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转到内容

三和一少

添加链接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三和一少，是1962年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等人对王稼祥的对外工作观点的批判性总结：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后，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提出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及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等观点，被毛泽东等人总结为“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1][2][3][4] 王稼祥因此遭批判撤职，直至1979年拨乱反正时期获平反[1][3][5][6]。

历史

[编辑]

提出

[编辑]
参见：三年困难时期、中苏交恶和七千人大会
王稼祥

1959-1961年中国大陆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数千万人死于大饥荒[7][8][9][10][11]，但同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援助最踊跃的时期之一[1][2]。与此同时，中苏论战公开化，双方在西藏达赖喇嘛问题、台海危机、中印边界纠纷、“大跃进”等问题上发生争论，1960年苏联突然撤走1390名在华专家、终止600份合同，中苏交恶[12][13][14][15][16]。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后，在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等人提出了一系列稳妥务实的对外工作主张，包括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采取和缓的方针，注意斗争的策略，以争取渡过或减轻困难[1][2][3][4]；为此，要避免中苏关系的公开破裂、要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地吸引到中国身上、要避免朝鲜式战争、采取谈判手段解决中印争端等[1][2][3][4]。1962年春，王稼祥主持撰写和审定了《关于支持别国反帝斗争、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运动问题——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提纲，认为[1][17]：

在我们目前处于非常时期的条件下，更要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在某些方面甚至需要适度收缩，预见到将来我办不到的事，要预先讲明，以免被动。

196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举行争取普遍裁军的世界和平大会，中国派出了以茅盾为团长的代表团，代表团按照事先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商定好的“低调”方针发言，较多地强调高举和平旗帜的立场[3][17]；其中茅盾的讲话稿由王稼祥主持起草，王稼祥认为，在裁军大会这样的场合，讲话的侧重点是要把和平问题讲透，故讲话稿了突出“和为贵”的思想[3][17][18]。此后裁军大会通过的共同文件比茅盾的讲话稿的调子低得多，没有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字样，而苏联方面对中国代表团的做法也比较满意，但引起了几个亚、非国家代表的不满[3][17][18]。随后毛泽东批评中国代表团说：“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3][17][18][19]

批判

[编辑]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 § 输出革命
1965年，毛泽东与刘少奇会见越南共产党领导人黄文欢[20]。

1962年夏，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康生等人批判性地总结了王稼祥的对外工作观点，“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即“三和一少”[1][2][17][19]。在8月举行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把对外政策中的“三和一少”和国内政策中的“三自一包”联系起来，认为“党内出现了新的右倾思想”[17][19]。在9月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三和一少”遭到批判，此后王稼祥被实际撤销了中联部部长的职务，搬离中南海，不再是党的重要领导人[1][3][4][6][18][19]。1960年代起，中国共产党在东南亚地区大力输出共产主义革命，援助了包括印尼共产党、马来亚共产党、越南共产党、柬埔寨共產黨、缅甸共产党、泰国共产党、菲律宾共产党等诸多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和游击队[21][22][23][24][25]。1964年2月，在接见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等外宾时，毛泽东再次提到[26][27][28][29][30]：

1962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更多。夏季我们开了工作会议、中央全会，把这些问题都抖落出来了。

同年3月，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插话，“一九六二年，又闹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各部门可不稳呢！邓子恢要搞‘包产到户’。王稼祥过去从来是有病，那半年没有病了，就是要‘三和一少’。可积极哩！... 那时他们在国际上是要搞‘三和一少’，在国内是要搞‘三自一包’。”[31]

至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康生等人又进一步提出建国前17年施行的是“三降一灭”的外交路线（亦有说法是王力把“三和一少”拔高到了“三降一灭”[32]），毛泽东同意进行批判[1][33][34][19]。王稼祥遭到批斗和迫害，并遭到软禁，于1974年病逝[1][2][3][4][6]。

后续

[编辑]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 § 改革开放

拨乱反正期间，1979年2月，中联部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建议为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无”问题平反的请示》[18]。同年3月9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出《关于为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通报》，其中指出：康生、“四人帮”等人强加于中联部和整个外事战线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修正主义路线的罪名，应予平反[5][6]。

改革开放后，在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建议下，邓小平决定不再搞革命输出，断绝了对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援助，大大改变了中国的周边国家政府的关系[35][36][37]。

参见

[编辑]

参考文献

[编辑]
  1.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罗雪挥. 王稼祥在1962年：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 中国新闻网. 《中国新闻周刊》. 2008-12-3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5-03-15） （中文）. 
  2. ^ 2.0 2.1 2.2 2.3 2.4 2.5 王稼祥的“三和一少”. 大众网. 2009-07-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8-11） （中文）. 
  3. ^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王稼祥因“三和一少”离开岗位. 凤凰网. 《羊城晚报》. 2015-10-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5-26） （中文）. 
  4. ^ 4.0 4.1 4.2 4.3 4.4 王稼祥：不能为了党员数量而降低党的质量、党的水平. 人民网.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4-10）. 
  5. ^ 5.0 5.1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79年. 人民网.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4-08-06） （中文）. 
  6. ^ 6.0 6.1 6.2 6.3 吴兴唐. 首任中联部长王稼祥：“三和一少”问题平反. 新浪. 《中国新闻周刊》. 2014-12-2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5-03-16） （中文）. 
  7. ^ 贾艳敏; 朱进. 国内学者“大饥荒”问题研究述评 (PDF).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 17 (2). doi:10.13317/j.cnki.jdskxb.2015.015.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4-12-02）. 
  8. ^ 陈意新. 西方学术界的大跃进饥荒研究 (PDF).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01. doi:10.13317/j.cnki.jdskxb.2015.002.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21-05-17） –通过香港中文大学 （中文）. 
  9. ^ 劉兆崑. 中國大饑荒時期「非正常人口死亡」研究之綜述與解讀 (PDF).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 2008年, (77).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4-10-09） –通过香港中文大学. 
  10. ^ 储百亮. 大跃进究竟饿死多少人？. 《纽约时报》. 2013-10-1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0-22） （中文）. 
  11. ^ MENG, XIN; QIAN, NANCY; YARED, PIERRE. The Institutional Causes of China's Great Famine, 1959–1961 (PDF).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15, 82 (4): 1568–1611. ISSN 0034-6527. doi:10.1093/restud/rdv016.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19-09-06）. 
  12. ^ 彭学涛; 郑瑞峰. 中俄揭秘档案：毛泽东四会赫鲁晓夫(组图)(4). 中国新闻网. 《文史精华》. 2009-06-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9-06-08） （中文）. 
  13. ^ 6月24日：中苏两党关系公开破裂. 人民网. 2013-06-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5-02-16） （中文）. 
  14. ^ 20世纪60年代初期苏联驻华商务机构撤销问题的历史考察. 人民网.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5-01-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4-06-11） （中文）. 
  15. ^ 1960年苏联撤走在华专家 中苏关系走向破裂. 凤凰网. 凤凰卫视. 2013-08-2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4-06-11） （中文）. 
  16. ^ 陈小平. 20世纪50至60年代“中苏大论战”的背后──评吴冷西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 《当代中国研究》. 2002年, (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4-12）. 
  17. ^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王稼祥被指责搞“三和一少”前后. 江苏党史网. 《世纪风采》. 2021-02-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5-03-16）. 
  18. ^ 18.0 18.1 18.2 18.3 18.4 吴兴唐. 中苏大论战中的中联部. 光明网. 《文摘报》、《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8期. 2013-03-1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5-02-16） （中文）. 
  19. ^ 19.0 19.1 19.2 19.3 19.4 阎明复回忆：康生利用反修斗争取得毛泽东信任. 凤凰网. 《读书文摘》. 2007-12-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7-12-14） （中文）. 
  20. ^ 毛主席刘主席接见越国会代表团 黄文欢团长向毛主席赠送越南军民打下的美机残骸一片. 公共数据开放平台. 《人民日报》. 1965-07-17 （中文）. 
  21. ^ 梁衡. 揭秘：邓小平为何决定停止“输出革命”？. 凤凰网. 《北京日报》. 2011-07-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6-29） （中文）. 
  22. ^ 塞巴斯蒂安·斯特兰高（Sebastian Strangio）. 中国的援助让柬埔寨胆量倍增. 耶鲁大学. 2012-05-1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5-17） （中文）. 
  23. ^ 马来亚共产党战败史：被遗忘在丛林中的华人革命. 凤凰网. 千龙网. 2010-03-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3-18） （中文）. 
  24. ^ 金津. 马共的革命与终结. 《华夏文摘》. 《炎黄春秋》. 2016-08-3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6-30） （中文）. 
  25. ^ 流亡中国的东南亚共产党遗族. 《快乐老人报》. 《共产党员》. 2012-08-2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10-04）. 
  26. ^ 丁抒. 大跃进/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 香港中文大学. 2009-0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27） （中文）. 
  27. ^ 戴煌. 庐山会议到文化大革命（一）. 《华夏文摘》. 《“‘造神运动’的教训——为庆祝新中国五十华诞而作”》. 2002-03-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4-23） （中文）. 
  28. ^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4年. 人民网.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4-08-06） （中文）. 
  29. ^ 党史百科：中央工作会议(1964年5月15日-6月17日). 人民网.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27）. 
  30. ^ 何云峰. 毛泽东晚年在接班人问题上的三大心结.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5-02-14）. 
  31. ^ 毛泽东. 在一次汇报时的插话. 马克思主义文库. 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1964-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5-02-10） （中文）. 
  32. ^ 第十七章 参加毛主席的生日家宴. 马克思主义文库. 《戚本禹回忆录》.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3-21） （中文）. 
  33. ^ 卜偉華. 文革中的外交極左問題 (PDF). 《二十一世纪》. 2006年, 6 (95).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2-11-06） –通过香港中文大学. 
  34. ^ 程映虹. 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 《当代中国研究》. 2006年, (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5-02-21）. 
  35. ^ 梁衡. 揭秘：邓小平为何决定停止“输出革命”？. 凤凰网. 《北京日报》. 2011-07-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6-29） （中文）. 
  36. ^ 面对现实 实事求是:邓小平认错感动李光耀. 人民网. 《老年生活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2-04）. 
  37. ^ 特稿：剪不断理还乱 李光耀的中国情结. 英国广播公司（BBC）. 2015-03-2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2-15） （中文）. 
检索自“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三和一少&oldid=86467651”