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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号交响曲 (贝多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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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号交响曲
《英雄》
贝多芬作品
《英雄》交响曲的标题页
调性E大调
作品号55
创作1804年,​219年前​(1804
出版
  • 分谱:1806年10月,哈斯灵格
  • 总谱:1820年,西姆罗克
乐章4

E大调第3号交响曲《英雄》,是路德维希·范·贝多芬第55号作品,作于1803年至1804年期间。该作品是标准的四乐章交响曲,亦是贝多芬个人、乃至音乐历史上的里程碑式作品,其规模宏大、充沛有力、情感丰富、结合了诗意和力量,极具独创性,在当时不受观众接受和欢迎;但却是贝多芬最为钟爱的作品之一。现在它被看作是贝多芬的代表作之一,并时常被认为是浪漫乐派的创始作品。原本贝多芬将该作品题献给他所钦佩的拿破仑,但因后者称帝,愤而改为“纪念一位英雄人物”。《英雄》(意大利语Eroica)之名亦由此得来。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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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维希·范·贝多芬

贝多芬早在1789年时就有写作一部英雄气概交响曲的想法,但并没有落到笔头。贝多芬于1801年察觉到自己的耳聋,并在翌年夏搬至海利根斯塔特以躲避维也纳的气候。在那里贝多芬写下了著名的海利根斯塔特遗书。他甚至想自杀,但“我的艺术把我拉回来”。在这一阶段,贝多芬作出了该交响曲,也表达了其内心的奋斗历程。这首交响曲从1803年5月正式开始创作,作品完成是在1804年的年初。

名称和题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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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最初将该作品题献给拿破仑·波拿巴。贝多芬敬佩法国革命的理想,以及为他们实现的拿破仑,但是当拿破仑在1804年5月加冕自己为法国皇帝时,而贝多芬却对拿破仑大失所望,他走到了放置完成创作的乐谱桌子前,将写着“波拿巴”的字挖出来,留下了一个洞。[1]之后,他把标题改为“英雄交响曲,为纪念一位英雄人物”(意大利语Sinfonia eroica, composta per festeggiare il sovvenire d'un grand'uomo),并改题为献给其赞助人洛布科维茨亲王。

费迪南德·里斯(Ferdinand Ries)在说贝多芬生平的故事时说:

在写这部交响曲的过程中,贝多芬一直想起拿破仑,当时拿破仑正为第一执政。在那时候贝多芬是很尊重他的,并将他看做古罗马的伟大执政者。许多贝多芬的密友都看到了他的草稿封面页顶部写着“波拿巴”,而底部才写着“贝多芬”。后来我跟他说拿破仑已自行称帝的消息后,他就开始愤怒的大叫:“他只不过是个凡夫俗子,居然为了自己的野心而践踏人权;他把自己抬升到众人之上,成了独夫寡头!”他走到桌子边,将标题页撕成两半之后扔到地上[2]

然而之后出现了转折;1804年时贝多芬告诉出版商“这部交响曲的标题还是叫‘波拿巴’”。直到1806年才再改为现名。然而,安东·辛德勒英语Anton Felix Schindler称,1821年拿破仑逝世时,贝多芬说“我十七年前就为这个悲伤的事件写了合适的音乐”,意指该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葬礼进行曲。

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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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作品于1804年在洛布科维茨亲王的宫殿(Palais Lobkowitz)的一场私人音乐会上首演,由作曲家亲自指挥。第一场公演于1805年4月7号,在维也纳河畔剧院举行,由作曲家指挥,好友弗朗茨·克莱门特为首席小提琴。

当时的反应趋于两极化:有人认为这是一部杰作、高贵、庞大、华丽、优美;也有人认为它混乱、荒谬,是贝多芬的臆想,令听者不知所措。过了几年后的评价渐渐平和,但评论家依然认为它艰涩、难懂,“不仅仅是为了娱乐”。据称,演奏者很享受此作品,并在1807年在莱比锡的一场演出中自愿增加排练。[3]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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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的分谱于1806年10月在维也纳出版(哈斯灵格Haslinger),总谱则于1820年出版(西姆罗克Simrock)[4]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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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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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作品所需乐队规模不大,其中非常不寻常是曲中使用三部法国号,突破了双管制的传统。据指出,这可能是史上首次出现的配器选择[5]

依照工具书《管弦乐作品手册》指示,上述之配器可简记为"2 2 2 2—3 2 0 0—tmp—str"[6]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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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交响曲共四个乐章:

  1. 有精神的快板(Allegro con brio)
  2. 送葬进行曲:非常慢的慢板(Marcia funebre: Adagio assai)
  3. 谐谑曲:活泼的快板(Scherzo: Allegro vivace)
  4. 终曲:很快的快板(Finale: Allegro molto)

如果包括反复,全曲时长可达50分钟以上。在第一乐章中,贝多芬要求展开部要反复;该反复在1950年代晚期的演出中通常会被省略。

第一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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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主题,大提琴旋律与小提琴伴奏。

首乐章(有活力的快板),降E大调,三四拍,奏鸣曲式。该乐章没有传统的引子,而是以两个雄壮的齐奏开头,然后立刻引入宽广的分解和弦大提琴主题。主题结束于不合调的升C音上。小提琴发出重复的高音,使和声变得模糊,但在单簧管双簧管奏出的第二主题中得到解决。第二主题相对和美、忧郁一些,但也有着庄严的气概。

呈示部已经很长;但最为新颖的是贝多芬扩大了发展部的规模,使之比呈示部(不算重复)更长,不仅仅是主题简单的变化,而成为了戏剧性的核心。在一段狂暴、充满冲突的小高潮过后,突然安静下来,并出现了一个看似新的旋律性主题(实际上是以旧有元素组成)。这个新主题,在弦乐所演奏的连续属九和弦音量逐渐减轻之时,顺畅地在E小调上出现,并且与第一主题互相交错,其后亦于结束部分再次出现。

再现部开始之前的四小节,圆号提早重申了主题,但此时调性还未回归到主调上,小提琴也还演奏著属调的和弦,因而有不寻常的效果。

起初这一充满先锋性的乐段甚至被认为是错印,但贝多芬自己很珍视它。据柏辽兹记叙,里斯说:“我当时站在贝多芬旁边,以为号手是出错了。我说:‘该死的圆号手,你不会打拍子吗?这听起来大错特错。’当时贝多芬差点给了我耳朵一拳。他很久都不肯原谅我。”[3][7]

再现部基本上纹丝不动地重复了主题,只是做了一般的转调。但尾声的规模变得仿佛第二个展开部,与全曲的规模相配。起初调性不明确,但渐渐增强,直到高潮中小号光芒发丈地高鸣第一主题,令人热血沸腾。

全乐章严谨而具有戏剧性。在规模和纵深上都有了显著的开拓。其长度在贝多芬交响曲作品中,除第9号交响曲之外,无能出其右者。尤其有着节奏和调性上的革新,例如时常加入更有动感的四二拍段落,并多有不协和之处,例如发展部中小提琴在高音区将相差仅一个半音的E和F同时奏出,发出刺耳的怒吼。这些更为丰富的表达传递出炽烈的感情,正如瓦格纳所言“恰似自然的熔炉一般,表现了天才青春时期所涌现的种种情绪”。另外,研究者指出,本乐章由第一部、第二部小提琴竞奏的一些片段,在现代乐团配置(即小提琴完全置于右舞台)之下,似乎无法呈现最好的效果,贝多芬所处时代,则是将小提琴分配于舞台两侧正面(即右舞台第一部、左舞台第二部),而得以更成功地传达主题在听觉上左右递移、飘忽不定的感受[8]

第二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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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礼进行曲的主题,第一小提琴部分。

第二乐章(送葬进行曲:非常慢的柔板),c小调,二四拍,稍似回旋曲式。主题有两个部分,都是木管乐器弦乐器呼应:其一是开头小提琴肃穆的c小调乐段,配有鼓点般的低音,在新的调性中结束;其二是有着极大旋律性的一个短句。然后出现了C大调的段落,较为明亮;但又进入了阴暗的主题。接着出现了三声赋格段落,音乐变得急促、悲恸,在咆哮声中转到属调。结尾主题重现,但却只剩下碎片,由低音提琴的拨弦配合,尤其悲凉。木管乐器发出最后的叫喊,乐曲在弱奏中淡出。

该乐章通常被认为是“英雄葬礼”,罗曼·罗兰称之为“全人类抬著英雄的棺柩”,柏辽玆将之与维吉尔悼念帕拉斯的诗篇相比。[9]该乐章也是贝多芬所创作的作品中,最有影响力的之一。其庄重、哀伤,又充满美感和独特的感情张力,由简单主题发展出多种变化,是贝多芬成熟风格的代表。

第三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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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声中部:以圆号为主。

第三乐章(活泼的快板),降E大调,三四拍,谐谑曲。该乐章充满能量,开头的弱奏突然转成特强;作曲手法简洁细致,感情色彩也有所变化。主题在双簧管上出现。三声中部有一个军号般的主题,由圆号奏出。最后强有力地在鼓声中结束。

该乐章虽然速度快,却并非玩笑之作。对其的解释有两种极端:既有称之为“自然春色的复活”“乡间欢快的集市”者[10],也有认为是“军营中的景象”的,柏辽兹甚至称之为《伊利亚特》中勇士们在其领袖的墓冢前所进行的舞蹈[9][11]。这也是第一部在谐谑曲中使用了三支圆号的交响曲[12]

第四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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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乐章(终曲:甚快板),降E大调,二四拍,奏鸣曲式、回旋曲式、变奏曲式的结合体。在末乐章使用变奏形式是极不寻常的。其主题来源于贝多芬之前创作的《普罗米修斯的造物》;贝多芬钦佩普罗米修斯的精神,将他作为该交响曲的结束,也是恰当的。该主题亦在1802年为独奏钢琴创作的“十五段变奏曲与赋格”(Op. 35,又称“英雄变奏曲”)被使用,也在其他的一些作品当中出现[13]

该乐章开始时风驰电掣,听起来在错误的调性(g小调和降E大调的属调)上;但随即突然进入较为平和的变奏部分。一开始并没有呈现出主题,而是先用低音和声勾勒出了主题的骨架。然后用简单的旋律与之相配,突出了音色的对比,还有些喜剧色彩。然后才出现了如歌的由两部分组成的主题。接着有一段赋格和奔放剧烈的舞曲,紧接着另一个由主题变奏而来的赋格段,达到一个小高潮。接着进入了柔美、平静的乐段,旋律交替进行。渐渐音乐变得强烈,直至一个强有力的壮丽的高潮。在一段较弱但充满悬念的乐段过后,忽转急板,暴烈的开头重现,并引向特强的结束。

该乐章杰出地处理了调性和形式上的发展。其形式综合了回旋曲式(主题与不同乐段相穿插)、奏鸣曲式和变奏曲式。低音部分直到尾声时才消失,但变化多端,起到支撑结构的作用。变奏的性格也从欢乐、奔放、狂烈到静思、静谧、温柔,再转向光辉的结束,突显了英雄壮阔的历程。刘易斯·洛克伍德(Lewis Lockwood)称该乐章是全曲的升华[3]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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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作品现在被认为是贝多芬最伟大的杰作之一,也是音乐史上的里程碑之作,与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甚至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一同,都开创了新的音乐理念。但在贝多芬的时代,它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其先锋性使得听众和评论家都感到不解;人们觉察到其原创性、严肃性与作曲的技艺,但却并不大被感动。[3][14]

该作品的长度几乎是海顿莫扎特所作的交响曲两倍长,第一乐章就跟许多古典乐派的交响曲一样长。作品比之前更富有情感,经常被举为浪漫乐派的起始,也是交响曲历史上里程碑般的作品。其表达内容也有所突破,第一乐章规模非凡,气势浩大;第二乐章情感浓郁,从送葬进行曲主题的痛苦,到插曲的抚慰。末乐章也有同样宽广的情感。在早期的交响曲里,末乐章通常快而轻巧,但这里是较长的主题变奏,还有严肃的赋格

柏辽玆在其论文中阐述道:

音乐评论家苏利文(J. W. N. Sullivan)写道:第一乐章是贝多芬鼓起勇气面对他的耳聋,第二乐章是慢且如挽歌似的,描述他无法面对的巨大恐惧,第三乐章的诙谐曲,“不断创造前进能量”,第四乐章是旺盛创造溢出能量[15]

也有认为该作品体现了“人类的潜力和对自由的追求”,从而与法国大革命的精神相吻合,甚至可追寻到社会主义的痕迹。[16]

2016年,《BBC音乐杂志》对151位指挥家做访谈统计,贝多芬第3号交响曲被评为史上第一[17]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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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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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
  1. ^ Steinberg, Michael. The Symphony: a listeners guid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2. 
  2. ^ 陈博治 1984,第208页.
  3. ^ 3.0 3.1 3.2 3.3 Beethoven's Symphony No. 3 in E Flat Major, Op. 55. NPR. 2006-06-07 [2007-01-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0-24) (英语). 
  4. ^ 陈博治 1984,第210页.
  5. ^ 陈博治 1984,第212页.
  6. ^ Daniels, David. ORCHESTRAL MUSIC: A Handbook. 3rd ed. Lanham: Scarecrow Press, Inc. 1996: 53. ISBN 0-8108-3228-3. 
  7. ^ 陈博治 1984,第247页.
  8. ^ 陈博治 1984,第233页.
  9. ^ 9.0 9.1 Berlioz: Essay on Beethoven's symphonies. The Hector Berlioz Website. [2010-05-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7-01-09) (英语). 
  10. ^ Beethoven Symphony No. 3. All About Beethoven. [2010-05-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8-07) (英语). 
  11. ^ Chris Frigon. Beethoven: Symphony No.3. Symphony Salon. 2005-11-27 [2010-05-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2-31) (英语). 
  12. ^ 陈博治 1984,第302页.
  13. ^ 陈博治 1984,第310页.
  14. ^ Aaron Green. Historical Notes on Ludwig van Beethoven's Symphony No. 3, Op. 55. About.com.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07-16) (英语). 
  15. ^ Peter Y. Chou. Beethoven's Eroica Symphony. WisdomPortal.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7-05-16) (英语). 
  16. ^ Gareth Jenkins. Beethoven's cry of freedom. Socialist Worker. 2003-10-0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9-24) (英语). 
  17. ^ Brown, Mark. Beethoven's Eroica voted greatest symphony of all time. The Guardian. 2016-08-04 [2022-04-1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6-23) (英国英语). 
期刊论文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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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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