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正政变
文正政变,是指发生在文正元年(1466年)九月六日,室町幕府第8代将军足利义政的亲信伊势贞亲和季琼真蘂等人因遭诸大名反感而下台的事件。经此政变后,义政无法继续以亲信为中心进行亲政,剩余的诸大名则持续围绕着将军继承人的问题,逐渐分成两派,最终并引发应仁之乱。
经过
[编辑]背景
[编辑]将军足利义政试图建立将军专制政治,于是重用乳父兼政所执事伊势贞亲和鹿苑院荫凉轩主季琼真蘂,并尝试介入诸大名的家族事务。享德三年(1454年),畠山持国之庶子畠山义就与侄子畠山政久(弥三郎)为争夺畠山氏继任家督之位发生争斗,管领细川胜元与有力大名山名宗全支持政久,而义政则选择支持义就,希望能借助畠山氏的势力来制衡细川氏及山名氏[1]:281-285[2]:109-111。在义政的干预下,义就于同年十二月十三日进京,政久势力没落。次年(1455年)三月,持国逝世,在义政的认可下,义就继任家督,并成为义政近臣[1]:283-285[2]:109-111;124-125。
此外,义政还推行“寺社本所门迹领以下”的不知行地“还付政策”(‘杂事记’长禄二年三月十七日条)[3]。该政策主要目的在恢复寺社本所领,并限制守护与国人的联系。长禄二年(1458年)二月,义政发布御教书,将相国寺和鹿苑院无法实际支配的领地(不知行地)归还给寺社。随后,越前国也开始进行所领归还。幕府派遣幕臣担任寺社领的代官,进而对这些归还的领地进行直接支配(直务),从而加强了对寺社领地的影响[1]:289-291。同年九月,义政命令越前、尾张、远江守护斯波义敏及奥州的大名动员军队,讨伐在关东叛乱的古河公方足利成氏 [4]。
然而,这些计划最终都未能成功。先是义就假藉义政之命在南山城、大和国持续扩张自己的势力。只是义就此举在义政眼中只是无意义的添乱行为,他也因此渐渐失去义政的信任[5]:73。随着山名宗全复权(宗全此前因支持政久,而遭义政讨伐,经细川胜元调停,宗全将家督让与嫡子山名教丰后前往但马隐居)[5]:71,寛正元年(1460年)九月,义就被迫将家督之位让给政久之弟政长 [6],并被流放吉野。而得到胜元支持的政长也于寛正五年(1464年)成为继任管领。紧接着,关东征伐也出现问题。因义敏与其执事-越前守护代甲斐常治发生对立,故而未遵从义政命令前往关东,反而优先讨伐支持常治的一派( 长禄合战)。震怒的义政因此追讨义敏,并让义敏之子松王丸接替家督,义敏随后逃至周防投靠大内教弘[7]。也由于斯波军未能按照命令出征关东,致使奥州诸大名对幕府失去了信任,从此奥州大名未再听从幕府的命令,且也未再出兵前往关东。
上述接连的失败政策也让义政开始改变方针,并试图组建新的派阀。
介入守护大名家务
[编辑]寛正二年(1461年)八月,义政决定更换斯波氏家督,松王丸遭到废除,义政改立来自渋川氏的义廉为斯波氏新任当主。此举可说与幕府的关东政策息息相关。在骏河守护今川范忠归国后,负责统治关东事务的堀越公方足利政知(义政异母兄)面临军事力量不足之困境,而义廉生父渋川义镜恰为政知之执事,因此义政有意让义镜以斯波氏当主父亲的身份来动员斯波氏远江国的军力[8]。然而,到了宽正三年(1462年),义镜做为幕府方,却在关东与古河公方对立,并与扇谷上杉氏因争夺相模地区的权益发生冲突。义镜最后失势,也使得立义廉为当主的意义逐渐消失。
宽正四年(1463年),因生母日野重子去世,义政于同年十一月在替母亲举行百日供养法会时,实行了大赦,畠山义就以及斯波义敏从而遭到赦免[5]:79。随后,在宽正六年(1465年)十月,义政应细川胜元的请求,对伊予的河野通春进行讨伐,并下令讨伐支持通春的大内政弘(教弘之子)。只是,大内氏是支撑幕府军事力量与财政的重要存在,因此义政背地里却又支持着政弘[1]:301-302。通过贞亲和真蘂的牵引,义政命令先前投靠在教弘麾下的义敏回京。义敏于十二月廿九日上洛,并在次日与生父斯波持种一同与义政会面(《荫凉轩日录》和《大乘院寺社杂事记》记载该会面发生于廿九日),最终义敏在名义与实际上都得到了赦免。然而,义廉在得知此事后,便迫使义政在三十日下达命令,宣告会由义廉继续掌控斯波氏领国,并禁止义敏的部下擅自行动,随后幕府奉行人也发出了相关的奉书。收到奉书后,兴福寺(在越前国拥有庄园)的寻尊对义政的行动表示困惑,并在《大乘院寺社杂事记》中写道:“上意的命令过于草率,未能理解其真正意图”(宽正六年十二月廿九日・三十日条)[9]。
只是,到了文正元年(1466年)七月廿三日,义廉还是遭到罢免,斯波氏的家督之位重新回到义敏手中。同年七月三十日,义政赦免了大内政弘。而义政这一连串举动的真正意图,是通过赦免曾经反叛并成为敌人的三人,来对抗胜元与宗全的大名联盟,并试图将他们拉拢至幕府派系中[2]:169-174;177-178[10]。
反抗与合纵连横
[编辑]然而,义廉对义政的行动表示反对。当初,为了加强关东堀越公方之军事力量,义廉因此被任命为斯波氏当主。在其生父义镜失势后,义政又指派义廉去与斯波氏同族、奥州探题大崎教兼进行联络,但未能成功。于是,义政决定让与教兼关系友好的义敏复职(义敏任家督时,教兼系通过他与幕府进行文书往来)[11],并将其赦免。感受到危机的义廉为阻止义敏复职并防止自己遭废除,遂开始积极与其他大名进行结盟。
宽正六年(1465年)九月廿一日,义政前往大和参拜春日大社,义廉也与家臣朝仓孝景一同随行。在此期间,支持义就的大和国人越智家荣与义政会面。而早在同年八月,义就起兵时,朝仓孝景就曾赠送过太刀给义就。到了翌年(1466年)五月,义就派的大和国人古市胤荣成为义廉部下。因此,虽然义就已被赦免,并处于隐匿状态,但可以推测义廉利用了春日大社参拜的机会,与越智家荣和古市胤荣建立了联系,成功将义就拉拢到自己阵营。八月,大内政弘渡海至伊予并反叛幕府,政弘的义理祖父山名宗全(政弘生母为宗全养女)与其联手,又透过越智家荣的牵线与义就建立了联系。随后,宗全之女与义廉订婚,山名派的结盟也因此开始成形[2]:184-189。
政变
[编辑]反对斯波氏当主更替的宗全,与一色义直和土岐成赖一起支持义廉。然而,义政于文正元年(1466年)八月廿五日将越前、尾张、远江三个国的守护职授予斯波氏当主义敏,并让义敏父子出仕幕府[12]。
九月,伊势贞亲向义政诬告义政之弟义视正在策划谋反,并要求义政将其处决。然而,在九月五日夜晚,义视进入胜元的宅邸,向胜元寻求帮助。次日,胜元与宗全等各大名向义政表达了抗议,贞亲、真蘂、义敏以及赤松政则因被追究罪责而逃离京都[5]:83-84。义敏因为家督问题与贞亲和真蘂有所联系,而政则则与真蘂同族,且真蘂曾参与赤松氏的再兴。
此外,奉行众的有力人物如摄津之亲、饭尾之种等也遭到追放。进一步地,诸大名要求将伊势氏彻底驱逐幕府,但义政反对这一要求,并强迫诸大名接受贞亲的嫡长子伊势贞宗继任政所执事一职[13][5]:84。
政变之后
[编辑]失去侧近的义政无法再进行独立政治,幕府政务逐渐转向以诸大名为中心的体制。也由于义政一度放弃政务,诸大名暂时让义视作为代理人来处理政事。然而,义政最迟于10月左右,因后土御门天皇举行大尝祭之故,重新开始执行政务[14]。
政变后的九月十四日,斯波氏家督由义廉重新继承;另一方面,在八月廿五日义敏被任命为三国的守护之际,义就在吉野起兵,并进攻政长的河内领地。幕府决定出兵讨伐义就,但义就得到宗全和义廉的支持,于十二月进军上洛,并于次年一月五日被承认为畠山氏家督。一月八日,政长遭罢免管领职位,义廉接任成为新管领[15]。十八日,义就与政长在上御霊神社爆发激战(御灵之战),最终政长败北,后藏匿在胜元宅邸中[16]。
此次政变意义在于,义廉因感受到义政和贞亲等人推行的关东政策可能会导致家督替换的危机,于是将义政政策下被赦免的义就拉拢过来,并与宗全结盟,组成了新的派阀,同时将贞亲、真蘂、义敏等人排除在外。此外,宗全等人认为,在胜元担任管领期间(1452-1464),曾发生家督替换的事情,因此怀疑胜元可能参与其中,这也加剧了与胜元之间的对立,成为派阀形成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胜元因政长被罢免而感受到危机,为了报复,便促使诸大名上洛,最终导致了应仁之乱的爆发[1]:303-305[2]:191-203。
关于应仁之乱的起因,普遍认为是义政正室日野富子为了让自己的儿子足利义尚能够对抗义视,请求宗全成为义尚的后见人,从而与义视的后见人胜元发生冲突。然而,在义尚诞生前,宗全等山名派已经开始形成,因此也有其他不同看法[2]:188-190。根据其中一种说法,当时义政、富子、义视等足利将军家成员与细川胜元、山名宗全等有力的守护大名之间,其实已经达成在义尚长大前,由义视作为过渡人选的共识。然而,负责养育义尚的伊势贞亲对此表示反对,并试图将义视排除,这被认为是文正政变的根本原因[17]。另一方面,也有观点认为,政变的结果让义政被迫放弃政务,尽管这是暂时的,但义视和诸大名开始掌控政务,这让富子对义尚未来的处境感到不安,因而开始寻求对抗义视的对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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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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