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广东省抗议活动

1989年春夏之交，中华人民共和国爆发全国性抗议运动。期间广东省各地也有抗议、游行、罢课、集会及其他政治表达行为。这些活动多由学生、工人主导，也包含市民等群体发起，与全国范围内的抗议相呼应。

全广东抗议的高峰发生在五月中下旬，并因19-20日中国总理李鹏发表讲话、北京宣布戒严等事件而达到高峰。5月17日，中山市孙文学院有数十师生在市区游行声援北京。5月18、19日，全广东有多个县市响应北京号召进行游行，包括在江门的五邑大学、江门教育学院，湛江的水产学院、医学院、雷州师专、湛江教育学院、湛江广播电视大学，梅州的嘉应大学，佛山的佛山大学、教育学院，兽医专科学校，珠海的教育学院、电视大学、技工学校，潮州的韩江师范、韶关的韶关大学、教育学院、曲江电大，肇庆的教育学院、肇庆师专(西江大学)，电白的师范、教师进修学校、电视大学的师生等，各地人数从近千到两千不等。在肇庆，市委书记陈邦贵、市长唐长安，在梅州，副市长何万真、游宁丰均与游行学生进行对话，梅州市委、市政府亦派出大客车送学生回校。18日，汕头市有两千多师生上街游行，并到市政府前请愿，与时任市长陈燕发对话。5月19日，佛山市政府办公室发出《关于维持佛山正常工作秩序的通知》通知，同日有数百学生在市政府前静坐。惠州从5月18-24日，连续有惠阳师专、西北纺织学院惠州分院等院校数千学生上街，市长李近维、副市长李鸿忠与学生对话。三水、茂名亦有学生响应游行。

5月24日，汕头、珠海、阳江、惠州等市继续有九所高校和十多所中学的三千多名学生上街游行、静坐请愿。东莞中学、莞城一中、理工学校、广东艺师班及华工代培班约2000名学生游行后聚集市政府门前静坐,递交请愿书,经市政府派出人员沟通后解散。佛山大学、教育学院、市农机学校、市纺织工业学校，卫生学校、南海电视大学、南海师范学校也有学生举行环市游行。

据亲历者暨南大学澳门学生萧亚群称，当时广东抗议的特点是推动改革开放议题，笼络体制内知识分子、中下层干部及新闻界参加，并借助反对“官倒”与分配不公，针对广东数千家与中央委员相关的公司，由工自联披露其“倒卖许可证、囤积居奇”等行为，鼓动工人、厂长及市民参与，同时也结合香港前途问题，提出香港高度自治与民主化，吸引港人支持，使香港媒体宣传反过来扩大参与规模。

六四清场之后，6月6日，广东至湖南方向铁路被堵，部分铁轨被撬，致使六列客车被堵，九千余名旅客被困。江门五邑大学、幼师也有上街游行，并张贴大小字报，做花圈，抗议北京镇压。6月8日，深圳、韶关、汕头一些高校学生搞“空校运动”，离校罢课不罢学。佛山大学发起组织“佛山高联自治会”。有的学校搞“追悼会”，将花圈送往烈士陵园。另一方面，由于当时中国当局的信息封锁措施，很多地方的人对北京情况并不知情。香港一些社会团体在六四后，通过长途电话致电广东各地，通知其北京镇压的信息，也有汕头市民回复港方指，因为每日收看中央电视台，而不清楚北京流血的具体情况。

深圳市抗议情况

4月25日，深圳大学学生会收到北大学生电话后，于 4月27日起罢课三天，但称“考虑到深圳外来人员多，怕被坏人利用”，不计划上街游行。5月5日，来自于深圳特区报、深圳法制报、蛇口通讯报、深圳商报、特区经济杂志社、光明日报驻深记者站、深圳电视台及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等十余家新闻单位的逾百名新闻从业者联名致电北京和上海，向5月4日参加游行的北京新闻工作者和 《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致敬”，并要求上海市委撤销对《世界经济导报》的“错误处理”，呼吁保障新闻自由，“我们需要自由的讲真话的环境”，“允许民间办报和容忍多种声音存在”。

5月17日，深圳大学三千多名学生游行到深圳市政府递交请愿书，并且由师生募捐六万余人民币和万元港币支援学运与示威。5月18日中午，“深圳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深圳高自联）在深圳大学成立，并有百余名学生宣布施食。同日包括深圳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罗征启在内的深圳大学全体中共党员通电中共中央，要求邓小平退出政治舞台。通电认为中共中央对待学运严重失误，“使国家真正地处在动乱的边缘”。深圳大学师生发起全市市民请愿运动，要求邓小平退出政治舞台，有二万人签名。19日，深圳市二百多人在市政府门前静坐，并有自称“爱国同盟”的传单写“我们要保卫民主，不要万王之王”暗指邓小平。5月18日到21日，深圳公安也全体连续四天待命，全日留守办公室应对示威游行与突发状况。

国务院总理20日宣布北京戒严后，5月22日，深圳大学成立了“声援北京紧急协调委员会”，逾三万名大中学生、记者、企业员工等各界民众在深圳大剧院广场举行声援北京学生的集会，然后沿主要街道游行，口号有“人大人大，为民说话”等，标语有“结束老人政治”、“李鹏不倒，特区无望”、“学生洒热血,争民主可歌可泣,李鹏违民心,施暴力遗臭万年”、“我为中华哭民主,不信春风唤不回”等，并散发了《告深圳市民书》、《要求罢免李鹏的总理职务致全国人大的呼吁书》等传单，当中指“李鹏背弃民意,与人民为敌,一场民主与专制、光明与黑暗的斗争劳不可免”。路透社消息称，参与游行的人数达十万，占深圳市人口 20%。香港电台广播，香港学生联合会组织一批学生，将于23日到深圳与大学生汇合后到广州。

6月2日，大公报报导深圳大学教学秩序已经基本恢复。百余名此前到北京声援静坐的深圳大学学生大部分回到学校复课。也有学生表示“正常上课不表示不关心国事”，并认为“无限期罢课并非追求民主理想的唯一方法”。

六四镇压之后，6月6日，深圳当局通知港英政府，表示车辆不能直通广州，香港车辆只能到深圳，不能进入广东其他地方。但稍后深圳又撤回通知，未有解释。有媒体报导与广州军区的调动有关。6月8日有十多所中学逾三千名学生在深圳大剧院广场集会抗议，并在市区主要街道游行，围观者有二万人。

广州市抗议情况

胡耀邦去世后，4月20日，广州部分学生在中山大学学生陈卫（来自四川）的带领之下游行悼念胡耀邦到海珠广场。广州市政府当局派警察到海珠广场环形栏杆外进行合围式警戒。陈卫是唯一发表演讲的人，题目是《海珠广场宣言》。集会结束后，以游行的方式回校。

4月22日，北京官方举行胡耀邦追悼大会。广东省市党政机关在同日上午于广州珠岛宾馆举行追悼会，由广东省委书记林若主持。数百名顾客在同日上午于广州东山百货大楼观看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隆重举行的胡耀邦追悼大会。广州各大专院校也举行不同形式追悼胡耀邦活动。当日，中山大学等校数万名学生集会、游行，有师生设置灵堂悼念胡耀邦。此后高校学生继续张贴大小字报，呼吁成立组织，制订行动纲领。有的还要进行募捐，准备到各地大学进行串联。有人在宿舍用白布制作挽联，学校饭堂前面也贴了大小字报及标语二十多张，表达希望实现民主的诉求。活动总体非常有秩序。

4月24日，北京高自联呼吁每个学生寄出十封信给全国各地，另决定派出二百至三百学生代表前往其中包括广州的全国十五大城市演讲、联络。四二六社论出台后，27日，广东省高层举行会议，强调对学生应加强疏导和对话。也有中大学生认为与政府对话应该有正当的渠道，避免过激的宣泄行动。大公报的报道则指有部分学生，尤其是重点院校的北方籍学生，更强调应肯定北京学生的“爱国热情”。重点大学校园中继续出现反贪污，反腐败，反官僚，呼吁罢课的大字报，但总体平静。广东省市党政机关举行传达四二六社论精神的会议。广州市委召开市、区（县）、街（镇）三级党委书记会议在1989年4月24日~29日。会议期间，市委书记朱森林当天在大会上宣读了四二六社论，要求“各级领导和共产党员干部及全市人民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社论的精神实质，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反对动乱”。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方苞亦在4月28日于广州珠岛宾馆向省六套班子成员通报部分省、市的抗议或骚乱情况，“传达中共中央领导的重要指示精神”。广州海珠区、天河区等党委、区政府在同日召开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中央、省、市“有关反对动乱的指示精神”。

4月29日，暨南大学研究生联名签署了“五四”大罢课倡议书。5月2日，广州当局在广州医学院会议厅举行市属高校学生纪念“五四”座谈会，市委书记朱森林，市领导张汉青、刘念祖等出席并与学生对话。广州市属高校学生代表近30人参加。5月3日，广东省委书记林若也在广州友谊剧院，由共青团广东省委、广州市委官方举行的纪念五四70周年集会中表示，理解抗议民主“消除腐败”的诉求，广东青年“应该珍惜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并希望他们“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自觉抵制可能诱发动乱的言论和行动，维护广东稳定的局势”“按照法律程序推进民主建设”。同日，广州高校爱国学生联合会（“广州高自联”）宣布成立，以此为名义印制的传单散发到各院校，准备第二天的五四游行，并提出“七点要求”作为诉求。

一、切实保障公民的新闻自由,要求新闻立法,开放报禁,恢复《世界经济导报》 总编辑钦本立的职务。

二、公布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的财产及收入。

三、对“精神污染”及“资产阶级自由化”两次运动进行重新评价。

四、要求国家安全部、统战恢部取消对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控制和监视。

五、增加教育经费 ,改善知识分子待遇。

六、尽快实现人民代表直接、自由、公正的选举。

七、要求承认学生运动的合法性、正义性。

5月4日晚，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大，广州美院、中山医科大学以及少数港澳学生等数千名学生从中山大学出发游行，学生在中大第四饭堂贴出“告中大同学书”，随后游行队伍走出校门，向海珠广场进发。在中山大学门口有数万民众围观，游行在校门口遇到警察拦阻，学生冲破警察封锁线。学生纠察队带白袖章维持秩序。警察为维持交通秩序，不准游行队伍走快车道，只能沿慢车道和人行道行进。在海珠区小港新村前，公安组成警戒线，到学生队伍到来即开路。沿途围观者数十万人，使得当晚交通堵塞。游行队伍两边由学生组成的自行车队保护，并沿途散发“告广州市民书”。学生呼喊“五四精神永存”、“拥护改革”、“打倒官倒，打倒腐败”、“要求新闻自由”等口号，散发《七点要求》。游行队伍沿江南大道至海珠广场，与在此处等候的学生汇合，一起向目的地广东省委、省政府所在地进发，并经中国大酒店、起义路、经越秀公园门口转入环市路，直至烈士陵园，并发表演讲后返校，大概从晚上7时持续到5月5日凌晨3时。广州电视台，广东电视台、南方日报、羊城晚报等媒体记者大批尾随游行队伍采访。广州市政府表示，广州高自联成立为非法，游行活动也违反相关治安规定，但出于爱护学生的目的采取克制态度，希望学生“维护安定团结”。

5月16日至17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访华。16日晚，华南师大、华南理工学院、暨南大学等校数千学生上街游行。17日下午，21所高校一万二千多名学生在广州市游行，并集聚广东省政府前进行演讲和募捐，同日有6名广州科研所的年轻人在广东省政府门前开始绝食24小时。

5月18日，广州参加游行的院校由10多所增加到24所，人数达两万人。游行队伍从上午开始从各校园出发，到达省政府前面静坐。广东省政府所在的东风路一带挤满人潮，有的学生在省府门前发表演说,有的队伍离开省府门前后,在市内主要街道游行,学生中绝食的人数也有所增加,达40多人。其中有学生因体力不支出现病情。高校的部分教师也组成了声援团,加人游行队伍,不少高校的领导教师来到现场看望学生。

5月19日，“广州高校爱国联合会”成立，宣称“以南国儿女的行动支持北京”，白云山制药厂亦向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大学生捐赠价值十万元的药品，通过中国红十字会从白云机场空运到北京。当晚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北京戒严，同日晚上在广州有上千大学生在广州市政府门前集会，不满李鹏和杨尚昆的讲话。

5月20日，中山大学等校七八万多名学生举行环市游行，使沿途交通阻塞。公安派出大批人员沿途开路。由于天气恶劣，在省政府门前静坐的部分绝食学生已超过一百人，绝食的学生也有部分退返校园。亦有上千名学生准备乘火车赴京被劝回。中共广东省委、省人民政府在1989年5月20日召开省直机关厅局以上干部大会，学习大会精神。中共广州市委在1989年5月20日召开局以上领导干部会议，号召“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职工、学生及居民群众认真学习李鹏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广东省人大代表刘佩琼则称“中央的做法（戒严令）是制造恐慌，令国家声誉跌至零点，此间的投资及其他政治经济支持都会转离，使中国变得孤立无援”。

5月21日下午4时开始，十多所高校逾万名学生沿着环市路、东风路、中山路等街道进行环市游行，抗议北京戒严令，呼喊“践踏宪法绝没有好下场”、“打倒李鹏”、“邓小平下台”等口号，打出“戒严令，独裁的宣言，民族的耻辱”、“人民罪人请自尽以谢天下”等横幅，并向民众散布香港电台的新闻报导内容。游行队伍亦包括“广州标致汽车公司职工声援团”、 “广州市民声援团” 及《广州日报》、《 亚太经济时报》的部分编辑、记者，全市交通阻塞瘫痪。广东省府门前有三排武警席地而坐封锁了省府的大门。 数百名学生纠察队亦排成人墙,维持秩序。 到了晚上，人数越来越多，省府门前聚集的数万示威者继续从省府出发，沿仓边路、北京路 、海珠广场、下九路游行，持续到次日凌晨。有学生停止绝食，此前从18日开始绝食的学生被政府安置在两部大型客车内，有不少被送院救治，中山医科大学、暨南大学医学院、广州医学院的学生也组织医疗队在现场进行护理。部分学生宣布停止绝食，广东与广州红十字会也从10间医院组织医疗队。同日，中山大学中文系二十二名教授副教授联合签名，向广东新闻界致公开信，要求新闻界“做出表率”“报导真实情况”，“反对新闻封锁”。

广州工自联亦于5月20日前后成立，受北京工自联及香港支联会的启发和策划。其核心成员包括广州万宝集团总经理邓绍琛、三水强力啤酒厂总经理陈绍泰、深圳国际信托公司沈水根、暨南大学澳门学生萧亚群和王永光，以及来自白云山制药厂、深圳蛇口管委会、广州冶金工业研究所及广州造纸厂、皮鞋厂、钢铁厂、化工厂以及省社会科学院、南方日报、广州日报和佛山、珠海、江门、肇庆等地的代表共三十多人。在北京绝食之后，由香港支联会协助建立的“广州工自联”组织1000人在省政府门前静坐声援，并在北京戒严后筹集110万元，用于包围省政府人员的伙食、车辆及救援开支，由工自联与学自联联合组织5000人日夜包围省政府。

5月22日，续有数万名学生和其他人士游行，呼喊“邓独裁，李奴才，杨蠢才，快进棺材”、“打倒李鹏！邓小平下台！”等口号，省政府前的戒备比此前放松。报道指当日市民和工人的比例“明显增多”，但总人数相较21日减少，主要以中专学校为主，如广州师范学校、华南理工大学、广州粤剧学校、广州潜水学校及花城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并有“广州市民示威志愿团”的横幅。安置绝食学生的两部大客车成为广州高自联的临时指挥所，周围有学生纠察队组成的纠察队，并由车上的高音喇叭广播北京的消息和指示游行路线。 广州各高校也在各主要路口进行为北京学生募捐的活动，设立了十多个募捐点。学生领袖当日亦表示此后的游行会尽量选择晚上时间举行，避开交通高峯, 减少经济损失。当晚，广州、香港、澳门、深圳数十万学生和各界人士在广州，冒雨参加由广州高自联组织的游行，高呼“李鹏下台”、“支持紫阳”等口号。中山大学一百三十名中共党员干部、教师和学者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公开信》，紧急呼吁中共中央“不要动用武力对付广大学生和人民群众”。同时香港学生联合会组织了一批学生，到深圳与广州学生会合。

对于中共中央领导李鹏、杨尚昆19日的讲话，时任广东省长叶选平表示广东省委常委拥护中央方针问题不大，但“广东情况复杂，可能在干部群众中波动较大”。省委书记林若拥护中央决定，但“担心广东开放政策会变，对港澳影响大，做干部的工作有一定难度”。而自从19日李鹏讲话之后，广州各新闻媒体都终止了对学运的报导。20日的游行当中有数十作家和新闻工作者表示声援，但传媒只字未提。部分新闻工作者对做法表示不满，认为新闻应该反映民意，反对新闻封锁。有报社负责人则指不报导的原因是因为怕“分寸掌握不好”而被处分。直到22日，广州各报刊，如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和广州日报在沉默数天后开始在头版报导当天的游行新闻，但不提及当中的标语和口号。

5月22日，广州军区、省军区召开机关干部大会，要求“全体指战员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团结一致，严守纪律，稳定局势，保卫改革开放成果”。广州市从化县政协常委会在同日举行会议，“学习李鹏总理在首都党政军领导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拥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呼吁社会各界人士和衷共济，维护安定团结”。

5月23日，由香港十三间大专院校163名学生组成的队伍，白天制作了三十多条横幅，携带大量宣传品。在红磡体育馆誓师后，从火车站乘火车经深圳到广州。据港媒报导，香港学生队伍原本预料过关可能会遇到问题，并计划若入境深圳失败就会在海关静坐抗议，但其在通关时似乎获得刻意安排，学生火车到达罗湖后，口岸联检大楼的公安立即为其安排入境，经过数分钟即令全部人出关，亦无例行行李检查。在广州车站亦有公安人员开路，让香港学生前往越秀宾馆。晚上十点，包括香港澳门学生在内的五十万学生、新闻界与社会人士，以“粤港澳环市大游行”的名义从广东省政府前出发游行，以两部配置高音喇叭的宣传小汽车开道。队伍打头的汽车是广州市某小汽车出租公司的司机“未经上级同意”开来为游行当引路与指挥用的。队伍前头打着中国国旗、“广州市民志愿游行团”和“省港澳大游行”横幅。带头的广州社会青年沿途高呼“打倒李鹏”和“欢迎加入”等口号。当天广州阵雨不断，东风中路数千米的路段被人流堵塞。

游行队伍长达数里，并展示“李鹏戴手铐”、“大扫帚扫走小瓶子”（暗指邓小平）的海报，呼叫或展示“省港学生心连心”、“反对封锁新闻”、“打倒李鹏”、“声援北京学生”、“还政于民”、“打倒独裁”、“结束老人政治”、“调兵是动乱之举”、“逆民者亡”、“镇压学运的人绝没有好下场”、“反对军管”、“李鹏不下台、我们天天来”等口号或口号，沿解放北路、流花路、人民路、南方大厦、同福路，最后抵达海珠广场，并持续到次日凌晨。由于当时谣传李鹏下台，更有人将游行名称改为“省港胜利大游行”，点放鞭炮庆祝。海珠广场在游行开始前就开始聚集了数千市民，连同部分的学生及“广州市民声援团”，在场高声讨论时政，开广播放送新闻，等待游行队伍到来。也有人在广场展示“阿斗误国华夏痛恨李鹏去，全民觉醒神州呼唤紫阳回”的对联。晚上11时，华南理工大学的队伍最先到达广场，广场上响起了欢呼声。游行沿途有十万市民沿途欢迎或围观游行，并且时时爆发掌声。游行队伍中包括三百名专程到广州参与的香港学联学生（晚上八时乘火车到广州）、佛山与深圳大学的学生和暨南大学的大部分港澳学生，以及从黄埔的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过来的工人队伍。队伍前后左右都有学生纠察队手拉手护卫，警察亦把手各个路口疏导交通，数万辆学生和市民的单车、摩托车均露天停放在路边直到凌晨，并未出现被盗。

在游行过程中，也有部分团体展现出具有其特色的标语或口号，强力啤酒厂的工人口号为“强力为学生加油”、广东医药学院的横幅有“李鹏得症，对政下台”，作家们的横幅宣称“一九八九，专制末日，民主之年”，星海音乐学院的学生则吹着小号，高唱国际歌，也有一个横幅题为“今日影讯”、借用《最后的疯狂》电影为名，注明“由李鹏领衔主演”，“此片誉满全球，荣获法西斯最高奖”。香港学联的学生举著巨大黄色标语，引入注目，并沿途向观众派发复印的香港报纸资料。中山大学有人用四块大布做成四个巨大的“醒”字，表示“广东人民不会再沉默”。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广东电视台、珠江经济广播电台、中国金报、亚太经济时报等十多个新闻单位的记者编辑，新华社驻广州五十多个记者职员，亦到广东省府前参与，并打出“良知、真识”、“反对新闻封锁”、“人民有权利知道国家大事”、“要求新闻自由”的标语旗帜，也有“港澳新闻出版界”的招牌出现在游行中，并受到群众欢迎。有市民表示，因为北京戒严之后广州报纸、电视台有关学潮的新闻基本消失了，只有通过香港的报道才能了解情况，因此游行队伍中亦出现“感谢香港新闻界”的巨幅标语。凌晨三时，游行学生陆续返校，学校沿街的大排档因此生意兴隆。

一名广州外国领事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认为广州当时以“经济繁荣”“商业闻名”，因此其民运的规模“出乎意料”，也有参与者受访时指其从演讲者的口音中，认为广州活动中最积极的参与者往往是外省籍的学生与人士。大公报的评论则认为，此前“外省人眼里的广州人只顾“揾”钱，不问政治”，但广州街头的罕见大游行会改变人们的看法。

在多日连续的游行中，很多市民下班后就到省府前的学运指挥部询问北京消息和日后广州的安排，或讨论时政局势。5月24日白天，广州市内没有游行，仍有二十多名学生在省政府门前静坐，不时发表演讲。也有学生领袖表示广州市内已经连续多日组织大规模游行，学生和市民需要休息。驻守的“自治学联指挥部”指，政府只要未答应学生要求，学生就不会停止组织游行示威。高自联亦考虑不再扩大游行运动，以便“加强宣传工作”，使“民主及言论自由的信息”普及到工人阶层。时任香港学联秘书长陶君行则认为香港和广州学生的合作非常成功，并希望能够加强联络，推动“全国性学生会议”。

24日下午四时许，八名自称“香港妇女协进会”的人举着“香港妇女声援爱国民主运动”的牌子在省政府门前发表“声明”，支持北京学运，呼吁撤销戒严令，围观群众达五百余人。当日，广州高自联也进行改组，选举出7个常委进行联络和组织。当中两人来自暨南大学、中山大学、中山医科、华南师范、华南工学院和广东医学院各一人。下设执行部、联络部、宣传部、后勤部、财务部和学生纠察队。

根据广州公安局的统计，1989年4月26日到5月20日期间，广州的刑事犯罪与上月同期相比下降。有香港媒体分析这与社会爆发运动，以及警方和学生纠察队共同维持秩序有关。此后，北京高自联组织的“南下民主宣传团”亦到达广州。5月28日白天和晚上，广州学生和市民有千余人从广东省政府出发，发动响应当天“全球华人大游行”的游行，并有同名横额。游行队伍中主要参与者包括大量的工人和社会青年，游行到火车站时人数已大量增多。

5月29日，暨南大学教学秩序基本恢复，学生积极上课和备考。在省政府前绝食的六位暨大学生经过华侨医院医生的治疗陆续康复。也有人受访时认为表面平静的状态未必能维持很久，仍有港澳学生会将自己订阅香港报纸剪贴供人们阅读。中大、华南理工大学等校的一些教师专门安排时间，给部分同学补课。有学生希望把前段耽误的功课补回来。5月31日，在广东省政府前持续半个多月的学生静坐已经结束，人员撤回校园。

6月1日，十多名北京学生和一名中山大学学生打着“民主自由演讲团”旗帜，在广州美术学院演讲，介绍北京学运情况，围观民众约二百多人，次日又举著“北京南下演讲团”横幅先后到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大演讲，呼吁继续罢课，但响应者均较少。6月2日，广东省高教局表示广东四十多所高校的复课率已经达到90%，基本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考试、放假均如期进行。由于游行时间改到晚上，大部分学生仍能正常上课，即使有停课时间也不长。从5月25日后已经陆续复课。同时，部分高校成立的自治学联在6月2日也已宣布解散。当中包括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广东医学院、华南工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大公报评论大部分学生对学运热情已经不高，但仍有部分广州高自联的人士积极进行串联。暨南大学、深圳大学校方也计划派人到北京劝说该校前往北京的学生返校。

广州局势原本已经趋于平稳，6月4日凌晨，得知北京清场消息的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工学院、华师大、华农大、中山医学院、广东教育学院等高校一千八百多名学生，加上其他市民工人数以万计，头绑黑巾，抬着花圈、臂戴黑纱，举着“血债要用血来还”“反对血腥镇压”等横幅、标语上街游行，并高呼这类口号。然后游行学生到省政府门前、海珠广场、烈士陵园等地集会讲演、静坐，悼念北京死者，有人演讲，有人献花圈，一直持续到下午，致使交通几度中断。挽联还包括“千古奇冤，手段何绝”、“燕京喋血，为民何在，同室操戈，向国难者致哀”。广州解放纪念碑上也拉起来巨大的黑色条幅“为爱国死难者哀悼”，并摆有许多花圈。许多学生站在塑像底座上演讲和高叫口号。

一批打着“广州工人”旗帜的人士在交通要道海珠大桥阻栏车辆通行，向过往行人募捐，围观者数千，造成交通阻塞，数千辆机动车不能通行。广州市主要路口和桥梁被一些学生设置了路障。原本已经准备解散的各校自治学联全部恢复活动，呼吁学生“无限期罢课抗议”。各高校盛传高校要被军管，80%的学生离校回家。同时一个名为“中国保卫人权同盟”的组织（中国当局称为反革命组织）散发了《告全国人民书》，声称中共领导“凭借在军队中篡夺的权力发动了一场反革命军事政变”，呼吁“号召尚能自由活动的十三届中央委员、七届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赶赴广东，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平息这场反革命武装政变”。

6月5日凌晨五时许，广州高校近万名学生上街游行，围观群众达两万人。集会中人们高叫“血债血偿”、“国难者不死，民主永垂”、“反对血腥镇压”等口号。八时三十分，中山大学一千多名学生堵住海珠大桥，也有大批广州大学学生堵塞海印大桥，主要交通路口，在市内的东风中路、北京路、农林下路和海珠广场，均有大批学生封锁路口，致使交通中断。上午十一时四十分，广深铁路公司石牌车站中大道口被华南工学院、华南农学院两千余名学生阻住，迫使列车中途停车，也有人在五山路与广深铁路交界处卧轨堵截火车，使广州至香港铁路交通一度中断。学生围车进行宣传，车上旅客丢下大批香港报纸，学生说香港旅客支持他们，遂将该车放行。一些学生声称，凡经该处列车必须停车，经他们向旅客宣传以后方可予以放行。华南工学院一百多名学生，在京广线上卧轨抗议，以图瘫痪交通，经多次劝告后逐渐离去。广州北上的火车被截断，只可通到长沙。同时，广州军区驻广州部队进入戒备状态，机关门口加强了门卫，部队在营区处于戒备状态。社会上出现大量的流言，指解放军已经在沙河整装待发，并有从博罗、东莞等地集结的部队。随后军方指戒备主要是防止社会有人冲击军营，也澄清认为广州市面平稳，不会对学校进行军管，也无计划介入广州市形势。

6月4日-5日，广州市政府发言人两次呼吁市民和高校学生“同心同德维护安定团结”。6月5日晚，被阻塞的海珠桥、海印桥恢复通车。6月6日白天，广州市区的交通逐渐恢复。上午有中山医科大学、中山大学学生数十人在海珠广场继续宣传演讲，但未造成交通堵塞。市区如中山六路和海珠路的的粮店出现排队人龙，抢购粮食，银行门口也出现挤提。社会上担心若广州戒严或出现缺粮现象，大多将全家定量供应的口粮一次买完。部分粮食价格如面包也有所上升。广州市政府发言人针对广州市出现挤购、抢购粮油、食盐现象，宣告广州市的“粮、油、煤、盐等生活必需品库存充裕，保证供应办法不变”，“希望市民不要听信谣言”。“广州近几天要实行军管、戒严”的说法是谣言，望市民、学生不要相信”。

6月6日，暨南大学的一百名学生在广州军区总部举行静坐示威，后被劝离。中国公安部则称“近百名不法分子”6月6日下午打着“广州声援团”的横幅聚集在海珠桥上静坐演讲，造成交通堵塞达九小时之久。在高校内，仍然有人组织规模更小的悼念活动。暨南大学门口的天桥上，挂起七米长的横幅对联“悲尽长空民族英魂竟然长逝，怒凝大地中华儿女立即起来”，横幅是写着奠字的花圈。在广州传言甚多，如谣传军队进城，高校军管。很多高校学生因恐惧离校回家，也有港澳学生返回香港澳门，或外地学生到同学和亲戚家躲避，更有家长从外地开车到学校接走子女。离校的学生约有三分之一。教学也部分停止。

6月7日凌晨二时许，据中国公安部称，“广州声援团”窜到桥下一体育店抢面包吃，随后又到一个体饭馆要饭吃未逞，便砸烂饭馆牌子，并“煽动冲击广州宾馆，砸烂宾馆门窗玻璃”。凌晨四时，广州市公安机关“采取果断措施，清理了海珠广场和海珠桥，当场抓获十九名不法分子，将八十人强行带离现场审查”，其中“广州市四十二人，没有一名是产业工人，也没有一名是学生。其余八十七人均为外省和外地人”。

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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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之后，广东当局加强了对信息的审查。广州各大公司的传真机被当局派员看守，若认为接收消息可疑即会检查。广州和深圳的长途电话常受到干扰。罗湖等口岸的联检也对香港旅客携带的物品加强检查，禁止香港报纸（包括文汇报大公报）流入。广州市民部分能通过香港广播电台获得关于北京的报导，但近郊地方无法接收信号。许多居民和干部住宅安装的可以接收香港电视信号的鱼骨天线被政府要求拆除，有民众抱怨广东电台节目无法收听收看相关的新闻，也有广东新闻工作者在北京镇压后对新闻机关的做法暗中表示不满。珠江台的点歌节目“想点就点”则改变过去欢快的风格，播放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乐”等旋律沉重的歌曲。

6月6日，海珠区召开宣传干部会议，“传达市委紧急会议精神，部署开展有关制止动乱，稳定局势，从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宣传工作”。广州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负责人在6月6日至9日分别发表谈话或召集各种会议，“号召全市工人、青年、妇女和衷共济，维护广州安定团结局面”。广州军区在6月7日致电函，坚决拥护中央平息六四风波。广东省政府在6月8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政府迅速稳定经济，稳定大局，巩固和发展广东改革开放的成果”。省高教局发言人在同日发表谈话，“呼吁我省高校广大师生，共同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生活秩序，为维护广东的安定团结局面作出努力”。6月9日，广东各报刊登于9日接见首都戒严部队的消息。6月10日，驻广州的海陆空军代表在广州军区礼堂召开干部大会，学习邓小平讲话精神。

6月8日，中山大学已有八名美国专家、十二名西德留学生和两名日本留学生返回本国，还有十六名外国专家和留学生已办妥去香港的手续。随后，广州市政府在6月15日发出通告，“广州高校爱国学生联合会”被作为非法组织解散。广州市政府发言人在6月20日敦促广州高自联领袖“从速到市公安局登记”。7月5日，广州市政府发出通告取缔“非法组织”“广州工人自治联合会”，敦促该组织领袖必须在7月8日前“到市公安局登记”。

相关的领袖，随后也遭到中国司法的相应处置。例如广州学生爱国联合会副主席易丹轩，当时为广东商学院企业管理二年级学生，在示威期间领导学生上街集会、绝食。易丹轩在六四后在广州被捕，遭关押一年半后受审，被控以“扰乱社会秩序”，判刑两年，并于1991年出狱，92年赴美留学。中山大学教师陈破空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处三年徒刑，刑满释放后，又于1993年被判处两年劳教。广州海员学校教师陈志祥亦因为六四后在广州各地书写巨型标语，被以反革命罪“从重从快”被判刑10年有期徒刑。

多数北京的民运领袖，经广州工自联和香港支联会协助，通过收买武警、基层干部与蛇头等方式，从广东逃出。同时广州工自联据点移至暨南大学，仍继续地下运作，协助通缉学生领袖隐藏和外逃，部分行动（如珠海、湛江外逃）也导致成员被捕。广东省公安厅也在7月17日证实三名暨南大学澳门学生秦国东、梁灶华、陈泽伟“涉嫌参与偷运民运分子离开大陆”，被公安机关“收容审查”。暨南大学澳门学生秦国东、梁灶华在7月24日获释回澳门，但陈泽伟仍被扣留审查，直至1990年6月19日获释回澳门。

6月28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会议中省高教局汇报，指全省45所高校在6月19日已全部恢复上课，“至6月24日，暨南大学有小部分港澳华侨学生还没有回校，上课人数为91%，其余高校上课人数达97%至100%。全省高校教学秩序恢复正常”。

7月中旬后，中央加大了对广东、海南等地参与者的清算与外逃的打击，严令广东、海南加强边防，杜绝民运人士外逃，但仍有赵紫阳亲属逃出。8月中旬，李瑞环带领公安、武警宣传部等领导进驻广东，召开南方四省宣传会议，调动外省武警，禁止收看香港电视、加强沿海检查，并撤销此前同情学运的中上层干部职务，没收广东外事活动干部或出国考察干部的公务护照，在主要公路广深、广汕、广湛、广海加强检查，严防通缉的民运份子外逃，由武警总队副政委长驻深圳、广东、海南至县一级沿海口，由武警埋伏。同时，六四期间被捕的工人被快速判处重刑、秘密拘捕工自联与学自联领袖，并将政治罪名改为经济犯罪以阻碍外逃者获得庇护，此举导致广东民运人士大量外逃，如陈绍泰、邓绍琛等人。期间，三个从北京逃亡的被通缉的学生领袖在由广州工自联、港支联会安排从湛江外逃时被捕获，广州工自联在暨南大学的联络点被查出，几位香港支联会协助内地民运领袖外逃的成员也被诱捕。10月后，中央进一步调整广东与海南领导层。

广东省国家安全厅也称抓获了参与策动运动的“台湾军事情报局特务”多人，指张益、吴继东二人“按照台湾特务机关的指示，接收和传播台湾广播电台编造的谣言，并向台湾特务机关密报广州地区情况”。10月23日，张益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吴继东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8月，大埔县公安局指抓捕台湾特务、大埔县人陈树根，向台湾投递反革命信件，“建立反共救国军”“准备武装暴动，攻打各县”，被判处7年徒刑。

六四后三周，香港商人减少了对广东工厂的投资订单，亦有三名港商计划出售在广东的工厂。纽约时报评论认为赵紫阳曾在广东工作16年，当地多位官员为其亲信，因此广东成为六四后北京重新集权的潜在目标，影响广东的特殊地位。

另见

• 六四事件
• 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抗议地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