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直轄采邑

1646年，費迪南三世確認了德國不來梅市的直轄地位。

帝國直轄采邑（德語：Reichsunmittelbarkeit 或 Reichsfreiheit）指在神聖羅馬帝國內，一個領地直接隸屬於皇帝與帝國（Kaiser und Reich），而無須通過任何中間領主管轄的法律地位；反之，未獲此地位者則被定義為「間接屬權采邑」（mittelbar）。

擁有帝國直屬采邑的實體享有一種憲法意義上的特殊領土權威，稱為「領地國家主權」（Landeshoheit）。這種權利近乎於完全主權，但因領地國家的統治者仍需對帝國制度與帝國法負責，故並非真正獨立。至近代早期，帝國境內存在逾1800個直屬領地，規模懸殊——既有奧地利、巴伐利亞、薩克森與勃蘭登堡等廣袤邦國，也有數百個僅數平方公里甚至更小的帝國騎士領地（此類微型領地在數量上占據絕對優勢）。

界定

帝國直轄采邑的判定標準隨時代變遷而模糊難辨，尤以中世紀為甚。就城市而言，其地位相對明確：帝國自由市（Reichsstädte）直接受皇帝司法管轄與徵稅，首份權威名錄可見於1241年的帝國稅冊。對於貴族階層，是否獲封帝國采邑及是否出身顯赫世家被視為直屬權核心標準。然至中世紀晚期，伯爵雖常從鄰近諸侯處獲得封地，仍普遍被認定為直屬帝國。

主教的直屬權則自動生效於其獲封主教采邑（Hochstift）並被授予豁免特權之時。修道院長的地位則較為曖昧——部分雖被承認為直屬，卻未直接受封於皇帝。總體而言，中世紀直屬權的正式授予相對次要，關鍵在於能否在權力博弈中捍衛自身訴求。

自腓特烈·巴巴羅薩（1152–1190年在位）統治時期起，諸侯與皇權關係逐步重構。巴巴羅薩將直屬封臣限定為大主教、主教與帝國修道院長（約90人），同時將部分公爵、邊疆伯爵與伯爵擢升為帝國顯貴諸侯（maiores imperii principes）。這些顯貴與皇室侍從（需在宮廷行效忠禮）及效忠皇室的自由市共同構成直屬封臣體系。13世紀以降，諸侯通過迫使其他領主成為其附庸並納入自身領地（領地化），逐步切斷後者與皇權的直接法律聯繫，使其淪為"間接屬權"。這種排他性策略強化了諸侯集團的壟斷地位。

中世紀盛期，主教、修道院長與自由市作為直屬的主要受益者，需承擔嚴苛義務：向皇帝繳納賦稅、提供兵役與行宮接待。然而自13世紀中葉的大空位時代起，隨着皇帝權威式微（其權力逐漸局限於執行帝國議會立法），直屬實體反而獲得原屬皇權的廣泛權利。這種權力轉移標誌着帝國從中央集權向複合主權體系的深刻轉型——昔日作為皇權紐帶的直屬權，最終演變為諸侯割據的合法性基石。

代表權與等級體系

部分直轄采邑享有親自出席帝國議會（Reichstag）並行使獨立表決權（votum virile）的特權，主要包括：

• 七大選帝侯：由1356年《金璽詔書》確立的選侯集團；包括美因茨選帝侯、科隆選帝侯、特里爾選帝侯、勃蘭登堡選帝侯、薩克森選帝侯、普法爾茨選帝侯及波西米亞王國。
• 其他世俗諸侯：公爵（Dukes）、邊疆伯爵（Margraves）、方伯（Landgraves）等；
• 教會諸侯：主教親王（Prince-Bishops）、修道院長親王（Prince-Abbots）及教務長親王（Prince-Provosts）。

以上群體統稱為帝國政治體（Reichsstände），與99個直屬伯爵領、40個直屬修道院（含男女修道院長）及50個帝國自由市共同構成議會成員。其中自由市以「城市聯盟」形式僅享有一個集體表決權（votum curiatum）。

帝國騎士團（Reichsritter）以及部分修道院與小領地雖具直屬地位，卻無議會代表權。這些實體多為中世紀盛期直屬皇權的殘餘領土，後多被抵押給諸侯管轄。

某些「親王」頭銜持有者雖名義上直屬皇帝，實則極少行使權利。例如基姆湖（Chiemsee）、古爾克（Gurk）與塞考（Seckau）的主教，在法理上是帝國親王，但實際從屬於薩爾茨堡大主教親王（Prince-Archbishop of Salzburg）的權威之下。這種名義與實質的割裂，深刻反映了帝國權力結構的鬆散性與等級體系的複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