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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確定性降低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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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確定性降低理論（英語：uncertainty reduction theory），又稱初始互動理論（英語：initial interaction theory）。是一種源自後實證主義傳統的傳播理論。由查爾斯·伯格（英語：Charles Berger (academic)）和理察·卡拉布雷斯於1975年提出，

不確定性降低理論是少數專門研究人與人正式交流前初始互動的傳播理論之一。該理論的提出者在構建該理論時的主要目標是解釋在陌生人第一次互動時如何透過交流來降低彼此之間的不確定性。伯格將其定義為「對他人的個性和特徵有更多了解，從而更準確地預測未來的互動結果」[1]。該理論認為，人們在降低不確定性時會經歷兩個過程。第一種是前瞻性過程，關注對方可能的行為；第二種是回溯性過程，關注人們如何解讀對方的言行。該理論的核心觀點是：人們需要透過獲取他人的信息來降低不確定性，而這種需求是普遍存在的。然而，儘管該理論認為溝通有助於減少不確定性，但這一觀點並非絕對。伊利諾伊大學的戴爾·E·布雷舍斯博士指出，在某些情況下，更多的溝通反而可能會加劇不確定性[2][3][4]。

伯格和卡拉布雷斯透過一系列公理闡述了他們核心概念「不確定性」與人際關係發展中七個關鍵變量之間的關聯，並據此推導出多個定理。該理論將不確定性分為兩類：認知不確定性和行為不確定性。人們在獲取他人信息時可能採取三種策略：消極策略、積極策略和互動策略。此外，陌生人之間的初次互動可分為三個階段：初識階段、關係深化階段和結束階段。根據不確定性降低理論，人們在面對人際關係中的不確定性時會感到不安，因此會透過人際溝通來降低這種不確定性[5]。

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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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確定性降低理論有七個相關的假設：[2]

  • 人們在與他人的交往中會體驗到不確定性。
  • 不確定性是一種令人不悅的狀態，會產生認知壓力。
  • 當陌生人見面時，他們的主要關注點是減少不確定性或增加可預測性。
  • 人際溝通是一個在不同階段逐步發展的過程。
  • 人際溝通是降低不確定性的主要手段。
  • 人們分享的信息的數量和性質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
  • 像預測規律一樣預測人們的行為是可能的。

不確定性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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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該理論，人們可能會經歷認知不確定性和行為不確定性。這兩種不確定性在兩個人初次見面時可能都會發生[6]。

認知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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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不確定性是指對他人信念和思想的不了解[7]。它與雙方在特定情境下的認知（信念和態度）相關的不確定性程度有關。在初次互動中，由於個體不了解對方的信念和態度，因此不確定性較高[8]。舉個例子，當某人對另一個人的行為感到疑惑時，可能會產生一些問題，從而產生不確定感。認知不確定性的一個例子是，你不確定一個笑話是否會讓對方覺得有趣或不合適，因此你猶豫是否應該把這個笑話將給對方[9]。

行為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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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不確定性是指對他人行為的不了解[7]。它與「在特定情境中行為的可預測性」有關[8]。不確定性是大多數社會中採取規範的原因之一，人在這些社會中通常會遵守這些規範。如果在初次對話時選擇忽視這些規範，就會增加行為不確定性的風險，並減少未來互動的機會。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在互動時進行不恰當的自我揭露，這種行為違背了社會規範[10]。

公理和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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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格和卡拉布雷斯基於先前的研究和常識，提出了一系列公理，以闡明他們的核心概念「不確定性」與人際關係發展中的七個關鍵變量之間的關係，這七個關鍵變量包括語言溝通、非語言溝通、資訊尋求、親密度、互惠性、相似性和好感度[11]。不確定性減少理論透過運用科學方法和演繹推理得出結論[12]。這裡的「公理」指的是沒有經過證明但通常被廣泛接受的陳述。公理作為理論構建的基礎，雖然無法證明，但被認為是合理的前提。根據美國社會學家小休伯特·摩斯·布列拉克的定義，「公理是關於變量之間關係的陳述或命題，這些關係被假設為真實的。」（Blalock, 1969）。這些公理也可以用來引導討論，期望透過不同的公理讓不確定性得到整體的減少[13]。這一部分的理論展示了伯格和卡拉布雷斯所採用的實證主義方法。該方法「倡導使用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目標是構建解釋人類互動的一般規律」[2][14]。

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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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理1：言語溝通：在初始階段，不確定性較高時，陌生人之間的言語溝通量增加將導致彼此關係中的不確定性水平降低。隨著不確定性的進一步減少，言語溝通量也會相應增加[2]。隨著不確定性減少，雙方的溝通不僅會變得更加頻繁，交談內容也會更加有趣，因為個體們會逐漸更好地了解對方[15]。伯格在其近期研究中指出，適度的言語溝通至關重要，過多的言語溝通反而可能導致對方主動尋求更多信息[2]。
  • 公理2：非言語親和表達/溫暖：非言語親和表達/溫暖：非言語親和表達包括眼神接觸、點頭、手臂動作以及互動者之間的身體距離（親密度）[16]。在初次互動中，非言語親和表達的增加將降低不確定性水平。同時，隨著不確定性水平的降低，非言語親和表達也會增加[2]。
  • 公理3：信息尋求：在初次互動時，互動者通常會提出問題，且這些問題可能只需要簡短的回答，例如詢問對方的職業、家鄉或曾居住的地方等[17]。如果某一方對彼此間的互動依然感到不確定，那麼另一方通常會分享較少的敏感或個人的信息[18]。較高的不確定性會促使信息尋求行為的增加，而隨著不確定性降低，信息尋求的行為也會隨之減少[2]。
  • 公理4：溝通內容的親密度：高不確定性會導致溝通內容的親密度降低，而低不確定性則會提升溝通的親密度[2]。例如，在初次互動中，溝通內容往往涉及低親密度的信息，如人口統計數據，而非高親密度的內容，如個人態度和觀點[17]。
  • 公理5：互惠性：互惠性指的是互動者期望對方分享類似信息的程度，即當某人分享了信息時，另一方也會分享類似內容[19]。高不確定性會導致頻繁的互惠行為，而低不確定性則會導致較少的互惠行為[2]。伯格和卡拉布雷斯認為，減少彼此不確定性的最簡單方式是以相同的速度交換相似的信息，隨著不確定性的減少，雙方對稱交換信息的需求也會隨之降低[17]。
  • 公理6：相似性：人們之間的相似性能夠減少不確定性，而差異性則會增加不確定性[2]。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性會導致不確定性增加，因為隨著差異性的增加，人們對他人行為的解釋可能變得更多樣，從而出現更多不同的解釋方式[17]。共享相似的興趣可以涉及多個話題，包括個人事務，如觀點等[20]。
  • 公理7：好感度：不確定性水平的提高會導致好感度的降低，而不確定性水平的降低則會提高好感度[2]。一些理論家提供的證據表明，相似性與好感度之間存在正向關係。通常認為，如果交談雙方彼此有積極的感覺，那麼整體的不確定性水平會大大降低，且雙方的交流次數也會顯著增加[20]。根據公理6，人們傾向於尋找與自己相似的人以減少不確定性，這種選擇傾向通常會增進互動雙方的好感[17]。

根據進一步的研究，理論中增加了兩個額外的公理，第8個公理由伯格和古迪昆斯特於1991年提出，第9個公理由紐利普和格羅斯科普夫於2000年提出：[2]

  • 公理8：共享網絡：共享的溝通網絡有助於減少不確定性，而缺乏共享網絡則會增加不確定性。這個公理源自伯格和威廉·B·古迪昆斯特於1991年進行的研究，該研究探討了關係發展到初始階段後的情況[2]。
  • 公理9：溝通滿意度：不確定性與溝通滿意度之間存在反向關係。溝通滿意度反映了個體在溝透過程中對溝通目標是否實現以及期望是否得到滿足的情緒反應。詹姆斯·紐利普和埃里卡·格羅斯科普夫在2000年提出了這一公理，這一公理十分重要，因為它將不確定性與溝通結果相關的具體因素聯繫了起來[2]。

凱西·凱勒曼和羅德尼·雷諾茲研究了促使人們減少不確定性的因素，包括目標行為的偏離性和激勵價值。根據他們的研究，提出了兩個額外的公理：[9]

  • 公理：隨著目標行為偏離性增加，不確定性水平會提高。
  • 公理：目標的激勵價值越大，個體的不確定性水平越低。

隨著理論在其他領域的擴展，學者們也提出了更多附加公理[7]。例如，西奧多·阿夫季吉在對已婚夫婦的研究中得出的結論可以視作一個公理：「……隨著配偶之間的不確定性減少，他們在情感和社會支持方面的反饋也隨之增加。」[21]

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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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格和卡拉布雷斯根據他們最初的七個公理演繹出了以下定理：[22][23]

  • 言語溝通與非言語親和性表現、親密程度、相似性和好感度呈正相關，而與信息尋求和互惠性呈負相關。
  • 非言語親和性表現與言語溝通、親密程度、相似性和好感度呈正相關，而與信息尋求和互惠性呈負相關。
  • 信息尋求與互惠性呈正相關，而與言語溝通、非言語親和性表現、親密程度、相似性和好感度呈負相關。
  • 親密程度與言語溝通、非言語親和性表現、相似性和好感度呈正相關，而與信息尋求和互惠性呈負相關。
  • 互惠性與信息尋求呈正相關，而與言語溝通、非言語親和性表現、親密程度、相似性和好感度呈負相關。
  • 相似性與言語溝通、非言語親和性表現、親密程度和好感度呈正相關，而與信息尋求和互惠性呈負相關。
  • 好感度與言語溝通、非言語親和性表現、親密程度和相似性呈正相關，而與信息尋求和互惠性呈負相關。

整體來看，這些定理為分析和預測了解一個人的過程提供了框架[17]。

表格：不確定性降低理論定理

言語溝通 非言語親和性表現 信息尋求 親密程度 互惠性 相似性 好感度
言語溝通 + - + - + +
非言語親和性表現 + - + - + +
信息尋求 - - - + - -
親密程度 + + - - + +
互惠性 - - + - - -
相似性 + + - + - +
好感度 + + - + - +

降低不確定性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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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伯格和卡拉布雷斯的觀點，不確定性降低有兩種類型，每種類型的過程不同。基於這兩種類型的區別，他們認為在人際溝通行為中至少有兩種不同的作用。首先，溝通行為本身是我們試圖預測和解釋的內容。其次，溝通行為是我們用來預測和解釋他人反應的關鍵[17]。

主動的不確定性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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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的不確定性減少指的是在互動之前預測對方可能會採取的行為，這是一種戰略性的溝通規劃[17]。在初次見面時，人們會根據之前獲得的陳述、觀察或信息，預測對方可能希望聽到的內容。然而，初次互動過後情況會發生變化，交流內容的深入程度、非言語的交流方式以及溝通者之間的互惠性都會有所調整[24]。

事後的不確定性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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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不確定性減少是指個體在與他人互動之後對互動過程中他人的情況進行分析，即解釋他人的行為並分析他人為何做出該行為[17][2]。例如，如果一名老師看到自己的學生在課堂上回答問題時聲音顫抖，老師可能會推測這位學生在面對提問時會感到緊張。

人際關係的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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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格和卡拉布雷斯將陌生人之間的初次互動劃分為三個階段：初識階段、關係深化階段和結束階段。每個階段都包括一些互動行為，這些行為作為喜好和不喜好的指示符[17]。了解人際關係發展的周期是研究人們如何尋求減少對他人的不確定性的關鍵[25]。

  • 初識階段：人際關係發展的進入階段以行為規範為特點。這意味著個體在開始互動時會遵循一些隱性和顯性的行為規範，例如禮貌地問候對方或在對方開玩笑時表現出輕鬆的笑容，人們通常會透過類似的交流方式來獲取對方的基本信息。互動的內容往往會受到文化背景的影響。隨著陌生人之間的互動進入第二階段，彼此的參與程度將會增加[17]。
  • 關係深化階段：這一階段開始出現在陌生人開始探索彼此的態度和信念的時候。雙方通常在經過幾次進入階段的互動後會進入這一階段。在這一階段中，人們會探詢對方的價值觀、道德觀和個人問題。隨著信息披露的增加，情緒的投入也往往會增加[17]。
  • 結束階段：當雙方的互動進入這一階段時，他們將決定是否繼續發展關係。如果雙方沒有建立起相互的好感，任何一方都可以選擇不再繼續將這段關係進展下去[17]。

例如：羅布·格雷斯和Jason Chew Kit Tham在文章《將不確定性減少理論應用於危機溝通：技術傳播者的指南》中討論了COVID-19大流行期間市政府官員與市民進行危機溝通的三個階段。在第一階段，市政府官員透過增加危機溝通的頻率，每周召開五場新聞發布會，解釋近期發生的事件，並為市民提供相應的信息資源。在第二階段，官員們透過在市政府官網上增設常見問題解答板塊和COVID-19信息面板，並在八場新聞發布會及市議會會議中回答市民提出的問題，以此來關注市民的需求以及市民在疫情期間的經歷。在最後階段，官員們舉辦了兩場新聞發布會，詳細說明了在分階段重新開放過程中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官員各自承擔的職責和扮演的角色[26]。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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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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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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