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拉·林根斯

艾拉·林根斯
出生	1908年11月18日  维也纳
逝世	2002年12月30日  （94岁） 维也纳
母校	维也纳大学
职业	作家、抵抗运动成员、医生、法学家
配偶	Kurt Lingens
儿女	Peter Michael Lingens
奖项	国际义人

艾拉·林根斯（德语：Ella Lingens-Reiner，1908年11月18日—2002年12月30日）是一名奥地利医生，在二战期间，她与丈夫库特·林根斯（Kurt Lingens）与卡尔·莫特西茨基（奥地利医学院学生）一起在自己家中收容了多名犹太人。1942年，她和她丈夫以及卡尔·莫特西茨基被盖世太保逮捕，她和卡尔·莫特西茨基被送到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被送往达豪集中营，卡尔·莫特西茨基于1943年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1980年1月，他被以色列追授以“国际义人”荣誉）。她的丈夫则被纳粹当局送到东部前线。艾拉·林根斯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并成为“前奥斯维辛集中营狱友会（德文：Österreichische Lagergemeinschaft Auschwitz）”主席。

早年生活

林根斯于1908年11月18日出生在维也纳，曾在维也纳大学攻读医学，并拥有法律博士学位。1938年3月，她与库特·林根斯医师结婚，库特·林根斯是一名坚定的反纳粹人士。一年之后，他们有了儿子彼得·迈克尔·林根斯。在奥地利内战期间，随着左翼政党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倒向右翼政党“奥地利祖国阵线”，艾拉·林根斯加入到了凯瑟·莱希特所领导的抵抗斗士组织。在此之前，她曾作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成员，在维也纳社会民主党管理部门做法律咨询中心工作。

二战期间

1938年，纳粹吞并奥地利之后，艾拉·林根斯积极参与援助犹太人的工作，她曾将10名犹太人藏匿于自己的家中。1939年，她结识了在维也纳大学攻读医学的反纳粹人士的卡尔·冯·莫特西茨基男爵，并成为了好友，并经常被邀请到男爵在维也纳郊区的后布吕尔的家中做客，在纳粹占领期间，莫特西茨基男爵在这里接待了许多反纳粹抵抗组织成员和犹太人。在1941年至1942年的数月期间，林根斯将以为名叫“艾丽卡·费尔登”（Erika Felden）的犹太妇女藏匿于此，他们从一对负责食品配给卡的已婚夫妇那里为艾丽卡·费尔登取得了身份卡。当 艾丽卡·费尔登患上肠胃病时，林根斯夫妇的管家将身份证借给艾丽卡·费尔登，让她以假名接受治疗。在这段期间，林根斯夫妇协助其他犹太朋友，将他们的公寓当作避难所，存放贵重物品，并利用他们的关系帮助朋友逃离盖世太保的追捕。

1942 年，一位躲藏在克拉科夫的犹太朋友亚历克斯·魏斯伯格·西布斯基（Alex Weissberg-Cybulski）希望林根斯夫妇协助他和一些朋友去往匈牙利。于是，林根斯夫妇找到了一位名叫鲁道夫·克林格（Rudolf Klinger）的熟人协助他们，而这位熟人则愿意陪伴魏斯伯格·西布斯基前往边境。接着以同样的方式，将一些犹太人从波兰转移到了匈牙利。然而，在这个救援组织当中，有一个为盖世太保充当眼线的名叫“克林格”（Klinger）的犹太前舞台演员混入其中，最终，他将全部的救援组织的信息报告给了盖世太保。1942年10月13日，林根斯夫妇与卡尔·冯·莫特西茨基男爵遭到逮捕。作为惩罚，她的丈夫库特作为士兵被送往东部战线，而她本人和莫特西茨基男爵以窝藏犹太人的罪名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

入狱期间

1943年2月，艾拉·林根斯被投入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她的囚犯编号为：“36,088”。由于她是医生出身，她很快成为了集中营内医院的医生。在集中营的这个险恶环境中，她继续拯救许多集中营囚犯的生命，她将最危险的囚犯病情用巧妙地方式掩盖藏起来，以免被挑选执行死刑。后来，她在回忆录《恐惧的囚犯》（Prisoners of Fear）中这样描述道：“我们把面临危险的妇女藏在小屋里的某个地方，因为党卫军会命令从医院档案的索引卡上叫出她们的名字。我们会把她们偷偷送到“雅利安人”的小屋里，或者已经筛选完毕的小屋里--—他们会在所有这些小屋里进行第二次检查。然后，我们把她们的名字写在要出院的病人名单上，再把她们的索引卡送到办理出院手续的办公室，因为，集中营方面禁止在挑选日从院子里放出任何病人。”

1943年8月，她在医院染上了斑疹伤寒，但是奇迹般地生还了下来。即便是在这样的艰难环境中，她依然履行着自己的作为医生的职责，每天工作将近12个小时。1944年12月，她被转送到了达豪集中营“爱克发公司”下属的“爱克发·康曼多”的囚犯工厂，成为工厂内的医生。对艾拉·林根斯来说，这里的条件要比奥斯维辛集中营略好一些。1945年1月，由于集中营持续数周食物紧缺，导致女工挨饿，集中营内的的荷兰妇女开始罢工。在事后的监狱方面的调查过程中，艾拉·林根斯被指控煽动罢工，她差点被送上法庭，如果罪名成立，她就会被处死。在这之后，她的处境每况愈下。2月中旬，她从囚犯工厂被转囘到了达豪集中营的囚犯营区。她自己在回忆录中写道：她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主要是因为是“雅利安人”、“德国人”以及专业医生的原因而最终熬过了战争时期。

战后

艾拉·林根斯的墓碑

1945年艾拉·林根斯从达豪获释后，回到了维也纳。她和丈夫于1947年离婚。在完成了维也纳大学的学业之后，她在多家诊所和医疗部门工作，并任奥地利联邦政府卫生与环境保护部的部长顾问。在大部分空余时间期间，她将纳粹主义的恐怖和集中营的经历介绍给了公众。 1948年，她出版了一本关于她在集中营被囚禁时期的回忆录，名为《恐惧的囚犯》（Prisoners of Fear），描述了集中营中的许多恐怖景象，以及在那种艰难恶劣的环境中依然能发现人性的闪光时刻。1964年3月初，艾拉·林根斯在战后追究纳粹犯罪的“法兰克福奥斯维辛审判”中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并长期担任“前奥斯维辛集中营狱友会（德文：Österreichische Lagergemeinschaft Auschwitz）”的主席。

1980年1月，她被以色列授予“国际义人”的荣誉奖。

2002年12月30日，艾拉·林根斯在维也纳逝世，享年94岁。她去世之后，下葬于维也纳中央公墓。

作为对艾拉·林根斯的纪念，以她的名字命名在建筑、街道、广场、中学。1997年新落成的一座维也纳市政大楼以“艾拉·林根斯大楼”命名；2006年，弗洛里茨多夫一所中学改名为“艾拉·林根斯中学”；2012年，维也纳市政当局将多瑙城区的一条街命名为“艾拉·林根斯街”；2016年，慕尼黑市政当局将慕尼黑吉辛区的一个广场命名为“艾拉·林根斯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