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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性别不平等

即使在现代社会，性别不平等在日本依然是一个问题。2015年，日本人均收入为38,883美元， 在188个国家中排名第22位，在人类发展指数中排名第18位。 根据2019年的性别不平等指数报告，日本在162个参与国家中排名第17位，高于德国、英国和美国，特别是在生殖健康和高等教育完成率方面表现突出。

尽管如此，由于根植于传统宗教价值观以及政府政策中的性别角色观念依然存在，日本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仍未解决。这种基于性别的不平等体现在多个方面，从家庭制度（即家）到政治代表性、教育体系，尤其在就业机会和收入方面尤为明显，这些现象在传统与现代的日本社会中广泛存在。

此外，在异性恋夫妻的离婚制度和同性伴侣的婚姻权利方面也存在不平等，原因包括缺乏保障性的离婚法律，以及对婚姻制度的严格限制。 由于这些传统性别角色的影响，自我健康评估调查显示人们报告的健康状况存在差异，同时还导致人口减少、性别化教育与社会期望的加剧，以及LGBTQ+群体中出现的不平等待遇。

历史、传统与现代观点

明治政府对日本国家结构的重组

在 1878 年至 1883 年间，明治政府对国家进行了重组，在此过程中，日本女性的政治与法律权利被大幅削减。这一重组为日本法律体系的确立铺平了道路，但也引入了关于“公民”（日语：kōmin）和“公共权利”（日语：kōken/ri）等新的法律术语和规定。在后续有关男性继承的法律中，女性被排除在这些定义之外。因此，女性被剥夺了投票权和政治参与权。

这些法律改革受到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影响，当时有一批被称为“法制官僚”（日语：hōsei kanryō）的年轻立法官员访问欧洲，这些菁英青年将欧洲的法律制度和理论与传统的德川幕府时期的武士思想（通常具有父权色彩）融合起来。这些法律在二战前基本未被废除，只有少数例外。

家庭观念

日本的家庭结构历来以“两人分工”模式为主，即女性担任家庭主妇或照顾者角色，男性则承担家庭经济来源的角色，这是一种历史上常见的性别分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的日本宪法中加入了第24条“性别平等条款”，旨在引导国家走向性别平等。然而，根深蒂固的家庭和性别规范引发了社会的抵触，截至2009年，日本社会文化在这方面变化不大。

19世纪日本家庭的合影

战后出现了“职业主妇”（日语：専業主婦，sengyō shufu）这一概念。该角色所涉及的家务劳动被视为一种职业，需要相当的知识、技能及至少部分自主权。 职业主妇的主要职责是抚养子女，但这在社会上仍是一个敏感和带有污名的议题。在日本，只有约2%的儿童出生在非婚状态下，而那些不结婚或婚后不生育的女性，常会遭遇社会的“敌意”。201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20岁受访者仍认同传统的性别分工，即男性外出工作，女性在家中操持事务。这一观念也通过关于主要与次要收入来源的税收政策被进一步强化。

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女性才开始在有薪经济领域扮演更积极的角色。而男性在家庭中的参与却并未同步增加。研究显示，父亲在职场工作时间越长，其在家庭中从事家务劳动（包括照顾孩子）的时间就越少。 工作结束回家后，许多男性多数时间用于吃饭或进行如看电视等非社交活动。 因此，“日本株式会社”（Japan Inc.）这一术语开始流行，用以描述男性将一生奉献给工作的现象，即便已婚仍然如此。

另一个在日本流行的词汇是“无关系社会”（relationship-less society）， 描述的是男性长时间工作几乎没有时间与家庭成员建立亲密关系的现象。日本社会逐渐形成“家庭内孤立”的状态，工作之后仅有时间照顾自己，忽略了家庭的其他成员。 这一现象在有意生育第二胎的家庭中更为明显。 由于企业制度和劳动法规的限制，大型企业中各年龄段的男性员工往往被迫将工作置于生活其他部分之上。 由于配偶男性在家庭中协助有限，导致女性承担了绝大多数的家务工作。

宗教

“女性主义、宗教与和平会”（日语：フェミニズム・宗教・平和の会）于1986年成立，由已故的奥田暁子（Okuda Akiko）与冈野治子（Okano Haruko）共同领导。该组织最初通过期刊《Womanspirit》的发行开展活动。参与者多为基督教与佛教信仰的女性，她们聚集在一起，讨论传统佛教中以男性为中心的观念与自身经验的联系，试图将传统信仰与当代女性神学重新调和，并“克服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中的性别歧视”。

日本的性别角色深受该国宗教与文化传统的影响。在日本最普及的哲学体系儒家思想中，存在许多与性别有关的规范，涉及服饰与公共行为。例如，自幼开始，男性就被教育要重视事业成功、接受高等教育、光耀门楣并承担养家责任。在儒家传统下，女性通常只接受到初中程度的教育，并被要求专注于尊重长辈、学习烹饪以及照顾子女。在这一框架下，女性并不被鼓励从事有薪职业。

离婚

在日本，离婚通常被视为家庭内部事务，日本政府除提供法定文件外，基本上不会过多介入。离婚程序可以通过家庭法院办理，也可以直接在所属行政区登记处完成协议离婚手续。

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离婚多数由通奸、经济问题或性格不合引起，而近年来最主要的离婚原因则是性格不合，其次为丈夫施加的虐待与暴力行为。

涉及家庭暴力或虐待的离婚案件中，女性往往处于不利地位。离婚后，由于社会歧视与资产分配不均，女性通常面临较少的经济机会。

堕胎与避孕

参见：日本的堕胎

在日本，堕胎是合法的。然而，女性在堕胎前通常需要获得伴侣的同意。无论是手术堕胎还是堕胎药的使用，均须在医院内进行。仅有约3%的女性使用避孕药物，避孕套依然是最主要的避孕方式。

自2023年起，一些药局开始试点销售“事后避孕药”（即紧急避孕药），无需处方即可购买。 然而，皮下埋植避孕与注射式避孕在日本尚未获得许可。

2024年10月，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呼吁日本政府修改相关法律，取消女性在进行人工堕胎时必须获得配偶同意的条款。

LGBTQ+婚姻权与法律中的暴力

参见：日本的LGBT文化、日本LGBT权利和日本的性少数群体

日本LGBTQ+彩虹旗，是该国广泛使用的彩虹旗变体之一

同性婚姻在日本尚未合法，但同性伴侣可通过成人人口收养与伴侣证明等方式建立法律上的关系。 日本社会中存在“情色化暴力”的文化现象，女性身体常被物化与性化，并影响到相关法律，使其在性暴力问题上的立法趋向一致性与顺从文化。

这类不平等也影响到不符合异性婚姻规范的群体，包括在工作场所、教育、医疗和住房等方面遭遇的社会与法律歧视，部分法律歧视源自户籍制度。 虽然日本厚生劳动省已实施部分职场规定，禁止因性取向而歧视，但成效仍有限。

LGBTQ+族群的薪资水平与工作满意度普遍低于异性恋者。由于大多数公司缺乏反歧视法政策，针对LGBTQ+的贬低性言论较为常见，因此许多人选择隐藏自身性别认同或性取向，以避免遭受职场歧视或骚扰。

由于社会对婚姻的高度重视，未婚男性常被视为缺乏领导力，从而错失升迁机会；而30多岁的女性则因被认为是适婚与生育年龄，职业发展往往陷入停滞。这种婚姻观进一步加剧了对LGBTQ+群体的职场不平等。

社会阶层流动调查

社会阶层与流动（SSM）调查首次于1955年进行，并自此每十年进行一次。 首次调查的目标是研究日本的经济基础。像SSM这样的全国性大型调查也存在问题：许多地区性议题未被发现，不平等常常隐蔽存在于家庭内部，直到更为细致的调查才能揭示。 尽管如此，该调查仍被视为推动全国对性别平等议题意识提升的重要一步。

1985年完成的第四次调查中，记录到了朝向性别平等的重大转变。 在此之前，女性通常仅被统计为家庭主妇，协助家族经营（如农活）等劳动并未计入经济流动性的指标之中。 从这次调查开始，才逐渐可见日本社会文化朝向更加平等的方向转变。

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

主条目：日本的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

在全国性调查首次将女性纳入统计后，日本政府推出了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Law, EEOL）。该法律出台前，女性一般只能从事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大的工作，例如在农场或危险的工厂工作。其他大多数女性则只能担任秘书或助理等职位。 法律实施后，随着蓝领工作逐渐由机器取代，女性在社会中开始获得了其他领域的工作机会。

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的宗旨是为所有性别提供工作平等。然而，即便在法律出台后，各行各业的女性仍面临歧视现象。 尽管歧视依旧存在，在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CEDAW）等其他平权法案的支持下，日本现代社会持续努力，争取为女性提供更安全、待遇更好的就业机会。

女性在政治领域的发展

自1980年代起，女性开始在日本政坛中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然而根据各国议会联盟的统计（第5卷，第183页），日本女性在政治中的代表性，从1997年在177个国家中排名第79位，下滑至2019年193个国家中的第165位。尽管联合国呼吁增加女性政治代表人数，并且民主党（DPJ）曾成功选举出较多女性议员，但该党未能进一步推进女性优先的政治改革，且因执政不力于2017年解散。

2014年，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在内阁任命了五位女性大臣。然而，由于多起与职场性别歧视相关的丑闻，其中仅有三位留任。

近年来，在地方议会层级出现了“妈妈议员”（Mama Giin）的现象，即身兼母亲与政治职务的女性。 截至2024年，日本众议院中女性议员比例为10.4%，参议院为26.8%。

性别不平等指数

2019年性别不平等指数，日本位于深绿色区域

根据性别不平等指数（GII），日本在2019年于全球188个国家中排名第19位。 该指数衡量三大维度：生殖健康、赋权与劳动力市场。 日本的指数为0.116，其中0代表完全平等，1为完全不平等。

尽管日本整体排名不低，但性别不平等仍值得关注。尤其在日本国会中女性代表比例仍远低于其他亚洲发达国家；在51个高度发达国家中，日本国会女性比例排名倒数第四。在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方面，日本为第六低。然而在青少年生育率与女性接受中等教育的比例上，日本表现良好。总体来看，较低的GII排名主要得益于其在生殖健康与教育领域的高分表现。

教育领域中的性别不平等

2019年12月，东京的小学生

如今的日本社会在教育方面几乎不存在性别差距，性别不平等总体处于下降趋势。但历史上并非如此。 在近代教育体系刚刚确立之时，女性在各级教育阶段都受到限制：小学就读率低，中等教育机会有限，高等教育几乎没有可能。 自19世纪起这一状况开始缓慢改善，二战结束后，伴随民主化、性别平等及就业结构的变化，日本教育性别平等的进程大幅加速。

然而在2018年，东京医科大学、顺天堂大学与北里大学等数所医学院被曝出在入学考试中对女性设有更高的录取门槛，存在明显的性别歧视。 日本女性医生占比仅为21.1%，在所有G7国家中垫底。

此外，在接受高等教育后，社会对男女有不同期望：男性大学学历有助于婚姻市场地位，而女性则未必享有同等待遇。同时，约76%的父母期望儿子在经济上给予支持，而仅有6%的父母对女儿有类似期待。这一现象反映了男女薪资与就业差距，男性经济回报率较高，导致家庭投资偏向男孩。

就业与工资中的性别差距

Gender wage gap in OECD

在OECD国家中，日本是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性别差距在就业和工资方面正日益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为了维持经济活力，政府必须采取措施保持生产力。尽管女性占有日本45.4%的学士学位，她们仅占劳动力的18.2%，而只有2.1%的雇主是女性。

关于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比例较低的原因，学术界有多种理论。其中一种观点指出，日本社会中家庭的角色非常重要。 由于政府的税收政策和企业福利制度对女性，尤其是有家庭的女性，不够有利，这种以男性为主的养家模式持续存在。例如一项政策规定：年收入低于130万日元（约11,500美元）的配偶可享有医疗保险和养老金保障，这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双职工家庭的出现。 日本企业为男性员工提供广泛福利，因为他们被期待在家庭中作为经济支柱。 工资和福利待遇也高度依赖年资和资历，这使得有家庭的女性难以在常规就业体制中晋升。

男女之间存在显著的工资差距。2005年，日本的性别工资差距为32.8%，到2017年下降至25.7%。在OECD中，日本的工资差距排名第三。 长时间的工作文化也加剧了这一差距，因为男女在带薪与无偿劳动之间的时间分配存在巨大差异。 平均而言，女性每天从事5.5小时的无偿家务劳动，而男性仅为1小时。 日本男性参与家务劳动极少，这是性别化劳动分工的表现之一。 日本注重资历的文化也使得那些希望先育儿再工作的女性难以晋升，因为晋升机会往往在职业后期才会出现。目前在高层职位（如经理、首席执行官、政治家等）中，女性占比仍然极低，日本公司董事会中女性只占3.4%。 学者指出，为了消除女性在职场中面临的障碍，政府必须出台更多支持女性和家庭友好的政策。

劳动力市场的性别隔离也与性别工资差距密切相关。二战后，日本政府曾有意识地根据性别对劳动力进行划分。 研究显示，在女性占多数的职场中，无论性别，工资水平普遍比男性占多数的职场低5.1%。这一数据只涵盖全职员工，并未考虑那些一边照顾孩子一边从事兼职工作的女性。

在历史上，男性主导的社会结构曾是普遍现象，也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政治领域长期由男性主导，权力集中于男性手中。因此，在政治领域存在明显的性别偏见。但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公众逐渐开始重视女性在政治领域中的角色。

一种被称为补偿性工资差异理论的观点认为，女性并非被强迫进入低薪工作，而是主动根据工作所提供的福利待遇进行选择。从工作可得性到健康保障，女性可能会为了获得某些福利而选择工资较低的职位。 魏欣（Wei-hsin Yu）的研究表明，如果在女性员工占比高的环境中工作，工资增长也会受到影响。

Old photo of Japanese business men gathered to take a photograph

另一位学者Mary Brinton认为，日本的政府结构中存在各种机制，阻碍女性获得“好工作”。 而樋口恵子（Higuchi Keiko）则提出第四种理论，她认为应通过公共政策的变革来鼓励工作场所的性别多样性。 樋口指出，现行的政府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使女性缺乏工作的激励。 例如，20世纪60年代推行的“人作り”政策（hitozukuri），强调女性肩负起培养经济发展新一代的责任，强化了女性作为生育和育儿主体的角色。

主观健康调查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人类发展指数与性别赋权度量指标进行关联。也就是说，女性社会地位越低，整个社会的健康水平也越差（包括男性在内）。然而，日本和韩国在这一点上是例外。

在日本，关于较差的主观健康评价（SRH）几乎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但在中老年阶段（50至70岁），男性报告自身健康状况较差的比例更高。这种差异可能由两个主要社会因素导致。首先，这可能与日本“男性气质”有关，即社会对男性在健康方面的宽容态度，例如吸烟、饮酒、不良饮食习惯，以及延迟就医等。其次，许多男性的社会关系建立在职场中，一旦退休，这些人际联系随之消失，从而可能影响其心理健康。

参见

性别平等局

日本的无性别时尚

日本的家庭政策

日本的女权主义

职业女性

日本女性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