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百合學運
野百合學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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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運期間放置於中正紀念堂廣場的野百合塑像。學運結束後暫置原地,但遭不明人士焚毀。 | |
日期 | 1990年3月16日至3月22日(6日) |
地點 | |
目標 | 解散國民大會 廢除臨時條款 召開國是會議 政經改革時間表 |
方法 | 佔領、包圍、示威 |
結果 | 時任總統李登輝召開國是會議。 國民大會在1991年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全面改選,結束萬年國會的運作。 |
近6,000名臺灣各地與各直轄市的大學生,集結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靜坐。 |
野百合學運,又稱1990年3月學運、三月學運,指的是1990年3月16日至3月22日之間,於中華民國臺灣所發生的學生運動,主要核心訴求為推動臺灣民主化。運動以台灣野百合為名,並於3月19日提出。這是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以來所发生的第一次大規模學生抗議行動,並對中華民國政治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與質變。
野百合學運起初十餘人,隨後增長為人數近6,000名的大型運動。他們集結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今自由廣場)上靜坐抗議,並提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以及「政經改革時間表」等四大訴求[1]。時任中華民國總統兼中國國民黨主席李登輝出面與學生承諾這些訴求、並在不久後召開國是會議、随後於1991年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結束「萬年國會」的運作,使臺灣走入民主化階段[1]。
事件背景
[编辑]從1980年代末期開始,民主化就歷經劇烈變動。台灣經過解嚴、解除報禁和黨禁後,民間活力四起、各種社會運動蓬勃發展。台灣各地瀰漫著一種騷動隨時而出、不安於世的氛圍。這股澎湃、新生的風潮,自然而然地也漫延到校園內,使校園成為聚積社會能量的重要場域[2]。
雖然在1987年時任總統蔣經國結束臺灣戒嚴,儘管社會經濟蓬勃發展,政治改革卻似乎永遠追不上民眾的要求,即使1988年蔣經國去世,李登輝繼任總統後,改革速度仍然保持慢速。1990年,是第8屆中華民國總統選舉的年份,當年2月,中國國民黨提名李登輝、李元簇為第八屆正副總統候選人,由於國民黨內部對李登輝採用之副總統人選及決策方式有所歧見,國民黨領導階層爆發嚴重之權力鬥爭,形成所謂「主流派」(支持李登輝)與「非主流派」(反對李登輝)之爭。非主流派企圖推出林洋港、蔣緯國參選,但因林洋港拒絕接受連署而破局。而這兩派之爭又牽涉敏感的「省籍問題」,史稱「二月政爭」。就在同年3月13日,政府遷台四十年來從來未曾全面改選過的國民大會自行通過「臨時條款修正案」,自肥提案內容包括將出席費由5萬2仟元調高到22萬臺幣,並將1986年所選出的增額代表任期延長為9年,創下國會議員自行通過延長任期的惡例,在當時被嘲諷為「山中傳奇」[3]。此外,當時還有612名國民大會代表已擔任長達43年從未改選,立法院內則仍有138位從1948年以來從未改選的老立委,監察院則還有18位來自1948年產生的監察委員,這些1948年絕大部份從中國大陸產生的民意代表卻在台灣霸佔長達超過40年的席次從未需要改選,其功能為完全配合兩蔣時期的一黨專制的統治,並扮演替獨裁者背書的橡皮圖章功能,極度不公平的閹割了台灣人民的參政權,使得台灣空有解嚴之名而無民主之實,這種荒謬的情形是引起當時包括大學生在內的台灣民眾對萬年國會無法再容忍的主因。也是野百合學運在第一天時學生的布條上所寫的“我們怎能再容忍七百個皇帝的壓榨”的由來。
在這種情況下,全國各界對國大代表一連串擴權牟利的行為與永不退職的情況,不但開始感到不耐煩,同時也開始展開抗議,「罷課、罷稅、抗稅」的呼聲四起。由於民主進步黨主席及代表赴總統府請願時遭抬離毆辱,而有升高抗爭強度的趨勢。
事件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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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
[编辑]1990年3月16日,國立臺灣大學學生周克任[4]、何宗憲、楊弘任、許世傑、楊沛儒、蔡耀聰等十餘名臺灣大學與國立臺灣工業技術學院(今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學生前往中正紀念堂靜坐抗議,拉出寫著「我們怎能再容忍七百個皇帝的壓榨」的白布條,為野百合學運揭開序幕[5]:35[6]。
由於學生選擇的靜坐地點在禁止集會遊行的博愛特區中,靜坐者面臨了可能被警方驅離或逮捕的狀況。於是,一些學運人士、社運人士、以及媒體記者,在知道這個消息後立刻前往支援,在早春的寒風中一直撐到第二天早上,廣場的指揮中心成立,野百合學運度過了最危險的夜晚。
3月17日
[编辑]由於媒體的報導,3月17日起陸續有來自各校以學運社團為主的學生加入,台大學生會則是第一個以學生會名義動員學生來現場支援的學生會組織,當日中午過後現場出現指揮中心的雛形,負責輪流擔任指揮工作的有當時為台大學生會會長的范雲(台大),鄭文燦(台大),汪平雲(台大),廖素貞(輔大)等,並在下午成立最早的三個工作單位: 糾察組 (組長中興法商邱毓斌,副組長台大許世杰) 協助維護現場秩序,文宣組 (由台大汪平雲召集,晚間改由東吳陳建志接手) 著手新聞稿, 布條,標語,大字報等的製作,以及庶務組(由台大張素真召集)。至當日傍晚已有200多名學生進駐廣場靜坐。 當天深夜學生經過了多次會議後,確立了臨時組織,包括五人工作小組: 周克任(台大),何宗憲(台大), 楊沛儒(台大),賴幸光,楊弘任(台大),和七人決策小組: 范雲(台大),廖素貞(輔大),呂明洲(北醫), 郭紀舟(東海), 曾勁元(文化),陳尚志(中興法商), 周克任(台大) 。 另設立指揮中心,指揮中心下設置六個工作單位 (會場組,文宣組,財務組,庶務組,糾察組,動員組)。另有台大自由派學者並於同日發起「柔性罷課」,宣布自19日起一週將上課地點改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並定名為「民主教育週」。由於各級議會與社會團體自16日起就陸續發表「聲討國大」行動,國民黨政爭已拓展成全民各階層的動員。在媒體持續披露廣場靜坐消息下,17日在學生靜坐現場旁圍觀的群眾已迅速突破2000人,廣場儼然成形並持續成長。
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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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廣場的靜坐運動已快速發展成全國性的學運份子串連活動,參與靜坐示威的大學生已達數千人。當天的現場總指揮為范雲(台大),廖素貞(輔大),呂明洲(北醫)。 18日下午,甫成立的民進黨也來到中正紀念堂發起造勢大會,動員數萬群眾在廣場大門旁邊進行演說,主軸在於聲討國大並呼應學生訴求。廣場之學生自治領域,表現出超齡的政治運作,以和平理性態度擴大靜坐的參與,依共同討論來形成決策共識,文宣組透過發行《廣場通訊》與社會進行對話,學運幹部很快的分工對現場學生進行教育與組織的工作。廣場裡靜坐的學生與圍觀聲援的民眾彼此間以繩索區隔以顯示自主性。 在廣場上決策小組表示要以「自主、隔離、和平、秩序」的四大原則來進行靜坐抗爭,至此學運已展現出學生能以自主運作的邏輯進行的特色,也說明了這場學運已成為獨立自主的社會新生力量。
也是在這一天,在由學運團體所組成的校際會議上,學生們正式發表了野百合學運的四大訴求:
- 解散國民大會,重建一元化的國民大會制度。
- 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重建新的憲法秩序。
- 召開國是會議,全民共謀體制危機的解決。
- 提出民主改革時間表,呼應民意的潮流[5]:83。
這四條要求,反應了當時台灣民間渴望政治改革的人士對統治者的具體要求。
3月19日
[编辑]3月19日的凌晨2:30總統李登輝首次嘗試與廣場學生溝通,他委託教育部長毛高文轉告表示他向大家保證改革一定會加速,也會儘快給大家一個明確交代,並請學生保重身體早點回學校。學生給予的回應則是對四大訴求的堅持。
當日在學運團體、學生自治組織與教授的集體動員下,廣場人數爆增。上午10時,10名廣場靜坐學生發起絕食抗爭,絕食聲明中要求總統李登輝與行政院長李煥於21日前答覆廣場四大訴求,將道德張力推向高峰。合計參與絕食的學生至3月21日下午總共累計60位。。當日傍晚,廣場學生已突破三千人;晚間11點,校際會議通過「野百合」為本次學運之精神象徵,因此此次學運稱為「野百合學運」。在一份由學生廣場文宣組所發出之《野百合的春天》傳單中,學生們對選擇野百合作為該次運動之精神象徵的原因,有如下的說明:
- 自主性:野百合是台灣固有種,象徵著自主性。
- 草根性:野百合從高山到海邊都看的到,反映了草根性。
- 生命力強:她在惡劣的生長環境下,依舊堅韌地綻放。
- 春天盛開:她在春天盛開,就是這個時刻!
- 純潔:她白色的純潔,正如學生們一般。
- 崇高:在魯凱族裡,她更是一生最崇高榮耀的象徵[5]:116。
台灣野百合道盡了學生心目中的野百合學運意涵,包含了對台灣主體性的認同(自主性)、全民的運動(草根性)、對抗不義的勇氣(生命力強)、青春的活力(春天盛開)、學生的理想道德象徵(純潔)、以及參與者生命中的榮耀(崇高)。
此外,3月19日的組織調整為:
校際會議: 依比例代表制產生(為最高民意單位,代表現場的各校學生)
決策委員會(決策小組): 負責運動決策,成員有范雲(台大),廖素貞(輔大),呂明洲(北醫), 郭紀舟(東海), 林德訓(文化),陳尚志(中興法商), 周克任(台大) 。[7]
指揮組: 負責執行現場指揮控場工作與節目規劃,成員有鄭文燦(台大),李威霆(東吳),翁章梁(中原)
增設秘書處,並將五個工作單位 (生活組,文宣組,財務組,庶務組,糾察組) 移至秘書組之下,取消動員組。[8]
3月20日
[编辑]3月20日,廣場靜坐的學生已超過五千人,七人決策小組成員也有所異動替換為: 汪平雲(台大),何東洪(中央),林致平(北醫),彭建智(成大),曾若愚(文化),丁勇言(中興法商),鄭文燦(台大) 。[9]。面對總統大選的前一天,全國目光焦點均聚集在廣場,學生的壓力越來越重。而在社會力表態上,各級議會均派代表前往探視學生;但基於超黨派原則,學生婉拒任何政治人物上台發言。 總統府則發出新聞稿表示,李登輝總統已決定召開國是會議,以處理憲政體制與政治改革的問題,並訂定改革時間表。這是統治者對野百合學運之四大訴求首次的正面回應。代表軍方的參謀總長陳燊齡上將也公開肯定學生的抗議是愛國行動,並建議學生儘早結束靜坐行動;這是軍方首次對學運公開表態,雖然是肯定,但是也令人嗅出不尋常的氣味。稍後,警政署、教育部、各校校長開始聯合勸告學生盡快復學。當日稍晚決策委員會決定由原來七名擴增到十二名。
3月21日
[编辑]3月21日,甫當選第八任總統的李登輝決定於下午3時在總統府接見53名學運學生代表。靜坐學生透過各校討論的機制,形成與李登輝會面的四點要求共識:
- 請李登輝總統接受學生們追求民主憲政的決心情操,以及學生提出的四項嚴肅要求。並對民眾公開發表。
- 在第8任總統就職前,國是會議必須由各階層、各黨派的代表公平組成,必須討論中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國會全面改選,並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
- 全體在廣場上的學生於李總統明確同意以上兩項要求,即結束靜坐活動,學生將對國政大事的發展繼續保持高度關切。若李總統不能對上述要求作肯定的答覆,我們將堅持原則、持續抗爭。
- 為了確保上述主張得以落實,我們將即刻組成校際聯合組織,持續監督國是會議,必要時並隨時號召全國學生再度組織動員,在台灣未能完全徹底民主化之前,我們絕不停止奮鬥[5]:141。
學生代表在與李登輝會面後回到廣場。廣場上的學生在看過雙方會面的錄影帶後,進行分校討論,以決定是否要結束這次抗爭。最後,校際會議以22:1的壓倒性投票數,決議於22日早上宣佈撤離中正紀念堂廣場。
3月22日
[编辑]3月22日早晨,指揮中心正式宣佈撤退聲明《追求民主、永不懈怠》,校際會議最後決定將成立「全國學生運動聯盟」(簡稱「全學聯」)之組織工作延續這場學運的未盡之業,直到3月22日下午各校學生陸續撤出廣場,結束為期七日的野百合學運,並成立善後處理小組來負責剩餘物資的處置工作,該小組也是最後一批自廣場撤離的學生。
善後處理小組成員有: 范雲(擔任召集人),劉建忻(台大),陳水龍(台大),伏嘉捷(台大),吳克明(台大),謝志鋒(台大),徐逸萍(政大),陳能紹(海洋),王思棠(淡專),陳建志(東吳),葉奉達(東吳),侯念祖(東海)。[10]
學運組織架構
[编辑]1990年3月19日,針對集結的學生及學校增多,學運調整內部組織,並在《廣場通訊2》文宣廣為宣告[6]:
- 校際會議:依比例代表制產生
- 決策委員會(7人):范雲(台大)、周克任(台大)、陳尚志(中興法商)、呂明洲(北醫)、廖素貞(輔大)、郭紀舟(東海)、林德訓(文化)
- 指揮組:以翁章梁(中原)、鄭文燦(台大)、李威霆(東吳)互相調度。藉主持現場讓各校幹部訓練。
- 秘書處 伏嘉捷 (台大)
- 生活組: 張明杰(文化),莊鳳全(台大),廖修譽 (台大)
- 糾察組: 組長邱毓斌 (中興法商) 、副組長許世杰(台大) 、簡立建 (陽明醫)
- 文宣組: 召集人陳建志 (東吳),主要成員有周子欽(台大),邱花妹(中興法商),李世明(台大),游玉青(東吳),詹聖漢,張友群(中興法商)等。
- 招待處: 原設於文宣組織下,負責學生進出場的證件發放,3月21日後改併至糾察組,負責人為蔡祺逢(東吳)
- 財務組 : 陳裕文 (台大)
- 庶務組 : 張素貞 (台大)
- 醫療小組: 由來自各醫學院的同學組成,主要工作為協助照顧與追蹤絕食團成員的身體狀況。醫療設備由台大醫院與台北市衛生局提供。
- 器材音響組 : 吳博斌 (唯一非學生身分的工作人員)
後續決策小組增加至11人,其中,鄭文燦擔任決策小組發言人,范雲擔任總指揮[11]。
廣場文獻
[编辑]在學運期間,由文宣組在現場出版了許多宣傳品提供參與的學生有關學運最新動態,除了肩負凝聚向心力和鼓舞同學的責任,也藉此掌握透過媒體向外發聲的話語權。文宣的印製由文宣組人員手稿編寫排版後,再使用由市民捐款所購買的二手影印機在工作區現場印製後發送給同學。
運動期間所發行的文宣資料有:
- 廣場通訊 (民主廣場通訊): 提供類似每日新聞報紙的功能,定期更新學運決策與組織群的構成,並介紹最新的廣場動態與發展。總共發行四期 (廣場通訊1號~4號)。
- 市民廣場: 提供類似快報的性質,對象除了現場的學生之外,也提供給新聞媒體與至現場聲援的市民。總共發行七期 (市民廣場 No.1 ~No. 7)。
- 廣場短波: 僅發行一期,主要內容為鼓舞學生意志,並提及現場開始有學生發起絕食行動。
- 絕食聲明: 由第一波發起絕食的學生所擬。署名包括發起人: 方孝鼎(東海), 聯署人: 彭榮仍(中原), 廖子潤(中原) ,歐蜜·偉浪(玉山神學院) , 夏樂祥(中央) ,許家華(中原) , 陳俊宏(中原), 戴章皇(台大), 游明瑚(文化), 張鑫隆(文化)。[1]
- 靜坐學生須知: 內容為提供現場學生有關識別方式,靜坐區域劃分,飲食,盥洗,睡袋, 雨衣等相關的注意事項。
- 學運聲明: 代表此次運動對外的正式聲明,總共有三份,包括: 《中正紀念堂靜坐學生3月19日聲明》, 《致總統的聲明》,《我們的聲明-追求民主永不懈怠!》
- 自由之聲: 發行三期,以條列方式摘錄學生意見。
- 民眾之聲: 發行一期,摘錄聲援民眾的意見
- 廣場之歌: 現場教唱的運動歌曲,包括: 《美麗島》,《國際歌》,《愛拚才會贏進行曲》,《我們不再等》,《感謝老賊》等。其中的《我們不再等》和《感謝老賊》為黑名單工作室為此學運的無償臨時創作,並徵求了現場的志願同學進錄音室協助合音。
- 野百合之歌: 為單張的宣傳品,內容為介紹現場藝術背景的同學為這次學運所設計與搭建的精神象徵 - 台灣野百合塑像。這也是此次學運被廣泛稱為野百合學運的由來。
動員文獻
[编辑]動員文獻主要為學運發起始時,現場尚未編制正式的文宣組之前,由各校與運動團體對外發起兼具動員與號召功能的文宣品,包括:
- 《起來,福爾摩沙的主人! 解散國民大會,召開憲法會議 中正紀念堂靜坐抗議》,台大學生民主行動聯盟
- 《憤怒之愛 罷課是為了讓我們國家走更長遠的路》,台大學生會
- 《一齊來罷課 共創新政治》, 中正紀念堂前的夥伴
- 《坐滿中正廟 民主有希望》, 班聯會暨高中生民主自由委員會
- 《同學們!歷史在號召著我們!》 全國學生自治組織聯合會
- 《Tie a Yellow Ribbon on Your Wrist》, 《女孩,妳可以改變歷史 》,大學女生行動聯盟
海外的支持
[编辑]在學運期間,分別有來自喬治亞理工學院,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哈佛大學,麻州州立大學,波士頓大學,西蒙斯學院,以及匹茲堡地區的台灣留學生從美國發起越洋的聲援。[12]
影響
[编辑]李登輝承諾召開國是會議之後,行政作業迅速展開,4月3日公布籌備委員名單,4月14日召開第一次籌備會議,履行先前對學生的承諾。6月28日,李登輝於台北市圓山大飯店舉行國是會議,計一百四十一人代表出席;與會各界代表除了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外,還包括美麗島事件受刑者、民進黨領導人和海外黑名單人士;此次「朝野協商」針對「國會改革」、「地方制度」、「中央政府體制」、「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憲法與臨時條款修正方式」等五組議題逐一討論,最後達成「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回歸憲法」、「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修憲採取一機關兩階段方式」、「修憲以《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名之」等共識,並一一透過法定體制逐一落實。
就資深中央民意代表退職而言,政治上實際的推動者實際是立法院與大法官會議,而不是國是會議。對資深中央民意代表不願退職及國大代表擴權不滿的增額立法委員,以民進黨籍的陳水扁、余政憲、彭百顯為首,結合國民黨籍的趙少康等人,共二十六人在6月初提案聲請釋憲。而在國是會議召開、朝野未達成具體共識之際,6月大法官會議做成司法院釋字第261號解釋,規定資深中央民意代表應於1991年12月31日終止行使職權,才使得退職條例的功能得以彰顯,也正式宣告了「萬年國會」終結的最後期限。
野百合學運對台灣政局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從宏觀的角度來看,一方面,對於台灣政治發展而言,雖然野百合學運的學生後來並未針對四大訴求重回廣場,然而「當時高舉理想大旗的四大訴求,也逐漸內化成台灣1990年代政治民主化的基本訴求,在台灣社會普遍接受下,陸續在十年中完成國家民主化的初步改革、以及政權的和平轉移」。另一方面,對於學校裡面的校園文化而言,「透過這次學運和成果,開拓了校園內更大的民主空間,讓學生不再那麼畏懼政治,有助於台灣社會的更民主化」[13]。
從比較微觀的角度來看,經過十數年後,很多現在屬於民進黨陣營、或者和民進黨理念比較接近的新生代社會菁英,其實都和野百合學運前後的校園運動及社會運動有相當密切的關係。比如說,行政院政務委員馬永成、行政院副院長鄭麗君、前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行政院長辦公室主任林德訓、外交部部長林佳龍、駐法大使郝培芝, 行政院政務委員史哲、考試院祕書長劉建忻、前監察院秘書長李俊俋,考選部部長劉孟奇、文化部次長王時思、內政部次長董建宏、數發部次長闕河鳴,前經濟部政務次長曾文生, 嘉義縣縣長翁章梁、台南市市長黃偉哲、高雄市市長陳其邁、海峽交流基金會副董事長兼祕書長羅文嘉、民進黨立法委員范雲、民進黨立法委員李昆澤、民進黨立法委員林宜瑾、民進黨立法委員蔡其昌、民進黨立法委員鍾佳濱、民進黨立法委員沈發惠,民進黨前立法委員郭正亮、國民黨前立法委員鄭麗文、民進黨台北市議員李建昌,民進黨前台南市議員蔡旺詮,前內政部政務次長顏萬進、《臺灣蘋果日報》社長陳裕鑫和蕃薯藤執行長陳正然等都是「學運世代」的重要成員[2]。
此外,亦有不少人深耕學界或是參與推動新政黨,如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兼社會民主黨第二任召集人陳尚志、前社會民主黨召集人丁勇言,前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青年部及文宣部主任兼第三社會黨發起人周奕成,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助理教授暨社會活動家以及人權活動家顧玉玲、國立台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主任林國明,國立台灣大學社科院副院長洪貞玲教授、國立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陶儀芬,國立屏東大學社發所系主任邱毓斌副教授、國立中山大學副教授邱花妹、國立聯合大學副教授李威霆,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李宗榮,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楊弘任,輔仁大學副教授何東洪,臺北醫學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院長李崇僖,國立成功大學李忠憲教授,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詹鎮榮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國家文官學院蔡瑞霖教授,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研究員胡維新,社運人士陳嘉君,國立中央大學兼任副教授暨公民監督國會聯盟理事長曾建元,經濟民主連合智庫召集人賴中強律師等。也有為數不少的成員進入各產業界,如經緯航太董事長羅正方,生技產業的戴章皇,林世嘉,資通訊產業的於慧堅, 陳建志,醫界的呂明洲,林致平,陳炯鳴,簡立建,台灣法語譯者協會理事長尉遲秀(本名鄭立中)等等,在某種程度上「學生運動」正是屬於他們這一世代的人的共同語言。
野百合學運後續團體
[编辑]全國學生運動聯盟(簡稱全學聯)
[编辑]這是在野百合學運結束後,由來自各校的主要學運社團聯合組成的全國性學生組織。這也是廣場學生代表在學運期間與李登輝總統於3月21日會面時所提的四點要求共識中的第四項,"為了確保上述主張得以落實,我們將即刻組成校際聯合組織,持續監督國是會議,必要時並隨時號召全國學生再度組織動員"。各校學運幹部在野百合學運結束後立即著手討論成立此一跨校性組織,這也是台灣歷史上第一個能有效串連並發動學生集會能量的全國性學運團體,並由民主運動的影像工作者邱萬興先生為全學聯設計了專屬的符號與旗幟。為確保野百合學運後能持續保持跨校的動員能量,組織上全學聯依區域劃分為北中南三區。為強化各校學運社團的串聯能量,全學聯各區在暑假期間以舉辦營隊的方式進行交流與實務分享。由於90年代初期,台灣的社會運動方興未艾,學生也經常以全學聯的名義聲援各種民間團體發起的集會遊行與請願活動,包括反核運動,環保運動,原住民權益運動,勞工運動,農民運動,婦女運動等。
在全學聯成立後以全學聯為主體所發起的大型集會活動則有:
1990年5月2日,時任總統李登輝宣佈提名前參謀總長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長,消息一出立即引發「軍人干政」爭議。為抗議李登輝提名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長,全學聯為首的學運組織在1990年5月發起反軍人干政運動,這也是全學聯成立後所主導的第一場大型學生運動, 集會的地點選擇重返中正紀念堂,與野百合學運不同的是,學運團體不再畫地自限,撤除了所謂分隔學生團體與群眾的糾察線,改為與理念相近的各個民間社團包括當時在野的民主進步黨一起合作推動民主運動,聯合成立「全民反軍人干政聯盟」並在1990年5月20日共同舉辦了「打倒軍人統治、反對個人獨裁」的大遊行。全學聯在這段期間亦發展出除靜坐抗議外,首創的「小蜜蜂」特攻隊抗議模式,學生們兩人一組騎著摩托車在台北街頭各地以「噴漆」方式宣傳理念與訴求。
為聲援遭受法務部調查局在1991年5月9日,以加入獨立台灣會為由,進入國立清華大學拘捕清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生廖偉程,臺大社會學研究所畢業的文史工作者陳正然、社運人士王秀惠及原住民傳教士Masao Nikar(漢名林銀福),協助貼傳單的魯凱族青年Cegau Drululan(漢名安正光),全學聯號召學運成員再次重返中正紀念堂集會抗議,但遭情報單位事前掌握,因此當各校學運成員與聲援的老師們5月12日聚集在中正紀年堂國家戲劇院的露臺時,政府即刻出動鎮暴警察與憲兵先對廣場上的民眾進行驅離的清空動作後,接下來便以鎮暴警察的優勢力量將集會的學生與老師一一強行解押至警備巴士後帶離廣場,學運團體在當天晚上討論後決定轉進改為佔領台北車站一樓廣場做為號召學生與群眾持續靜坐抗議的地點,這也是新落成的台北車站至今唯一一次遭群眾佔領的社會事件。從5月15日到5月20日,抗議的學生在台北車站總共待了六天五夜持續給予當局壓力。5月17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廢除《懲治叛亂條例》,遭受逮捕的四人獲得交保釋放。 5月20日全學聯決定撤離台北車站並與各社運團體發起一場反政治迫害的大遊行。[2]
開放的野百合論壇
[编辑]成立於2000第一次政黨輪替之後,由於許多野百合學運的成員隨著民進黨第一次中央執政進入不同的政府機構服務,有些人則是參與選舉成為新生代的民意代表﹑還有許多學運成員進入大專院校任職,為了將年輕時的理想能在體制內落實,前學運成員(陳建志,鍾佳濱,周奕成等) 提出建議組成此一意見交流的平台,該平台結合舉辦實體活動以及透過封閉性網路討論串來進行意見的交流,並相互思辨,挑戰彼此的觀點,以淬鍊學運世代走入社會後的共同價值與使命感。[14]
野百合學運世代聯盟
[编辑]成立於2017年之後,成員主要為曾參與野百合學運前後期的學運世代,背景涵蓋各行業, 宗旨在於當台灣處於重大危機之際,透過發表宣言集體發聲表達立場。包括:
- 2021. 8. 12 在Covid-19疫情期間, 由於台灣政府支持生產的國產高端疫苗遭受在野黨與有心人士刻意抹黑與抵制,野百合世代發起連署活動挺台灣國產疫苗:別讓抹黑阻擋國產疫苗成第二個「護國神山」,部分成員自願參與由長庚醫院執行的高端疫苗追加劑接種研究計畫。[3]
- 2022. 5. 20 面對震驚全球台灣人社區的加州爾灣長老教會槍擊案,響應由亞太自由婦女協會發起共60個社團,共同呼籲全球台灣人團結,要求各在地國政府將製造仇恨及暴力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列為「恐怖組織」。並要求台灣政府立即清查與統促會有關的各種團體、組織,以國安法等嚴格執法,阻止仇恨及暴力在台灣漫延,確保台灣安全。[4]
- 2023. 3. 18 由於俄烏戰爭後的國際局勢變化、中共持續加大力道對台灣文攻武嚇、軍機繞台等威脅不斷,野百合學運世代聯盟利用33週年時刻發表「反侵略、護台灣」聲明,聲明內容對台灣社會提出3項呼籲:一是反侵略的決心才是真和平的實踐之道;二是守護台灣民主杜絕假中立的姑息心態;三是善盡國際責任支持烏克蘭抵抗侵略。[5]
- 2024. 5. 24 青鳥行動期間,野百合學運世代聯盟發出聯合聲明,提出三大訴求,希望號召公民力量,反對黑箱毀憲惡法,揪出國會擴權黑手,力抗國會暗黑勢力。[6]
- 2025. 3. 16 「野百合學運世代聯盟」與跨世代學運社群,特別在台北市放映紀錄片「看不見的國家」,邀來包括野百合、太陽花及青鳥世代的參與者,超過一百人參與,同時舉辦映後講座,邀請台灣史權威,還有中國因素研究專家與跨世代學運代表,深入探討台灣議題。[7]
與其他後期台灣大型學運的關聯
[编辑]由於野百合學運被視為台灣學生運動的里程碑,它賦予了爾後台灣學生遭逢國家社會發生重大危機時,站出來集體行動直接訴求社會力量來扭轉現況的正當性。野百合學運的組織運作方式,特別是過程中強調跨校合作,以民主機制運作,共同發聲集體行動的原則也為後來的大型學生運動提供了經驗和典範。
此外,在野草莓運動(2008),太陽花學運(2014)以及青鳥行動(2024)中,許多在大專院校擔任教職的前野百合學運成員,皆以師長的身分到場支持學生。例如在太陽花運動時,前野百合學運的成員即以老師的身分到立法院外直接輪班進行街頭民主教室,或是到現場參與助講,包括范雲(任教於台大社會系),藍佩嘉(任教於台大社會系),洪貞玲(任教於台大新聞所),邱花妹(任教於中山大學社會系),徐斯儉(任職於中研院),邱毓斌(任教於屏東大學社發系), 陳君凱(任教於輔大歷史)等人。 在2024的青鳥行動中,部分前野百合學運成員則以野百合學運世代聯盟為名義參與立法院外的「反黑箱反擴權」集會,並發表聲明提出三大訴求號召公民力量,反對黑箱毀憲惡法,揪出國會擴權黑手,力抗國會暗黑勢力。[15]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賴中強律師,在大學時經歷野百合學運與台大學生會長的洗禮後,2010年6月在馬英九政府簽訂《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後,賴中強與台灣守護民主平台協會、澄社、台灣人權促進會、台灣勞工陣線等社團與學界共同成立「兩岸協議監督聯盟」,批判馬政府與中國簽署協議的流程違背民主程序,開啟了2013年起反服貿運動的濫觴。他與他擔任召集人經濟民主連合智庫,在太陽花學運與青鳥行動中皆扮演重要的角色,也是2025大罷免運動中的重要成員。
由於野百合學運發生在中國天安門的八九學運不到一年後,兩者也皆為大學生為主體,選擇的抗議方式也類似(靜坐,絕食),也有各自的運動象徵圖騰,因此常為後人拿來做比較,甚至野百合的學運領袖之一范雲被媒體比喻為台灣版的柴玲,但儘管兩者時序相近,卻因台灣與中國截然不同的政治體制與社會背景,展現出天壤之別的發展與結果,常見的比較可歸納如下:[17]
天安門學運 (1989年4月15日—1989年6月24日) | 野百合學運 (1990年3月16日—1990年3月22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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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理由 | 導火線是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逝世,引發了學生對改革開放後社會矛盾積累的不滿,特別是通貨膨脹、官倒腐敗等經濟問題,以及對政治民主化和新聞自由的渴望。學生們認為胡耀邦的逝世是民主改革派的挫敗,因此藉此表達對現狀的不滿和對民主自由的訴求。 | 台灣雖在1987解嚴, 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仍未廢除,中國國民黨仍實質控制整個國家體制,掌握絕對優勢的政治資源,國會仍為萬年代表所把持,全面改選不但遲未實現,老國代還自行投票提高自己出席費與延長自己的任期,並意圖將立法權也納入自己的身上,猶若集體獨裁掌握一切權力的元老院。使得台灣人的真正民意永遠無法呈現,因此學生本於社會良心與對台灣的使命感站出來要求終結戒嚴遺緒,廢除國民大會,還政於民,並冀望台灣人出身的總統承諾推動民主與憲政改革。 |
事件發生地點 | 北京天安門廣場 | 台北中正紀念堂廣場 |
主要訴求 | 初期主要是反官倒、反腐敗,要求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後期隨著運動規模擴大,也提出了政治民主化、給予學運合法性等更高層次的政治訴求。 | 「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制定民主/政經改革時間表」
這些訴求直指當時台灣政治體制中的不合理之處,並提出了清楚的議題與議程要求。 |
象徵圖騰 | 民主女神 | 台灣野百合 |
當局的回應 | 初期寬容,後期定性為動亂,最終於6月3日晚間至4日凌晨動用軍隊進行武力鎮壓,造成大量人員傷亡。。 | 總統李登輝採取了相對溫和且開放的態度。他接見了學生代表,承諾召開國是會議,並回應了部分學生訴求,促成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廢除和萬年國代的退職。 |
學運如何落幕 | 在軍隊的武力鎮壓下,學生被驅散,在坦克與機槍下大量學生與民眾傷亡,整場運動戛然而止。許多學生領袖和參與者被捕、判刑,或流亡海外。 | 在政府承諾回應訴求,特別是李登輝總統與學生代表對話後,學生們自願撤離,運動和平落幕。 |
後續政治影響 | 政治上加強了中共中央的集權統治,政治保守力量抬頭,改革開放進程一度放緩。黨內民主派受到打壓。在國際上,遭到西方國家制裁,國際形象受損,但中共政權得以維持穩定。鎮壓雖然付出了巨大代價,但卻鞏固了中共的絕對領導權,讓任何政治異議都難以公開浮現。 | 政治上加速了台灣的民主化進程,促成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廢除、萬年國代(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的退職,以及後來的總統直選。政府的執政合法性因順應民意而得到提升。在社會上提高了民眾對民主參與的意識,強化了公民社會的力量。野百合學運成為台灣民主轉型的關鍵催化劑。李登輝總統選擇順應民意,不僅化解了危機,更因此贏得黨內推動民主化與本土化力量的支持,加速了台灣民主化的進程。 |
後續社會影響 | 社會氣氛壓抑,鎮壓的陰影深植人心,讓社會對政治變革產生畏懼。 鎮壓導致的政治壓力和持續的意識形態控制,使得社會文化發展受到嚴重阻礙,難以產生多元、批判性的力量。政府將精力集中於經濟發展以維持執政合法性,也讓民眾將目光轉向物質追求。許多知識分子和學生對政治改革前景感到絕望。民眾對政治的參與度下降。 大批知識分子和年輕一代轉向經濟領域,投身商海,或選擇海外發展,對政治參與熱情減退。社會財富積累,但貧富差距擴大。長期形成了「經濟發展優先,政治穩定至上」的社會共識,年輕一代普遍對政治議題相對冷感,追求物質成就。但當權者對網路言論的監控也更為嚴格,以防再度出現大規模社會運動。 | 社會對民主轉型抱有高度期待,公民意識覺醒,社團活動蓬勃發展。自九零年代起,各種社會議題的討論和倡議更為活躍。公民與社運團體更加積極推動各項公共議題的改革要求。催生了大量關注社會議題的非政府組織(NGO),強化了公民社會的力量。
長期而言,台灣漸漸形成了成熟的公民社會,言論自由深入人心。民眾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度高,對政府的監督意識強烈。社會雖有分歧,但能透過民主機制尋求共識。 最終,民主化的成功激發了台灣社會的活力,為多元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土壤。在2000年全民直選總統中央政府首次政黨輪替後,軍隊國家化, 公家機構不再為特定政黨服務,台灣已成為全然成熟的民主國家。 |
學運領袖的際遇 | 多數遭通緝、或在國際人士協助下流亡海外,持續在海外倡議籲請國濟世會要求中共當局還原歷史真相與究責,形成持續關注中國民主議題的海外民運人士,對中國政治與權力核心難以產生實質影響力。中國共產黨對政治異議的零容忍政策,使得任何曾公開反對體制的人都難以在體制內或公開場合發揮影響力。 | 台灣的民主轉型為這些學運領袖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許多人得以進入政界(多數加入民進黨,一部分催生與加入新興民主政黨)、學界、媒體或公民社會組織,繼續為台灣的民主化和社會進步貢獻力量。他們的經驗和理想,也成為台灣民主的重要資產。 |
與野百合學運相關的創作與紀錄片
[编辑]- 女朋友·男朋友 (楊雅喆導演, 2012)[8]
- 台灣特有種-1990台灣野百合學運 (民視台灣演義,4.6.2014)[9]
- 我們的那時此刻 - 野百合篇 (楊力州導演, 2016)[10]
- 公視主題之夜 你怎麼不憤怒!野百合學運 (公視主題之夜, 5.12.2016)[11]
- 台灣記事簿 第38集 [ 野百合學運30年 ] (公視台語台, 3.20.2020)[12]
- 野百合30週年 學運世代成中堅力量 (民視,3.22.2020)[13]
- 你知道野百合學運在抗議什麼嗎?30 年前的學運竟然是台灣民主化的關鍵!(志祺七七 X 圖文不符,04.04.2020)[14]
- 1990年3月野百合學運 史之最 啟動台灣民主化 Part2 (民視台灣演義,06.04.2024)[15]
相關條目
[编辑]參考資料
[编辑]腳註
[编辑]- ^ 1.0 1.1 邱萬興. 看見野百合學運世代崛起!. 台北: 歷史學柑仔店. 2021年3月16日 [2022年5月20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年6月7日) –通过自由時報 (中文(臺灣)).
- ^ 2.0 2.1 莊智. 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 台灣光華雜誌 (台北). 2012-05 [2004-10-3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1-04) (中文(臺灣)).
- ^ 李鴻典,<戒嚴幽靈續頑抗>漫長抗爭換來民主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檔,存档日期2013-10-14., 新台灣新聞周刊, 2007/07/19
- ^ 周克任. 野百合的前夕. HiHo鯨魚網站. 2023-07-24.
- ^ 5.0 5.1 5.2 5.3 林美挪編. 憤怒的野百合:三一六中正堂學生靜坐記實. 台北: 前衛出版社. 1990 (中文(臺灣)).
- ^ 6.0 6.1 野百合學運. 學動.運生 - 臺灣戰後學生運動回顧特展. 2015-10-13 [2023-07-2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4-29) (中文(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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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鄧丕雲. 八零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 前衛出版社.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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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振寰 1990,274
- ^ 楊翠. 2004-05-05 台灣日報《非台北觀點》野百合的新花顏/楊翠. 台灣日報. 2004-05-05.
- ^ 轟國民黨變本加厲 野百合世代:不但是擴權更違反程序正義. 自由時報. 2024-05-25.
- ^ 陳建志. 從天安門到野百合:兩場學運,兩條道路. 自由評論網.
- ^ 六四事件30年 那年在廣場隔海爭取民主的我們. 中央廣播電台. 2019-06-03.
文獻
[编辑]- 鄧丕雲,1993,《八零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台灣研究基金會企劃。台北:前衛出版社。
- 范雲編,1993,《新生代的自我追尋》。台北:前衛出版社。
- 何金山、官鴻志、張麗伽、郭承啟合著,1990,《台北學運 1990.3.16 - 3.22》。台北:時報文化。
- 何榮幸,2001,《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台北:時報文化。
- 林美挪編,1990,《憤怒的野百合:三一六中正堂學生靜坐記實》。台北:前衛出版社。
- 孟繁忠,1991,《臺灣地區解嚴後學生運動之研究》。中央警察大學警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 Tang, Yung-yi. 1996. Evaluating Media Performanc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aiwanese Press Coverage of the Wild Lily Movement. Ph.D. dis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 不著撰人,nd,《1990年代:野百合學生運動》 [online]。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引用於 2004年10月30日]。全球資訊網網址:[16]。
- 陳福當,nd,《三月學運》,見學習加油站 [online]。台北:中華民國教育部。[引用於 2004年10月30日]。全球資訊網網址:[17]。
- 王振寰,1990,〈學生運動與政治〉,見林美挪編,《憤怒的野百合:三一六中正堂學生靜坐記實》,頁272-75。台北:前衛出版社。
- 莊智,2002,《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 [online]。台北:光華雜誌。[引用於 2004年10月31日]。全球資訊網網址:[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