開的魚或者人的面部的圖案。[1]

新石器時代文化的藝術代表,尤以仰韶文化、馬家窯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和紅山文化等遺址中的出土器物最具代表性。彩陶是這一時期最重要的美術形式之一。新石器時代彩陶,從幾何紋飾進展到動植物紋樣,其中以仰韶文化馬家窯文化的彩陶紋樣最為豐富生動。除彩陶之外,具有獨立審美價值的人像、動物陶塑也同時出現。[2]此外,良渚文化出土的大量玉器,如玉璧、玉琮等,雕刻精美,反映出當時的社會結構和宗教禮儀制度。[1]

青銅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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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母戊鼎(商代),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春秋時期以富有想像力和裝飾性的青銅器作為這一時期美術成就的標誌。商代,青銅器製造達到高峰,其器物種類繁多,工藝精湛,紋飾複雜。商代青銅器以饕餮紋夔龍紋雲雷紋等為主要裝飾圖案,常見器物包括等。著名作品如后母戊鼎,其體量宏大,結構嚴謹,紋飾莊重。商代晚期的青銅器裝飾更加繁縟,出現了銘文,成為研究文字和歷史的重要資料。周的青銅器繼承並發展了商傳統,器形趨於規整,紋飾更為簡約,銘文增多。西周青銅器強調對稱與秩序,如毛公鼎散氏盤等,銘文內容豐富,有重要史料價值。東周時期,尤其是春秋戰國之際,青銅器藝術逐漸從宗廟禮器向實用、陳設、武器等擴展,裝飾風格日益多樣,出現了錯金銀、鑲嵌綠松石等新技術,及青銅鏡、青銅劍和帶鉤等實用器具。[3][1]

繪畫與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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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龍鳳帛畫》(戰國),出土於湖南長沙東南郊楚墓,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帛畫之一,湖南博物院藏

繪畫在先秦時期多以陶器、青銅器、漆器和帛畫上的圖案表現為主,中國目前已經發現最早的繪畫長沙楚墓出土的帛畫龍鳳仕女圖》以及戰國時期的《御龍圖》[4],繪畫內容涉及人物、動物、雲氣等,構圖對稱,色彩艷麗,具有濃厚的宗教與巫術色彩。[5][6][7]

文字藝術在先秦時期也有重要發展。出現甲骨文金文,甲骨文多刻於龜甲獸骨之上,用於卜辭,字形古樸。金文多鑄於青銅器上,其筆畫結構與裝飾圖案融合,具有很強的藝術表現力。特別是在西周中晚期至東周,金文的書法藝術性逐步增強,形成了章法整齊、筆畫遒勁的風格,為後世篆書奠定基礎。[8][1]

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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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時期,隨著國家的統一、中央集權制度的確立促進了經濟與文化的發展。秦始皇陵兵馬俑霍去病石刻為代表,雕塑藝術成就卓著。繪畫品類繁多,帛畫壁畫畫像石畫像磚,異彩紛呈。形成中國書法藝術。[1]

青銅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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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銅器在秦漢時期延續了商周傳統,在形式與裝飾上趨於簡化與實用。西安秦始皇陵兵馬俑坑出土的大量銅車馬、弓弩結構件。漢代青銅器數量繁多,品類廣泛,既有宗廟禮器,也有日常器物。長信宮燈是漢代宮廷漆銅燈具的代表,造型為一侍女捧燈,結構精巧。漢代銅鏡背面裝飾常繪有神獸、銘文與幾何等圖案,具有實用與裝飾雙重功能。[1]

雕塑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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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左至右:秦始皇兵馬俑跪射俑(秦),馬踏飛燕(東漢),擊鼓說唱俑(東漢),長信宮燈(西漢)

秦始皇陵兵馬俑是秦代雕塑藝術的代表。出土於陝西西安臨潼的兵馬俑,其規模宏大、形象按照形象按照秦軍實際情況而設計。兵馬俑包含步兵、騎兵、戰車兵等不同軍種,形象生動,崇尚寫實。除兵馬俑外,秦陵兵馬俑還出土了大量陶馬、陶車、青銅車馬等。西漢石雕風格以「循石造型」為特點,在保留原石形制的基礎上稍作加工,形式樸質粗狂,以霍去病墓石雕為代表,霍去病墓石刻位於甘肅省武威市以北的涼州霍去病墓,是西漢名將霍去病之墓的組成部分,現存石刻馬踏匈奴等14件,雕刻採用高浮雕與圓雕結合,整體風格粗獷簡練。其他的漢代雕塑代表作有馬踏飛燕和擊鼓說唱俑等。[3]

馬王堆一號墓T型帛畫(西漢),湖南博物院藏

玉器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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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在秦漢時期廣泛用於禮儀、喪葬與裝飾。秦代玉器受戰國影響,常見玉佩、玉璧、玉珮飾等。漢代玉器用途更加多樣,尤其在喪葬禮俗中地位顯著,形成了以玉殮屍的制度。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及其夫人竇綰墓中出土的「金縷玉衣」,由數千片玉片以金絲綴連。其他常見玉器包括玉璧、玉琀、玉帶鉤、玉劍飾、玉握等。[3]

繪畫與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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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畫跡今已幾乎無存,最完整的為馬王堆漢墓出土的「T」形帛畫[1]。畫面分為天、地、人三層,上層為日月星辰與仙人,中層為墓主升仙與儀仗隊列,下層為冥界,構圖複雜,色彩豐富,描繪了墓主人的地上和地下生活。[8]

秦漢時期的文字藝術主要體現在青銅器銘文、石刻與簡牘上。篆書在秦代成為官方文字標準,李斯所制定的小篆成為統一書體,著名作品有《泰山刻石》《嶧山刻石》等石刻,筆畫整齊。漢代文字出現隸書,隸書筆畫橫平豎直,轉角分明,著名作品包括《乙瑛碑》《曹全碑》等。[3]

收穫漁獵圖畫像磚(東漢),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畫像石與畫像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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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統治者也同樣重視可以為其政治宣傳和道德說教服務的繪畫,在西漢的武帝、昭帝、宣帝時期,繪畫變成了褒獎功臣的有效方式,宮殿壁畫建樹非凡。東漢的皇帝們同樣為了鞏固天下,控制人心,鼓吹「天人感應」論及「符瑞」說,祥瑞圖像及標榜忠、孝、節、義的歷史故事成為畫家的普遍創作題材。漢代厚葬習俗,使得我們今天可以從陸續發現的壁畫墓、畫像石及畫像磚墓中見到當時繪畫的遺跡。著名的畫像石有山東肥城孝堂祠、嘉祥武梁祠石刻等。[1]

魏晉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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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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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門石窟,今存有窟龕2100多個,造像10萬餘尊,碑刻題記3600餘品。其中「龍門二十品」是書法魏碑精華,唐代著名書法家褚遂良所書的「伊闕佛龕之碑」則是初唐楷書藝術的典範。

魏晉南北朝時期政治動盪,各民族融合,佛教文化與士人風尚盛行。佛教於公元1世紀傳入中國[9]。到8世紀,它在藝術領域已經展現了卓著的效應,尤其在大型宗教塑像方面[10]佛教藝術勃興,敦煌石窟雲崗石窟龍門石窟等相繼開鑿。雲岡石窟始建於北魏太武帝時期,是由國家主持的大型造像工程,現存窟龕45個,造像51000餘尊。龍門石窟始建於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後,其佛像面容圓潤,身軀飽滿,衣紋線條柔和,是北魏晚期至唐代的重要佛教石窟。敦煌莫高窟自十六國時期起開鑿,至北魏、北周持續發展,是集雕塑、壁畫、建築於一體的綜合性藝術。魏晉南北朝時期大量的壁畫泥塑,在描繪宗教內容的同時,反映著現實的生活,除民間畫工外,士林畫家大量湧現。[11]

繪畫與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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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晉畫家顧愷之的《女史箴圖》(現存摹本)、《洛神賦圖》是中國美術早期人物畫的代表作,《女史箴圖》用筆如春蠶吐絲,緊勁連綿,形神兼備,格調古逸,內容是宣傳封建女性的德行修養。中國傳統人物畫注重「成教化,助人倫」的教育功能,由此可見一斑。這一時期的著名人物畫的代表畫家還有三國吳人曹不興南朝梁張僧繇北齊曹仲達等。[11]

書法方面,東晉書法家王羲之被後人名為古今之冠,字勢雄逸瀟灑。著名作品有《蘭亭集序》、《快雪時晴帖》等。他的書法運轉自如,別樹一幟,受到後人的讚賞,與其子王獻之並稱為「二王」。北朝碑刻書法風格多為方整雄健的北魏楷書,如《鄭羲碑》《元懷墓誌》代表北碑書風,後世稱之為「魏碑」。[8]

《快雪時晴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繪畫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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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魏晉北朝時期,宗炳謝赫,顧愷之等人提出繪畫理論。南朝宋畫家與理論家宗炳的《畫山水序》提出「澄懷觀道,以應萬物」,將山水畫提至哲學層面。南齊畫家與理論家謝赫在《古畫品錄》中提出「六法論」,對中國傳統繪畫產生深遠影響。顧愷之在《論畫》中強調人物畫的「傳神」,注重刻畫人物的精神面貌與性格氣質,還提出「以形寫神」,「遷想妙得」等創作思想。[8]

蘭亭集序神龍本(唐),馮承素摹,普遍認為是最接近正本的摹本,故宮博物院

隋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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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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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輦圖》(唐),閻立本,故宮博物院藏

則「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藝,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尤以繪畫、雕塑成就輝煌。就繪畫而言,唐代是中國繪畫史上的完備時期,人物畫的神韻、題材、技法與藝術感染力到達巔峰,而山水畫與花鳥畫也逐漸邁向成熟期。[11]

隋代的展子虔是人物與山水畫的過渡性人物,其《遊春圖》被認為是現存最早的山水畫卷,兼具人物、樓閣與山水構圖。唐代人物畫發展迅速,注重寫實與神態表達。閻立本是初唐時期的重要人物畫家,擅長肖像畫和歷史畫,其《歷代帝王圖》《步輦圖》為其代表作,體現了對人物個性的生動刻畫。吳道子是盛唐時期的畫家,以宗教人物畫著稱,被稱為「畫聖」,其線條有「吳帶當風」之稱,代表作包括《送子天王圖》、《地獄變相圖》等,雖多佚失,但其風格通過摹本和文獻得以流傳。[3]張萱周昉仕女畫標誌著人物畫巔峰的建立。

山水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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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帆樓閣圖》李思訓(唐),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唐代時,山水畫已擺脫了作為人物畫背景的附屬地位而成為一個獨立的畫種,初唐畫家李思訓李昭道父子開創「金碧山水」畫風,以青綠為質,金碧為文,強調青綠設色與工整布局,代表作有李思訓《江帆樓閣圖》與李昭道《明皇幸蜀圖》。中晚唐時期,王維則將山水畫推進至水墨寫意風格,強調意境與詩情畫意,創「破墨」技法,其作品表現出「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理念,被後人譽為南宗山水畫的奠基者。畫家王洽則開創潑墨山水。唐代已經形成了中國畫山水畫的北派和南派的雛形。唐代薛稷的鶴,邊鸞的孔雀,刁光胤的花竹,也說明工筆花鳥畫已開始興起。[11]

雕塑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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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陵六駿中的颯露紫(唐),賓夕法尼亞大學考古學與人類學博物館

隋唐雕塑最引人注目的當推陵墓雕刻。昭陵石刻中那組以描繪李世民生前所騎六匹戰馬的浮雕像「昭陵六駿」雕工精細,形體準確,造型生動,是中國雕塑史上的傑作[12]龍門石窟、敦煌莫高窟、麥積山石窟、天龍山石窟鞏義石窟寺等為唐代重要佛教造像。龍門石窟奉先寺盧舍那大佛為盛唐雕塑代表作之一,高達17.14米,面容端莊慈祥,衣紋流暢,體現唐代雕塑成熟風格。敦煌第45窟的佛像、麥積山第127窟的菩薩像也具有較高藝術水平。[11]

陶瓷方面,唐三彩是唐代陶俑和彩陶的典型代表,盛行於盛唐至中唐,使用低溫鉛釉和多色彩繪技術,釉色以黃、綠、白為主,器型包括人物俑、馬俑、駱駝俑、日用品等,造型生動,釉色華麗。

佛光寺東大殿(唐),山西五台

建築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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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建築以軸線對稱、等級分明為特徵,宮殿、寺院、塔剎等建築形式逐漸定型。隋代大興城(長安)奠定唐長安城布局基礎,唐代長安城格局整齊,坊市分明,為後世中國都城的典範。佛教建築在唐代尤為發達,寺廟布局形成以佛殿、講堂、塔、僧舍為中心的空間結構。現存唐代木構建築罕見,山西五台南禪寺大殿佛光寺東大殿為現存最早唐代木構建築實物,結構採用抬梁式構架,斗拱簡練,屋頂坡度平緩。[3]


書法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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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書法承魏碑風尚,北齊、北周碑刻中保留了濃重的「魏碑」書風。唐代書法種類齊全,楷、行、草、隸、篆各體均有大家。楷書方面,以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為初唐三大家,書風嚴整清勁,結構勻稱。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虞世南《孔子廟堂碑》、褚遂良《雁塔聖教序》為代表作。盛唐顏真卿柳公權繼承並發展楷書,顏體雄渾厚重,柳體剛健清峻,影響深遠。張旭懷素為盛唐草書代表,張旭《肚痛帖》《古詩四帖》,懷素《自敘帖》《千字文》以奔放豪邁著稱。[8]

五代至兩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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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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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山水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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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瀟湘圖》董源(五代南唐),故宮博物院藏

五代十國,山水畫步入發展期,並走向成熟。畫家深入自然,形成兩種不同的畫派,北方山水畫以荊浩關仝為代表,南方山水畫以董源巨然為代表。前者氣勢宏偉、雄渾壯闊,後者平淡天真、秀美抒情。董源生於山青水秀的南方,所畫風光與北方荊、關畫中的雄偉險峻的山水相比,更帶有秀美抒情的意趣。其山水畫有水墨和青綠二體,尤善水墨山水,如《瀟湘圖》。皴擦點染結合併用,創造了披麻皴和點子皴等表現方法,畫出山川遠近層次和煙雲氣氛,具有革新精神。畫中點景人物多穿插貴族遊樂或風俗情節,以青紅重彩描繪,具有富廷繪畫的痕跡。董源的追隨者巨然,其山水畫筆墨秀潤,較之董源更充滿田園自然風致。董源山水畫中「平淡天真」的風格特別受到北宋書畫家米芾的推崇,並在元明以後產生重大影響。北方山水代表荊浩則擅描繪了崇山峻嶺,氣勢宏偉的北方山水。而關全寫景繪形更為概括提煉,筆簡氣壯,最少意長。善畫秋山、寒林、村居、野渡等景色。[3]

人物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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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人物畫方面,周文矩顧閎中皆為代表畫家。周文矩擅長宮廷人物畫,《重屏會棋圖》描繪士人閒雅生活,風格工整細膩。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以連環長卷形式表現五代士大夫夜宴場景,反映出寫實性與敘事性結合的創作取向。[13]

兩宋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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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鶴圖》宋徽宗 (北宋),遼寧省博物館

北宋結束了割據造成的分裂和隔閡,社會保持著相對安定局面,商業、手工業迅速發展,科技的進步促進了工藝美術的發展和提高。皇室貴族對美術品需求量的增長,統治者對美術的愛好和熏視,士大夫對書畫文玩的欣賞收藏也蔚然成風,推動了美術的新發展。城市的繁榮,市民階層的壯大,使美術與社會民眾建立了較前代更為廣泛和密切的聯繫,擴展了美術的表現範圍,題材、風格更為多樣。宋代的美術在唐代美術的基礎上獲得全面發展,出現了技巧成熟和創作繁榮的景象。[3][13]

繪畫方面。宋代繪畫是中國繪畫藝術高度繁榮時期。山水、人物、花鳥三大畫科的技法類型都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民間繪面,官廷繪畫、士大夫繪面各自形成體系,彼此同又互相影響、吸收、滲透、構成宋代繪畫豐富多彩的面貌。宋代城市繁榮和對繪畫需求量的增加,出現了許多以賣畫為生的民間職業畫家。他們的創作具有明顯的商品化性質,適應市場需求而作。例如善畫「照盆孩兒」的劉宗道,善畫嬰兒的杜孩兒等。[13]

文人畫與民俗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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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圖》局部,張擇端(北宋),繪畫了清明時,北宋京城汴梁汴河兩岸的都市景象。故宮博物院藏。

宋代統治者設立畫院宮廷繪畫呈現興旺活躍的景象,後世文人畫通常將繪畫傳統回溯至此時。文人畫講求畫中寓志與自我表達。蘇軾、米芾為北宋文人畫的重要代表。蘇軾雖非職業畫家,但其「士人畫」觀念影響深遠,強調畫為心聲。米芾則兼擅書畫,其「米點山水」法對後世產生重要影響。南宋文人如梁楷馬麟趙孟堅等繼續拓展文人畫的表現方式,梁楷的《潑墨仙人圖》與《李白行吟圖》以瀟灑奔放的筆墨體現文人畫精神。此外,新的繪畫內容如民俗畫也開始出現,如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以長卷式構圖,生動地描繪汴京(今開封)的繁華景象,如實地展示了當時的社會生活風貌。[13]

山水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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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江山圖》局部,王希孟(北宋),故宮博物院藏

兩宋時期山水畫最後人著墨最多的部份,北宋李成擅長平遠畫風,代表作有《晴巒蕭寺圖》等。范寬繪畫強調山勢嶙峋、氣勢磅礴,其《溪山行旅圖》構圖嚴謹,用筆厚重,是北宋山水畫的代表作。郭熙提出「三遠」法則(高遠、深遠、平遠),並撰寫《林泉高致》總結山水畫理論,其代表作《早春圖》展示北方山水的生動景象。此外,許道寧的林木野水,郭熙的巨嶂高壁,惠崇趙令穰的抒情小景,米芾米友仁父子的雲山墨戲,王希孟的青綠山水,使北宋山水畫呈現高度成熟的狀態。到了南宋,大山堂堂的繪畫風格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留白的繪畫方式,風格被稱為「邊角構圖」。李唐繼承前朝,但開展出了獨特的斧劈皴技巧來畫山石,後來的院畫家如馬遠夏圭基本上追隨李唐的風格,然而在畫面上注重剪裁、大片留白渲染,呈現空氣感,被稱作是詩意山水,一變為纖巧,反映了山水畫的不斷變革和發展。[3][13]

《雙喜圖》崔白(北宋),國立故宮博物院

花鳥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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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鳥畫也有著長足的進步。五代時徐熙的汀花野竹,黃筌的奇花異鳥分別具有野逸和富貴兩種不同的風格。到了北宋,花鳥畫從對稱的裝飾性轉變為寫實生動,強調擬真,趙昌的折枝花卉,易元吉猿猴崔白的敗荷鳧雁可以看作是北宋早中期的代表。到了宋徽宗趙佶主政,刻意經營畫院,仿效科舉考試納才,增加畫院的待遇,讓徽宗朝成為宋代繪畫的高峰,其院體花鳥畫,強調精細寫實,栩栩如生。南宋梁楷法常的花鳥畫已水墨寫意之先河,文同的墨竹可說是最早沒骨花鳥的傑作。[13]

書法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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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方面。宋代書法更重視意境的表達,強調思想感情,形成「尚意」的風格。其代表人物是「宋四家」:蔡襄、蘇軾、黃庭堅、米芾。蘇軾的《寒食帖》被譽為「天下第三行書」。黃庭堅強調「點畫如屋漏痕」,其書法筆勢奇崛。米芾自稱「米癲」,其書法富於變化,結構靈動,代表作為《蜀素帖》。蔡襄為北宋書法名家,兼工楷書、行書。此外,從宋太宗時期所刻《淳化閣帖》開始,刻帖之風漸盛,既對學習晉唐書法提供了範本,也對行書的發展和尚意書風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8][13]

陶瓷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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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汝窯青瓷蓮花式溫碗國立故宮博物院

陶瓷方面,宋代亦到高峰。此時的單色瓷工藝到達極致,北宋末期所燒製的汝窯是迄今認為單色瓷發展的極致,色澤溫潤,有珠玉光澤,以枝釘滿釉燒造,工藝技術高超,今日傳世品稀少,不足一百件。其他如定窯耀州窯磁州窯建窯都有非常高度的發展,並有大量外銷,影響周邊東亞等地。南宋官窯則被認為是繼承汝窯,供給宮廷使用的高級瓷器,龍泉窯景德鎮此時也有大量生產,供應外銷。[13]

遼金西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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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是中國北方民族所建立的國家,控制華北自10世紀到13世紀,直到忽必烈統一中國為止。傳統中國史學以宋代為正統,對北方政權並不在意,然而他們對中國繪畫史的影響力,應該要加以重視並深入研究。

遼代起於唐末混亂,五代十國之際,與後來的北宋分庭抗禮。在藝術表現上,傳世的藝術品不多。然而透過近年不斷出土的重要墓葬,如遼慶陵陳國公主墓葉茂台遼墓等,幫助我們對遼代美術有更多了解。遼代美術在某種程度上,比宋代美術更多的繼承唐代美術的風格,兼具契丹北方古樸渾厚的氣質。

金代遼而起,滅北宋之後,與南宋南北對峙。由於金代接收北宋首都汴京,並改為南京,可以推測大量北宋內府收藏進入金的宮廷,大幅提高金代皇室的文化與藝術素養。最為著名的皇帝為金章宗,不僅其書法刻意模仿宋徽宗瘦金體,甚至學習宣和年間的內府收藏機制,其收藏印是後代鑑別古畫的一個重要的根據。

金代畫家於中國繪畫史常被人忽略,但歐美學者很早就發現,古代書畫中許多佚名的宋代山水作品,可能是金人所作。而如今存有名字的畫家,如武元直李山王庭筠等,其山水竹石畫作,比起同時南宋院畫家的作品,似乎更顯出「文人」的品味。

元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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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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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未逾百年,然在中國繪畫發展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山水畫方面,由於蒙古朝廷輕視漢人,多所貶抑,漢人知識分子有不願出仕異族朝廷者,多避居山林,與友朋往來,其中不乏有以書畫交誼。此時的繪畫脫離了宮廷氣氛,文人畫獲得了突出的發展。文人畫多取材山水、花鳥,藉以抒發「性靈」和個人抱負。畫家標舉士氣,崇尚品藻,講究筆墨情趣,脫略形似,強調神韻,並開啟重視詩、書修養的文人條件。[13]

趙孟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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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石疏林圖》趙孟頫(元),故宮博物院藏

元代畫家以趙孟頫元四家為代表。趙孟頫是元代初期畫家,繪畫理論家。他出身宋室,兼善書法、繪畫、詩文,其藝術風格主張「古意」。他主張恢復唐宋傳統,重神韻,反院體畫風,並強調「書畫本來同」,代表作品如《鵲華秋色圖》《秀石疏林圖》《水村圖》等,其作造型嚴謹,筆墨精雅,他在花鳥、人物畫及繪畫理論等方面亦有所建樹,對元代及後世影響深遠。趙孟頫在書法方面深有造詣,他和鮮于樞鄧文原並稱元初三大家。趙孟頫以行書、楷書最為著名,他主張遵從古法,不滿宋人「尚意」風格,提倡恢復「二王」的書法傳統。使得元代書壇一時形成復古之風。[3]

元四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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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四家為黃公望吳鎮倪瓚王蒙。元四家生活於元末社會動亂之際,生活不易,藝術上受趙孟頻影響,善畫山水,兼工竹石,以繪畫作品表現其心境和生活情趣。「四家」山水重於筆墨,講求風格,他們在作品中通過山水抒發一定理想,並題跋詩文加以闡述,詩、書、畫的結合達到統一和諧,在筆墨方面各有獨特創造。他們在藝術功能上標榜「寫胸中逸氣」「自娛」。黃公望專工山水,以水墨或淺絳設色作畫,蒼潤揮厚,代表作品《富春山居圖》。吳鎮筆墨雄秀清潤,表現蒼茫氣象,喜作漁父圖。倪瓚作畫絕少設色,筆墨松秀簡淡,代表作《漁莊秋霧圖》,《秋亭嘉樹圖》等。王蒙畫山水多表現隱居生活,但運筆和寫景富有層次變化,章法稠密,代表作《青卞隱居圖》。「元四家」的藝術觀和畫風對明代江浙地區文人畫發展有著巨大影響。其他入仕元朝的畫家也對中國繪畫有重要影響。如官拜刑部尚書的高克恭,以及如朱德潤柯九思任仁發唐棣等。[3][8][13]

《富春山居圖》剩山卷,黃公望(元),浙江省博物館藏

壁畫與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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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壁畫創作也很豐富,有而由於道教、佛教等藝術在元代頗為活躍,多有壁畫及外銷畫作流傳,山西的永樂宮壁畫是此類繪畫的代表作。雕塑方面,出現了元雜劇磚雕。[13]

陶瓷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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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是景德鎮真正馳名的時期,最著名的瓷器即為青花瓷釉裡紅。此時的瓷器外銷極為暢行,所以有研究認為青花的紋樣是伊斯蘭教客戶的要求而出現。龍泉窯青瓷也非常著名,外銷日本朝鮮半島的數量甚多,亦大量外銷到東南亞一帶。[13]

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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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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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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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鷺芙蓉圖》呂紀(明),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明代經濟繁榮,文化發達,美術創作活躍。此時期中國繪畫發展尤為顯著,官廷畫、民間畫、文人畫盛行,不同畫派、地域風格、題材表現多樣。同時,書法、雕塑、陶瓷、工藝美術與建築等方面亦有重要成就。明代繪畫大致可以分為早期、中期、晚期三個階段。明初,宮廷畫家師承南宋院體風格,稱之為「浙派」代表畫家為戴進吳偉,浙派畫藝精湛,技法全面,山水,人物都很擅長山水畫成就尤為突出。以戴進和吳偉為代表。戴進畫風健拔勁銳,代表作《春遊晚歸圖》《夏景山口待渡圖》,吳偉則以簡括奔放、氣勢磅礴見勝。浙派雖被晚明董其昌等人貶低,但是影響範圍廣及日本朝鮮等地,並一直透過民間畫師的傳承下來,今日台灣地區廟宇壁畫仍是浙派的延續。明代宮廷繪畫以山水、花鳥畫為盛,人物畫取材比較狹窄。山水畫主要宗法南宋馬遠、夏圭,也兼學郭熙,著名畫家有李在王諤朱端等人。花鳥畫呈現多種面貌,代表畫家有擅長工筆重彩的邊景昭,專攻沒骨法的孫隆,以水墨寫意花鳥著稱的林良以及工寫結合的呂紀[3][14]

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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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蜀宮妓圖》唐寅(明)。故宮博物院藏

明代中期,蘇州成為江南一帶的經濟與文化中心,其以復古為更新的文化氛圍,興起的收藏鑑賞書法、名畫的風尚促成吳門畫派的興起。其中以被稱為「吳門四家」的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最負盛名。沈周和文徵明,是吳門派畫風的主要代表。他們兩人都淡於仕進,屬於詩、書、畫三絕的當地名士。他們都主要繼承宋元文人畫傳統,兼能幾種畫科,但主要以山水畫見長,作品注熏筆情墨趣,講究詩、書、畫的有機結會。唐寅和仇英都為職業畫家,在創作上受文人畫的一定影響,技法全面,功力精湛,作品雅俗共賞。唐寅以人物畫聞名,畫風瀟灑俊逸,代表作有《王蜀宮妓圖》《事茗圖》。仇英代表作如《漢宮春曉圖》《清明上河圖(仇英本)》。吳派與浙派為明代畫壇的兩大主要派別。由於晚明崇尚吳派而貶低浙派,致使吳派在中國傳統繪畫中成為山水畫的主流,影響力一直持續到民國初年,甚至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初的繪畫教育,依然以吳派繪畫為主。[3][14]

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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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後期,花鳥、山水、人物畫領域都有長足的發展,出現多種流派和畫風。花鳥畫方面,陳淳徐渭的大寫意花鳥,創潑辣豪縱一格,給中國傳統繪畫帶來了新的活力。徐渭創立的水墨大寫意花鳥畫風對清代及近現代的花鳥畫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人物畫方面,出現追求搖丑趣味的變形人物畫風,以陳洪綬、崔子忠、丁雲鵬吳彬等人為代表,陳洪綬崔子忠是明末有名的人物畫家,號稱「南陳北崔」。作品形象誇張甚至變形,格調高古,對版畫的發展作出了貢獻。此一畫風,後世學者常稱為變形主義。明後期肖像畫派。前者後者以曾鯨為首的「波臣派」為代表。山水畫方面,出現以董其昌為首的松江派。松江派更重筆墨總體表現力與文化修養的文人山水畫派,他們強調摹古,注重筆墨,求「士氣」。同時期的地區性山水畫派還有武林派,嘉興派、「畫中九友」等。[14]

繪畫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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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畫論著述豐富,重要的繪畫理論著述有王履的《華山圖序》、王世貞的《藝苑卮言》、董其昌的《畫祥室隨筆》等。其中,晚明畫家與理論家董其昌提出「南北宗論」,借唐代禪宗分南、北兩宗來解釋自唐代以來數百年的中國山水畫的演變歷史。此理論雖然此概括並不完全符合中國繪畫歷史實際,但其提倡的美學觀念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董其昌按繪畫創作方法和畫家出身把山水畫作南、北分野,將水墨渲染畫法的文人畫比作「南宗」,視青綠勾填畫法的職業畫家為「北宗」,在繪畫理論上董其昌更加推崇南宗山水,他進一步提純出了「南宗」山水畫,認為中國畫的筆墨不再僅僅作為營造畫像的手段,而是成為繪畫表現的重要目的。其結果便是使筆墨的組合成為畫面的中心,由此建立起具有抽象形式美感的畫面結構。[3]

民間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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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民間繪畫比較活躍,尤其是木刻版畫有較大發展。戲曲、傳奇、小說等文學作品插圖的成就最突出,不僅內容豐富,而且形式多樣。最著名的是徽派版畫。此外,年畫在明末已初步形成蘇州桃花塢天津楊柳青南北兩大創作基地。

書法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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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書法繼承宋元帖學傳統而蓬勃發展,呈現出集晉、唐、宋、元書法之大成的鼎盛局面。明初書法尚未形成自己的特色。書法家以「三宋」(宋克宋璉宋廣)以及擅長「台閣體」的「二沈」(沈度、沈粲)為代表。明代中期文人書得到極大發展,出現了「吳門派」書法,以祝允明、文徵明和王寵為代表。晚明書法諸家並立,書風各異,有徐渭、董其昌、米萬鍾等書法大家。其中,董其昌書法精於行書與楷書,風格秀雅沉著。祝允明草書奔放、氣韻生動,有《赤壁賦》《太極圖贊》等傳世。文徵明書法謹嚴工致,以小楷著稱。[8]

陶瓷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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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永樂龍紋青花瓷(明),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館(英語:Peabody Essex Museum)藏

明代陶瓷藝術尤為發達,景德鎮成為全國瓷業中心。洪武永樂宣德三朝為官窯鼎盛期,尤以青花瓷、鬥彩、甜白瓷等著稱。永樂青花多以進口蘇麻離青繪製,色澤濃艷;宣德青花色調柔和,裝飾豐富。成化鬥彩細膩雅致,為明代彩瓷之巔峰。嘉靖萬曆時期民窯興盛,品種多樣,滿足海內外市場需求。

明式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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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式家具主要指以硬木製作於明代和清代前期的家具,常用材質有黃花梨紫檀,雞翅木等,設計精巧、製作精緻、榫卯精細,風格簡潔的優質家具。依據使用功能大致分為五類:椅凳,桌案、床榻、櫃架等。其主要產地為蘇州。明式家具在繼承宋元傳統形式的基礎上,造型端莊,線條流暢。[15]

建築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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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建築在宮殿、園林、寺廟、民居等領域均有成就。明初修建了南京與北京的皇城,營建的紫禁城成為了明清皇家宮殿核心。明長城修築工程持續百年,形成堅固防禦體系。明代園林以江南為中心,私家園林講究自然意趣與文化內涵,代表如蘇州拙政園留園等。



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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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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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石圖》鄭燮(清)明尼阿波利斯藝術學院藏

清代繪畫的捲軸畫延續元、明以來的趨勢,文人畫風靡,山水畫勃興,水墨寫意畫法盛行。文人畫呈現出崇古和創新兩種趨向。在題材內容、思想情趣、筆墨技巧等方面各有不同的追求,並形成紛繁的風格和流派。宮廷繪畫在康熙、乾隆時期也獲得了較大的發展,並呈現出迥異前代院體的新風貌。民間繪畫以年畫和版畫的成就最為突出,呈現空前繁盛的局面。清代繪畫發展的歷史進程與整個社會的發展變遷相聯繫。[3]

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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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摹古冊》惲壽平(清),國立故宮博物院

清初,文人山水畫興盛,並形成兩種不同的藝術畫派。清延續晚明以來尊崇吳派的傳統,承續明末董其昌衣缽的「四王」:王時敏王原祁王翬王鑑,其以摹古為宗旨,受到皇室的重視,其畫風稱為「正統畫派」。四王中,王時敏強調董源、巨然傳統,風格平淡天真;王鑑主張宋元合流,筆墨嚴謹;王翬長於山水,構圖宏大,作品有《長江萬里圖》《溪山春意圖》。王原祁為康熙朝供奉畫家,畫風厚重蒼鬱,代表作如《仿黃公望山水圖》《松壑雲泉圖》。與之形成對比的是被視為非正統派的「四僧」:朱耷(八大山人)、石濤弘仁髡殘。四僧心向明朝,作品多寄託家國與個人情志,石濤強調「筆墨當隨時代」,主張創作應表現個性與主觀精神,代表作《搜盡奇峰圖》《黃山圖卷》。八大山人以水墨花鳥、山水、書畫合一著稱,風格孤傲奇峭,代表作有《荷花雙鳥圖》《魚藻圖》。髡殘、弘仁則繼承黃山畫派傳統,山水畫中表現隱逸與宗教情懷,構圖峻峭,筆法沉穩。同時期其他的畫派還有金陵八家、新安派等。這些畫派在藝術上開拓創新,構圖大膽,別開生面。花鳥畫方面,清初以惲壽平為代表。他講究以寫生為基礎,極力摹寫,並創沒骨畫法。其畫風清新雅麗,平淡天真,被清人視為花鳥畫的「寫生正派」。[8]

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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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大閱圖》郎世寧(清),故宮博物院藏

清代中期,北京宮廷的山水、花鳥仍然沿襲清初「四王」及惲壽平的畫風,人物肖像畫則因歐洲傳教士畫家供職宮廷而融入了部分西洋畫法。清代有不少西洋畫師來華,著名的有乾隆時期的義大利籍宮廷畫師郎世寧,擅油畫與透視技法,作品將西洋寫實與中國傳統筆墨結合,代表作有《百駿圖》《乾隆大閱圖》等。中國當時唯一對外的口岸廣州,出現專門替歐洲商人以西洋油畫作畫的畫家。而清代中葉江南地區富裕,揚州一帶出現以賣畫為生計的文人畫家,書畫均不落俗套,奇特新穎,以繼承發揚清初「四僧」傳統的「揚州八怪」為代表,其在繪畫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宮廷提倡的正宗保守藝術和「士氣」與「書卷氣」,其中,鄭燮擅蘭竹石,兼書畫篆刻,作品有《墨竹圖》《幽蘭圖》。金農多畫梅花,筆意古拙,重視文字裝飾。[14]

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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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上海取代揚州為商業中心,職業畫家也從揚州轉移到上海,出現了海上畫派風格,代表人物有任熊任頤趙之謙虛谷、蒲華、吳昌碩等。他們兼容文人畫傳統與民間藝術,其中吳昌碩以金石入畫,風格厚重蒼勁,擅寫意花卉與篆刻,代表作《梅竹圖》《壽石圖》,海派可謂中國傳統繪畫的最後一脈。清末民初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吸收日本畫的西洋式畫風,開創出嶺南畫派。兩者均代表了中西結合的新畫風,為中國畫的發展作出了有益的嘗試。晚清山水畫方面,當時畫壇「四王」系統的代表畫家是黃易、奚岡、湯貽汾、戴熙等人。但他們在摹古的同時也師法造化,寫真山水之趣,能在作品中略有新變。其中黃易等人還講究以書法金石入畫。此外,還出現了繼承吳門傳統卻又重視師法造化的「京江派」,以張岑,顧鶴慶為代表。人物畫方面,出現了適應市俗審美趣味的肖像與仕女畫家改琦、費丹旭等人。他們在筆墨技法上各有所長,對近世仕女圖和民間年畫的創作均有深遠影響。晚清上海闢作通商口岸,由於地處輻輳,成為重要港口,也帶動了油畫的發展。隨著歐洲石印術的傳入,上海還出現了石印畫報,其中尤以吳友如執筆的《點石齋畫報》最為著名。[3]與此同時,南京誕生了中國最早的美術高等教育院校。辛亥革命後,中國社會發生了劇烈變化,傳統的中國美術又隨著時代的驟變而發展。[14]

民間美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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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繪畫主要有壁畫、版畫、年畫等畫種。其中,木版年畫這一傳統民間美術品種在清代獲得了前所末有的發展。其製作地區遍及大江南北的一些城鎮鄉村,並形成了天津楊柳青蘇州桃花塢濰縣楊家埠等富有地方特色的年畫。

書法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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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書法,帖學書法與碑學書法彼消此長,各領風騷。清初的書法家仍承繼明代帖學的餘緒。以王鐸傅山、朱耷等為代表。並且流行「館閣休」。清代中期,貼學繼續流行,「館閣體」進一步發展。但是已經出現了碑學書法的濫觴。清代後期,藉助金石考據學的成果以及阮元包世臣等人在書法理論上的倡導,碑學書法風氣大開,重要代表有鄧石如伊秉綬等。

建築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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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園林建築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清代的北京城圓明園等是重要代表。

近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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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的中國藝術家生活在不同的社會制度和國家文化情境之中,如歷經晚清、民國和共和國時期,所經所見是前所未有的,時代的變革也推動了中國美術的發展,中國美術在此經歷了延續的發展、觀念的衝撞與轉換。

中華民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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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蝦圖》齊白石(約1947年),浙江省博物館藏

繪畫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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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初期的美術大體延續清末發展,「海上畫派」和「嶺南畫派」為代表的中國畫在民國初期繼續發展,但傳統中國繪畫亦遭知識分子批評,如康有為在《萬木草堂序》中提出「中國畫衰敗說」,認為中國畫亟需革新。同時,西化潮流因為政治變動而加速,中國開始有畫家留學西方,與歐洲繪畫直接接觸。傳統文人畫方面,一批出身清末的畫家延續了明清以來的文人畫傳統,對山水、花鳥、人物等題材進行筆墨探索。[14]代表人物如吳昌碩齊白石陳師曾黃賓虹潘天壽等人。吳昌碩繼承揚州畫派與「金石畫派」的傳統,融合書法、篆刻於花鳥畫之中,強調筆力與氣韻,代表作品有《梅花圖》《花卉冊頁》。齊白石以篆刻入畫,強調「似與不似之間」的審美理想,創造性地發展寫意花鳥畫風格,作品有《蝦》《白菜蟈蟈圖》《蛙聲十里出山泉圖》等。張大千則是中國近代畫壇的多面手,繪畫、書法、篆刻,詩詞都有所建樹,其尤擅山水畫,畫風工寫結合,重彩水墨一體,其潑墨與破彩自成風格。[3]

新式繪畫學校的建立也帶動中國繪畫西化的發展。上海天主教會成立的「土山灣畫館」。南京兩江師範學堂和保定北洋師範學堂最先設立圖畫手工科。1918年,蔡元培創辦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提出「以美育代宗教」思想,強調藝術教育對社會發展的意義。之後,許多美術學校在中國成立,如中華美術學院、上海圖畫美術院等,推動了近代中國美術教育的發展,培養了大批美術人才,促進了中國畫革新思潮。[3][14]

民國時期,有一大批中國學生主動選擇留學日本,法國、英國等國,學習西洋藝術,如李鐵夫顏文樑徐悲鴻林風眠吳大羽方幹民劉海粟等人[14]。徐悲鴻為現代中國繪畫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他主張「中西融合」,強調素描基礎與寫實技法,將法國學院派寫實風格引入中國。徐悲鴻的人物畫、動物畫均以形體準確與神態生動著稱,代表作品如《田橫五百士》《奔馬圖》《愚公移山》等,強調民族精神與人文關懷。林風眠亦為中西融合探索的重要藝術家。他曾留學法國,受到後印象主義立體主義影響,畫風結合中國水墨與西方色彩構成,代表作品有《仕女》《山水》《村童圖》等。劉海粟創上海美術專科學校,首次在中國學校中使用裸體模特寫生,他提倡寫生、油畫、色彩研究。其繪畫風格初期寫實,後趨奔放抽象,代表作有《黃山圖》《印度寫生》等。油畫在這民國時期逐漸成為重要畫種。李鐵夫為中國最早的職業油畫家之一,作品具強烈現實主義風格。常玉潘玉良顏文樑、徐悲鴻、關良吳作人等皆為油畫領域的重要藝術家。常玉旅居法國,畫風融合東方線條與西方構圖,具裝飾性與抽象性。潘玉良則以裸體人物著稱,表現女性身份與現代性特徵。顏文樑留學法國,重視光色研究,回國後創辦蘇州美專,影響廣泛。水彩畫在民國時期亦有顯著發展,代表人物如俞劍華王子武等,注重寫生與色彩層次。[8]不過,相較於歐洲已經開始從印象派之後新一波的繪畫革命,中國對於西洋繪畫的理解仍強調古典寫實的訓練。此種訓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由學習蘇聯的社會寫實主義所繼承。另一方面,透過共產黨引入的木刻版畫,也是民國之後所出現的新風格,同樣影響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的美術發展。[14]

《田橫五百士》徐悲鴻(1930年),徐悲鴻紀念館藏

近代商業經濟的發展,印刷術的進步,使得商業廣告與圖畫相結會,形成月份牌這種特殊的美術形式。其著名的繪製者有周慕橋、鄭曼陀、杭穉英等。此外,這一時期連環畫、漫畫也開始出現並有較大發展。豐子愷張樂平葉淺予等人為插圖與漫畫創作的重要人物。豐子愷以通俗畫風表現人生百態,作品如《護生畫集》。張樂平創作漫畫《三毛流浪記》。[3]

1931年,魯迅在上海倡導發起了中國新興木刻版畫運動,新興木刻從此成為中國革命文藝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國統區美術的主力軍。當時的版畫是以藝術家和革命者的雙重身份出現,以藝術作為戰鬥武器,在思想教育上發揮了它的巨大作用。由於魯迅的倡導,進步的藝術青年拿起了木刻刀,組織起木刻團體,1931年初春被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開除和退學的「一八藝社」社員張眺(耶林)、於海(於寄愚)、陳卓坤(陳廣)、陳耀唐(陳鐵耕)等聯合上海的周熙(江豐)等人在上海成立一八藝社研究所。6月,在虹口每日新聞社樓上舉行一八藝社習作展覽會,展品180幅,其中有油畫、雕塑、圖案及木刻。這是新興木刻版畫首次在展覽會上展出,並出版了畫冊,魯迅為之作序。從此在魯迅的領導下,以上海為代表的中國國統區(白區)新興木刻版畫代表人物有:胡一川、陳鐵耕、陳煙橋沃渣馬達黃新波李樺楊可揚江豐王琦黃永玉鄭野夫朱宣咸汪刃鋒王麥稈邵克萍鍾步青苗勃然力揚荒煙王樹藝余白墅陳珂田徐甫堡等。後來新興木刻版畫運動開始遍及全國,以延安為代表的解放區(紅區)新興木刻版畫也蓬勃發展了起來,代表人物有:古元力群馬達彥涵石魯夏風李少言等等。許多進步美術家在當時在報刊、雜誌發表了大量的揭露社會黑暗,反對專制統治,追求民主自由的文章和美術作品,引起了國民黨政府的不滿。[14]

《流民圖》蔣兆和(1943年),中國美術館藏

民國時期的中國繪畫藝術與政治、社會現實緊密結合。1937年7月,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藝術家們在國民政府組織下,與文藝界人士合作,進行文藝宣傳活動。藝術家的創作表現民族抗戰題材,發表於國際媒體,國統區和延安等地。代表人物有徐悲鴻、蔣兆和胡一川艾中信、葉淺予、黃永玉田漢等。這一時期的代表作有蔣兆和的人物畫《流民圖》,該畫以宏大構圖、沉鬱筆墨表現戰爭下流離失所的人民。木刻版畫方面代表作有李樺的《怒吼吧!中國》。除描繪題材外,何香凝,徐悲鴻等藝術家還義賣字畫為前線籌款募捐和賑濟災民。[8]

1949年5月29日,劉開渠、楊可揚、張樂平、(鄭)野夫、龐薰琹、朱宣咸、溫肇桐、陳煙橋、邵克萍、趙延年等國統區美術先驅代表上海美術界在《大公報》發表迎接解放的「美術工作者宣言」。該「宣言」的發表標誌著國統區美術和上海近代美術史從此翻開了嶄新的一頁。

1949年後由中國國民黨統治的台澎金馬地區,藝術發展附屬在教育體制之下,直到1955年才有專門培養藝術人才的國立藝術學校。但在同一時期,以李仲生為首的一群大陸來台畫家,成立東方畫會,試圖將美國的抽象表現主義與中國文化結合,稱作現代中國繪畫,稍晚五月畫會也有類似的舉措。針對於文化大革命,中華民國政府於1966年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會員國及常任理事國的席次,引起台灣社會極大的波動,關懷台灣本土的文學鄉土主義開始盛行,影響到美術發展。當時如席德進描寫台灣鄉間風景,並關注台灣傳統建築民居,開啟台灣古蹟保護的發展。

書法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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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的書法在碑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個性化風格,繼續成為顯學。各類書體的創作,呈多元的面貌。康有為、鄭孝胥、曾熙、李瑞清、羅振玉、徐生翁、魯迅、沈尹默、林散之、陸維釗、王遽常、沙孟海臺靜農趙朴初等,都卓然成家。一批傑出的畫家,如黃賓虹、高劍父、潘天壽、石魯等,也在書法上體現出鮮明的個人風貌。在草書的發展上,于右任郭沫若毛澤東都極具影響,其中,于右任在1932年發起組織「中國標準草書社」對草書進行提倡。[8]

建築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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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陵呂彥直設計(1929年),江蘇南京

民國時期的建築採用中西合璧形式,被形容為「穿西裝戴瓜皮帽」,即採用花崗石、混凝土材料加上飛檐大屋頂的做法,由美國建築師茂飛大力提倡,在民國建築史上別具一格。茂飛整體設計規劃了燕京大學金陵大學等教會學校的校園,其中像未名湖畔的博雅塔,集水塔的功能和古典琉璃塔的美觀於一體,成為經典。受其啟示,留美深造並在茂飛紐約和上海事務所任職的建築師呂彥直,榮獲南京中山陵設計方案競賽首獎。他設計的南京中山陵以及廣州的中山紀念堂紀念碑,都是民國時期禮制建築中的出色代表。響應並實踐「中國古典復興」這一理念的,還有美國建築師開爾斯,曾參加中山陵設計方案競賽,獲榮譽獎第三名。後應邀主持設計國立武漢大學,在東湖南側珞珈山規劃了校園,構思精當,布局合理,成為體現民族建築形式的又一著名作品。其他的公共建築群的設計,如曾為德國「模範殖民地」的青島,其保存的19世紀至20世紀之交的北歐建築文化,使之成為富於德國韻味的城市。1949年前上海外灘以新古典主義、藝術裝飾風格為主的建築群為典範,其他的如哈爾濱保留的俄國建築,屬於1896年到20世紀中期文化移民的產物,自成一格。[8]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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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國大典》(董希文,1953年)與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相關文物在中國國家博物館一同展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繪畫藝術在國家意識形態主導、社會政治變革與國際文化交流的交匯下,經歷了多次發展階段。整體上,中國繪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確立以現實主義為主導的創作方向,歷經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政治宣傳功能化,到改革開放後多元化發展的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繪畫創作服務於社會主義建設與國家宣傳。1950年代,文藝在「為人民服務」下進行創作,中央美術學院浙江美術學院等高等藝術院校在蘇聯援助下進行教學改革,確立了以寫實主義為基礎的「蘇派」教學體系,中國共產黨亦重視意識形態和歷史題材的繪畫創作,贊助與鼓勵此類題材,著名作品有詹建俊《狼牙山五壯士》,魏景山《攻占總統府》等。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裡,中國共產黨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使藝術創作在局部開放的語境中進行。中國傳統繪畫在此出現變革,藝術家不再追求以往畫面中的 「古意」「自然」等文人畫審美的要素,轉向表現現實生活,描繪勞作的場景,稱之為「新國畫」。黃賓虹、齊白石、潘天壽傅抱石李可染等藝術家活躍一時,代表作有李可染《夕照中的重慶城》,傅抱石,關山月《江山如此多嬌》。建築與油畫方面,北京的十大建築中的人民大會堂人民英雄紀念碑董希文的油畫《開國大典》都是這一時期的代表。[8][16]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一些藝術家被歸入「右派」,受到迫害。而「黑畫」事件,使包括李可染、黃永玉林風眠豐子愷李苦禪在內的上百位畫家受到牽連[17]。文革期間,美術創作被中央文革小組控制,開始轉向高度政治化與工具化,推出適合政治宣傳需要的攝影、繪畫、戲劇、電影、音樂。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的本科生劉春華創作的油畫《毛主席去安源》,其畫片能夠發行到九億張,超過當時中國的人口數量[18]。這些美術樣板與其後的「樣板戲」,共同形成了文化革命時期的的藝術語言,文化大革命時期亦有其他的美術發展,如陝西戶縣農民畫,上海工農兵美術創作組等,這些作品並通過《人民畫報》《中國文學》等媒體,由中國國際書店經營向世界各地發行。[8]

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的美術創作進入了一個對文化大革命及中國文化和歷史進行全面反思的時期,出現了「傷痕美術」。傷痕美術受到了文學的啟發和影響,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關於知識分子和老幹部受迫害的題材,一類是與知識青年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人生經歷有關的題材。代表人物有張紅年,王川、何多苓。而文革後的思想解放運動則影響了一些非學院派藝術家,他們嘲諷專制,注重對未來和個人的憧憬,著名的組織有「星星畫派」,「無名畫派」等。[3]

1989年2月5日,中國美術館舉行的「中國現代藝術大展」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美術影響深遠,圖為中國美術館外景

改革開放後,西方的當代藝術進入中國,影響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與思想解放運動共同促進了中國美術朝著多元化方向發展。藝術創作出現了照相寫實主義如羅中立、何多苓等為代表的「四川畫派」。寫實油畫如陳丹青的《西藏組畫》。其他的藝術創作還有黃永砅等人的「廈門達達」,谷文達的水墨實驗,王廣義的「後古典系列」等。其中,1985年前後興起的「85新潮」,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第一次當代藝術運動,標誌著中國當代藝術的誕生[19][20]。1989年2月5日,中國美術館舉行「中國現代藝術大展」,參展者肖魯使用槍擊行為完成其以與合作者唐宋的《對話》裝置作品,引發關注。該行為有違於組委會「不許有行為藝術」的規定,並立刻引來地方政府的干預,導致該館閉館一天和展覽的天折。同一年的六四事件改變了此後中國現代藝術的進程。在新一輪清洗「資產階級自由化」過程中,許多藝術派別和個人逐漸擺脫國家意識的左右,開始注重發現和表達獨特的自我。一些畫家於北京建立了北京東村,形成獨立的藝術家群體,這期間的代表作品如王興偉的油畫《東方之路》,是對1967年《毛主席去安源》的視覺諷喻,表現了兩種不同的風格傳統。[8]21世紀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美術向國畫、油畫、水彩、綜合材料等門類多元發展。地方美術院校與畫院成為區域藝術發展的重要平台。民營美術館與商業畫廊在藝術推廣與市場構建方面日益活躍,在北京798等藝術區聚集大量新興藝術力量。

中國畫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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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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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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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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