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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湖南省抗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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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春夏之交，中華人民共和國爆發全國性抗議運動，史稱六四事件或八九民運，中國官方稱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期間湖南省各地也有抗議、遊行、罷課、集會及其他政治表達行為。這些活動多由學生、工人主導，也包含市民等群體發起，與全國範圍內的抗議相呼應。

長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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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去世後，湖南師範大學、國防科技大學、中南工業大學等校學生連日以各種形式悼念。4月22日晚，長沙發生騷亂。據當時中南工業大學研究生會主席盧四清回憶，22日晚前往衝擊湖南省政府的人來自胡耀邦的家鄉瀏陽，有數百人乘車抵達長沙，衝擊遭公安阻止。隨後，在場的長沙大學生也加入鄉民的行列，衝撞湖南省政府。當時的公安對大學生有顧忌，不敢阻止，以致全部人衝進省政府。示威者後來受到成功衝進省政府的刺激，開始在街上發洩不滿，破壞商店。湖南省委主要負責人也在場[1]。據《人民日報》報導，事件中有98人被捕，其中有工人32人，進城務工的農民26人，個體戶6人，社會閒散人員28人，學生6人（其中中學生5人、中專生1人）[2]。4月25日晚，中南工業大學七個系的學生會主席在21時準備開會，要採取行動聲援北京學生，進一步擴大事態，被學校有關部門制止[2]。

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認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當中特別提到22日長沙的騷亂，指「長沙發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搶、 燒的嚴重事件」。有湖南民運人士後來認為長沙22日的騷亂對鄧小平決定強硬應對學運有導火線作用，「歷史是偶然的還是必然的？如果省委主要負責人立即採取行動去制止砸商店的，很可能就沒有『4.26』社論」[1]。四二六社論後，在長沙高校也出現了反駁《人民日報》社論的大字報[2]，有人指「從此以後組織者十分小心，不要給當局以鎮壓的口實」[3]。4月27日，中南工業大學、湖南大學、湖南師大等校逾4名學生上街遊行，引起上萬人圍觀。下午遊行隊伍到達省政府門前，呼喊「耀國興邦」、「聲援北大」、「民主萬歲」、「打倒官僚」等口號。經疏導後，遊行學生離開現場回校[2]。由於對4月29日北京學生與袁木對話的不滿，示威活動持續進行[4]。一些高校發現亦有北京學生來串聯。一名北大學生在湖南醫科大學介紹北京學運情況，校保衛處當即制止。這名學生指與他同車到達長沙的北京學生有37人，分住在湖南大學、中南工業大學、湖南師大等校[2]。

到5月4日，長沙大約有6,000名學生向人們分發傳單，尋求農民、工人和企業家的支持。高校出現了呼籲學生五四上街遊行的大字報和傳單[5]。據報道，5月13日，長沙出現絕食抗議[6]。期間，長沙高校學生和工人相繼成立「湖南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長沙工人自治聯合會」。有人打出「同學們工人支持你們」的標語。據當時在湖南醫學院任教的美國人回憶，「全國各地的人們都站了起來，大聲疾呼。他們要求自由和保障基本人權」「很多市民手持相機拍攝學生的遊行示威，甚至用磁帶錄下抗議者的演講」[3][7]。

5月17日，湖南大學、湖南師大、中南工業大學等20多所高校1萬餘人上街遊行聲援北京絕食學生。湖南日報、湖南人民出版社等單位部分人員參加遊行。部分學生衝進了湖南省委辦公樓。「湖南日報聲援團」在省委辦公樓前宣讀《呼籲書》，要求承認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承認高校學生自治會，保障新聞、出版自由[2]。其中湖南中醫藥大學學生身穿白衣大褂，有1500名，佔了全部人數的一半[3]。

5月18日，長沙繼續有大量學生示威，聲援北京學生。此後前往北京製造著名毛像污損案的魯德成、喻東嶽和余志堅也有份參加[8]。但由於覺得示威學生的口號過於空泛，使得余志堅提議3人自行擬定口號，之後他們以「結束一黨專政，實現民主制度」作為橫幅文字、而在紙上寫下「恢復真正共和政體，打倒官僚統治」和「還政於民、還權於民、還自由於民。把封建制度送進歷史的垃圾堆！」等標語，之後3人署名為「湖南聲援團瀏陽分團」參與[9][10]。

5月19日，有2至3萬名來自高中和大學的學生參與遊行。在參與絕食抗議的300名學生中，有26名學生在中午昏倒，據報道，一名學生試圖用頭撞牆自殺。[11]20日，3所高校的4000多名學生遊行到市政府，呼喊「反對獨裁」、「反對法西斯」、「打倒李鵬」等口號。21日，高校和社會其他各界共約10萬人上街遊行，反對北京戒嚴，聲援北京學生[2]。5月24日，長沙二十六所高校和十多個工廠、機關、社會團體兩萬多人上街遊行。[12]6月1日，又有300名學生來到政府大樓前絕食抗議。[13]

6月4日，大約500名學生聽說北京發生的軍事鎮壓行動後，朝火車站進發。很多人「對這個消息感到不安和憤怒」[7]。當天晚上，他們在車站周圍放上花圈哀悼在北京遇難的學生。湖南大學、鐵道學院近千名學生沖入長沙火車站，並臥軌攔車，企圖進京，造成京廣鐵路中斷。[14][15]5日，20所高校逾2萬名學生上街遊行，呼喊「討還血債」、「報仇」等口號，一些學生和市民在路口繼續設置路障，並控制了主要的十字路口，使得鐵路和交通陷入癱瘓[2]。據目擊的美國訪問人員回憶，長沙抗議者「為自己的城市感到自豪，學生、工人、老百姓，他們冒着巨大的風險去呼籲民主和自由。他們想讓世界知道這些」[7]。

6月7日，學生、工人和普通居民繼續封鎖了長沙市內交通，鐵路疏通幾小時後又被堵塞。次日，示威者過去兩天所設置的路障大都已被清除，但火車運行仍被打亂，無法恢復正點行駛。高校學生和社會各界人士逾萬人在火車站廣場開追悼會，悼念北京死者，許多人發言抨擊北京部隊，有人稱「中央電視台播放的《暴亂真相》和袁木講話全是假的」[2]。

其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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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晚10時，湘潭大學千餘人聚集，唱着《國際歌》走出校門，至次日凌晨2時，約300名學生抵達湘潭市委、市政府[2]。4月22日晚，郴州師專學生以學校提前5分鐘熄燈為由，拌瓶子、砸凳子（影射鄧小平)，有的呼喊「胡耀邦萬歲!」，有的點燃澆上松節油的拖把從四樓往下扔。24日晚至25日晚，郴州學生繼續砸瓶子、打玻璃，乃至揚言要砸店子，上訪遊行，「響應北京的罷課周」[16]。

四二六社論發佈後，邵陽發生了第一批示威活動。[17]益陽街頭亦陸續出現支持學生運動的標語和傳單，示威者高喊「打倒官倒，新聞自由」、「打倒鄧小平」等口號，並有人計劃籌辦「無需黨審查的新聞和評論」的「益陽民報」[18][19]。

5月，瀏陽市的青年魯德成、喻東嶽和余志堅從湘潭出發前往北京，並最終在北京製造了著名的毛像污損案[20]。5月17-20日，常德市大、中專學生連續數日上街遊行,聲援北京絕食請願學生。當局指常德城區遊行人數最多時達15,000人[21]。5月19日，邵陽有10000多名示威者和圍觀者來到城市廣場。據報道發生了財產損失事件，有的甚至試圖通過破壞窗戶和前門闖入市政府大樓。大約有45人被捕，其中12人被立即釋放。參與破壞的人都不是學生。[11]

5月18、19日多所學校師生上街遊行。郴州師專、郴州師範、電大郴州分校、郴州衛校、地區商校、地區進修學校等幾所大中專學校7000餘人打着100多條橫幅和上千面小旗，呼喊「要民主、要自由」上街遊行。「吟行詩社」等三個自發社團人員也打着橫幅加入遊行隊伍中。沿途呼喊「改組政府，修改憲法」、「打倒獨裁」、「反對專制」、「聲援北京學生」等更有反政府色彩的口號[16][22]。工運人士李旺陽等亦在期間組織了「邵陽市工人自治聯合會」（邵陽工自聯），組織罷工示威支持運動（李因後來六四事件23周年不久在邵陽去世而著名）[23]。益陽市有學生組織五千多人的遊行隊伍，併到中共益陽市委與市政府請願。在場有人為學生捐款[19]。

5月20日，北京宣布戒嚴之後，各地的示威者繼續增多。在益陽，抗議的學生和市民將一輛公共汽車停在益陽資江大橋的中央截斷了往來雙向交通，「319」國道因此無法通行。示威者在公車上唱「團結就是力量」等歌曲，在場有數百武警頭戴鋼盔戒備[18]。5月20日上午，郴州師專發現有人用報紙寫的5條標語:「打倒鄧小平」、「讓李鵬滾蛋」、「到東風廣場絕食去」，22日該校有5個班罷課[16]。

5月24日，官方稱衡陽市區兩輛小車被一些不法分子推翻、砸爛，一些水果攤點被搶。後公安機關抓獲一些打砸搶燒犯罪分子。[12]同日，中國公安部指湘潭市四輛過路汽車被推翻；岳陽市南區公安分局一輛三輪摩托車被一些不法分子推翻燒毀。後公安機關抓獲一些打砸搶燒犯罪分子。[12]

六四鎮壓後，6月4日，郴州師專校園裏發現「高舉已久的屠刀終於落下」、「絞死李鵬」、「絞死鄧小平」的大字報。當晚10時至12時，郴州師專約400人舉着「打倒官僚、打倒官倒」的橫幅，呼喊「打倒李鵬」、「打倒鄧小平」、「血債要用血來還」等口號上街遊行，圍觀群眾達5000餘人。遊行隊伍所到之處，都有人放鞭炮，還有10多台的士主動為遊行隊伍鳴鑼開道[16]。

6月5日上午十一時十五分，衡陽醫學院、工學院等兩千多名學生砸爛衡陽車站候車室的門進入站台，在一至五道設置枕木，使廣州至北京的列車受阻，始發的列車被迫停車，一些學生還將一個大花圈放置在機車頭上。[24]6月5日上午，郴州師專1500多名學生，頭扎白布條，胸戴白紙花，打着「絞死李鵬、鄧小平、楊尚昆」的小三角旗和漫畫上街遊行。下午3時郴州師範、工業學校、郴縣農校400餘人匯集一起上街遊行。同日桂陽縣二中30名青年教師戴上黑紗準備上街遊行。官方指郴州市區6月5-7日連續三晚「發生嚴重打、砸、搶事件」，「公安處防暴機動隊……三晚共現場抓獲鬧事為首分子27人。8日以後郴州市區又恢復往日的平靜」[16]。

6月6日岳陽、衡陽、郴州等地學生在火車站臥軌攔車，引起上千名群眾圍觀，致使京廣鐵路中斷運行10多個小時，湖南段100多列列車被阻，滯留旅客5萬多人。郴州市政府派人到火車站進行溝通，19時左右，郴州師範、郴州師專、郴州財稅學校共50多名學生離去[16]。6月7日凌晨，常德師專、高專數百名學生衝上玩水大橋遊行靜坐,中斷交通達8小時,堵塞車輛2,280多輛次[21]。

6月9日，湘潭大學繼續有學生到湘潭電機廠、電纜廠門前靜坐，鼓動工人罷工[2]。6月10日，1000多移民聚集在資興市老市區抗議，有人揚言要炸掉東江水庫大壩，官方指其進行「打、砸、搶活動，造成直接經濟損失40餘萬元……黨政和公安機關抓獲打、砸、搶分子44名」[16]。

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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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中美合作的雅禮協會突然通知人員撤離，美國訪問人員亦被長沙市民告知「[離開後]一定要告訴世界長沙發生了什麼……如果不這樣做的話，世界可能永遠不會知道這裏曾發生的事情」。當時正在長沙親歷事件的美國學者吳玉婷（Andrea Worden）也在離開之後，向外界披露長沙的示威情況，並稱「如果我或其他當時在長沙的其他外國人選擇閉口不談，那麼1989年長沙發生的事情可能會被遺忘，或被中共完全抹去……我有責任告訴全世界長沙發生的事情，以抵抗中共無情的讓人們『強制失憶』的努力」[7]，吳亦認為雖然運動期間很多人通過攝影、攝像和錄音記錄了很多長沙的抗議活動，但「保留這些資料十分危險，想必大多已經被銷毀」[3]。

六四事件後的數個月，湖南某機電安裝公司仍出現五條支持民運的標語，諸如：「血腥屠殺慘無人道」、「善良的中國人民不需要君主和暴力」、「反對獨裁、要求民主」、「中國政府指使中國軍隊鎮壓中國人民可恥」、「三千多人的絕食，換來了無辜鮮血的白流，誰之錯？」等[25]。

8月24日，益陽城內繼續有五個中學生張貼反對中共鎮壓，乃至攻擊領導人的標語，包括「打倒鄧小平」、「打倒李鵬」、「鎮壓學生罪該萬死」、「愛國學生萬歲」等。湖南省政府非常重視，並成立100多人的「824」專案組，限期破案，認為是「反革命標語」大案。專案組將標語的照片發放到全市的每一個居委會和單位希望以筆跡查人，又在張貼標語的三公里範圍內規定，十六歲以上人人須去居委會寫毛筆字核對筆跡。由於參與者當時只有12歲，直到1994年相關參與者龔與劍等人才因為年滿16歲而被通過筆跡抓獲，期間數年他們仍然在市內張貼了很多標語。參與者被捕後送勞動教養，當局指其「書寫數張針對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反動標語，分別張貼在益陽市城內地段的電桿和牆上」。龔等人亦在獄中受到虐待[26][27]。

相關的示威者和參與者，在事後亦被中國公安和司法機關處置，或遭到所在黨組織的處分和開除。邵陽工自聯的李旺陽等人因為組織當地的悼念活動，被判進入當地龍溪監獄服刑，李亦因「態度頑固」而被毆打和施加酷刑[23][28]。一名益陽市政府幹部在學生包圍市委市政府的期間，帶領學生到政府的內部文印室，給學生送紙張、油墨和手搖式油印機，因此被送入「學習班」與「留黨查看」，並得到「躲藏在益陽市委的鮑彤」的外號[19]。湖南大多數因示威而被判刑和勞教的犯人集中關押在省第一監獄,龍溪監獄和湖南開關廠勞教場，包括喻東岳、柏小毛、唐柏橋等近五六十人。其中湖南省第一監獄位於洞庭湖中,是一個名叫赤山的山形小島，以生產起重電機聞名,對外稱湖南電機廠[29]。

郴州的李金鴻、陳學金、李鬱民、寶源煤礦蔣復興、唐洞煤礦柏小毛等人曾參與郴州的示威活動，他們在六月底成立「民主書法沙龍」 ,宣傳「自由價值觀念」,悼念六四死者並撰寫標語,四處張貼,引起當局高度緊張。因組織嚴密,他們得以繼續活動了幾個月。受東歐劇變鼓舞，他們正式組建了「民主中國陣綫山地支部」 ,組織印發了大量傳單和標語、資料[29]。1990年1月，中國當局指資興正式破獲這起「反革命集團案」，指「繳獲反動傳單367份和爆炸作案工具」[16]。蔣復興、李金鴻、柏小毛、陳學金、李鬱民共五人被郴州地區中級法院以「反革命集團罪」判刑[29]。柏獲刑七年，1995年獲釋[30]。

另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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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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